杨亦周生于1901年，河北省行唐人。1928年北伐军占领天津时，曾任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委员兼组织部长，后任常务委员；1929年因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改组被免职，后因反对蒋介石独裁被国民党开除。此后去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和伦敦政治学院学习。1934年回国后，历任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教授、院长、陕甘实业公司经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天津分公司经理、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副署长、天津市参议会议长等职，结识了于树德、杨秀峰、南汉宸、黄松龄、林伯渠等老一辈中共党员，为革命做了不少有益工作。尤其是天津解放前夕，他同中共地下党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共地下党曾通过杨亦周对国民党当权者进行分化瓦解工作。1948年11月杨亦周以个人名义给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写信，劝他“如何自处，要早做打算。”与国民党天津市长杜建时就时局前途交换看法，渗透和平解放的意图。杨亦周对保护中纺公司产品、原料、设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1948年下半年起，他有计划地抵制棉布、棉纱南运，到解放前夕，库存棉布80余万匹，棉纱1.5万余件，比平时高出了3倍。中纺总公司多次电令将中纺公司库存全部抢运到上海，甚至通知他“本总统蒋谕，不得有违”。杨亦周复电云“：正在觅船装运”，或云“：正在接洽飞机装运。”从而使中纺公司库存的纱布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中纺公司库存的这批纱布，对天津解放初期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保障人民生活起了很大作用。
1948年冬，中纺总公司密电杨亦周，令他将中纺公司四、五厂的设备部分拆除运往广州安装，他一直拖延未办。天津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后，杜建时曾向杨亦周透露了蒋介石的密令：命令军队在放弃天津之前，把中纺公司的全部机器炸掉，纱布销毁。杨亦周得知此情况后，一方面立即向地下党组织报告，一方面亲自找陈长捷，表示愿意送几万匹布，给士兵换服装，藉此疏通关系。由于地下党组织掌握了敌人准备破坏重要设施和工厂、学校的计划，把工人、学生组织起来，加强了护厂护校的斗争；杨亦周也对各厂厂长及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思想工作，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动员大家保护工厂。各厂厂长和技术人员跟护厂队一起，冒着炮火，日夜守卫工厂，使机器设备和财产未遭受任何损失。解放后，中纺公司所属工厂，除七厂毁于炮火外，其他各厂均完整地由军管会接管。
建国后，杨亦周先后担任了华北纺织管理局副局长、天津市副市长、河北省副省长、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曾任全国人大代表；民革天津市第一、二、三届委员会主委、民革河北省委员会第二届主委、民革第三、四届中央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第四届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杨亦周受到冲击，含冤去世，享年69岁。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杨亦周的冤狱得以彻底平反昭雪。1978年10月18日河北省、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厅在天津烈士陵园为杨亦周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陈伟达、全国人大常委杨秀峰等送了花圈。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阎达开主祭，河北省统战部副部长马卓洲主持骨灰安放仪式，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李定致悼词，高度评价了杨亦周的一生，郑重宣布“：林彪、‘四人帮’和天津市某些负责人强加给杨亦周先生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予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
黄逖非生于1905年，湖南省南县人。曾在私立法政学校学习2年法律。抗战胜利后任南京《和平日报》经理。1949年任中央银行专员。1953年任天津文史研究馆秘书。先后任天津市政协常务委员、第二至第四届天津市政协副秘书长、第五至第八届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第四、五届委员、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常委。1978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天津市委第四、五届主委；民革天津市委第六至八届名誉主席；民革中央第五届委员、民革中央第六届常委；第七、八届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黄逖非担任市民革主委期间，采取“大事不放手，小事不过问”的态度，注意发挥驻会专职领导人的作用，并能及时协调领导班子内部的关系。积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敢于直言，勇于提出批评意见，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并在《团结报》发表文章，指出民主人士要做中国共产党的真正诤友，同党肝胆相照。他受有关部门派遣于1950年赴港澳、1980年赴美开展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受到好评。
陈培烈浙江省诸暨人，当选民革市委会主委时年已69岁。1943年6月他从北洋工学院土木系毕业后，任浙江省社会处科员、杭州市公务局科员。1949年任杭州宗文中学校长。1950年至1987年任天津市政建设委员会副工程师、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第五办公室工程师、天津市建设委员会、水利电力局工程师、公用局高级工程师、市引滦工程指挥部、市重点工程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与他人合著了《堤防的修建与维护》，主编了《天津市煤气化工程》《、引滦入津》（3卷）。1955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八届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天津市委第五届常委、副主委；民革市委会第六、七届主委、民革市委会第八届名誉主委；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届天津市政协委员、第八届市政协常委、第九届市政协副主席。
陈培烈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在紧要关头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在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面对全市乃至全国出现的声援学生绝食而举行的演讲、示威游行等行动，不随波逐流。他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民革党员要同中共风雨同舟，共渡难关，在紧要关头与中共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并拒绝在一些民主党派声援绝食学生的联名信上签名，受到中共天津市委的高度评价。
陈培烈在参政议政方面贡献突出。他在全国政协八届二、三、四次会议上3次提出“建议制定固定资产投资法”的提案，受到国家计委重视，认为其“有新意，有深度，有远见”。目前，固定资产投资法已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为了维护引滦入津隧道、泵站等设施，他沿引滦线路逆水而上，在离津100至200公里的尔王庄泵站、于桥水库、潘家口水库调查工程受损情况。还撰写了调查报告并以民革天津市委会的名义报送有关部门，得到时任天津市市长张立昌的重视。有关部门为此拨款3200万元对有关工程进行维修，使全市的生命之水万无一失。同时，他还精心组织民革党员开展调研，向有关部门建言献策，受到重视和采纳。
陈培烈在工作中一贯兢兢业业。他在引滦入津工程中荣立一等功，市政府给予他高度评价“：该同志在引滦工程建设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专长和经验，从前期的踏勘选线，编制设计任务书，筹组指挥部机构，到工程建设中的计划部署，经验总结，都给领导起到了重要的参谋助手作用，该同志年高六旬，但工作劲头大，责任心强，工作成绩突出，获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www.xing528.com)
杨大峥生于1932年，江西南昌人。他在几十年从医从政的生涯中，留下了光彩的足迹。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他在天津传染病医院工作了34个年头，从住院医师到主任医师、科主任、副院长，留下了一连串感人至深的故事。50年代末期，杨大峥跟随医疗队到冀中饶阳农村，热情为患者诊治，以精湛的医术，挽救了危重病人的生命，受到了患者的称赞。
1989年杨大峥走上了市卫生局副局长的领导岗位，分管卫生防疫、卫生监督、地方病防治工业。上任后，他不辞辛劳，深入基层，足迹遍及全市18个区、县。每年都有200多天在工商企业、油田、港口、铁路和村乡街道，调查研究，听取意见，解决各方面问题，推动全市公共卫生工作的开展。在杨大峥和其他同志的努力下，天津市传染病总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受到市政府和卫生部的多次表彰和奖励。
杨大峥作风民主，办事公正。他依靠党委领导团结干部、专家，充分发动群众。为使管理工作法制化，他带领有关同志先后制定了有关传染病预防、食品卫生、工业卫生、公共场所卫生管理等20多个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使全市公共卫生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93年杨大峥从繁忙的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作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转到市卫生防病中心工作。
当选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后，杨大峥在参政议政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民革中央委员、市民革副主委和市民革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杨大峥和民革党员们经过调研提出的第43届世乒赛组委会应设立医疗卫生部的建议被采纳后，与市防病中心联合制定了《第43届世乒赛卫生防病工作预案》，经专家论证被市科委批准为科研项目。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带领高、中级专业人员，刻苦攻关，为该《预案》的完成作出了贡献《。预案》不仅保障了世乒赛顺利进行，而且节约经费332万元。《预案》因此荣获市统战系统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市卫生系统科技进步二等奖。
作为市人大常委和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卫生专业组负责人，杨大峥在对全市职业病情况调查分析后，领衔提出了尽快制定天津市职业病防治条例的议案。在该条例的起草和审议过程中，他针对尘肺、职业性中毒、职业肿瘤、放射病等发病率高，严重危害职工健康的情况，提出了切合实际的防治规定。该条例颁布实施后，改变了过去对企业缺乏强制措施和执法部门分工不明的状况，使全市职业病防治工作出现了依法治理的新局面，对于规范乡镇、外资、合资等企业的生产和保护职工健康产生了重要作用。几年来，杨大峥和其他人大代表联合提出并参与制定和审议了6部有关公共卫生方面的地方法规，并积极参与审议了50多种地方性法规，为天津法制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杨大峥作为市政协医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还先后主持完成了“关于公费医疗、劳保医疗的调查研究”“、关于社区医疗和全科医生的培训的建议”等8项调研报告，并被市政府有关部门采纳。
杨大峥是著名的传染病与公共卫生专家。在几十年的行医生涯中，他平易近人，温文尔雅，思维镇密，蕴藉丰厚，在学术领域成就显著。他先后出版了《白喉》《、传染病手册》；在全国权威性学术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同时，还主编出版了《公共卫生手册》等著作。他主持的“慢性肝炎的治疗研究”被专家认为“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获得天津市卫生系统科技进步奖。他的名字被收入了“中国当代高级医师大全”。
1997年后，杨大峥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民革主委，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在做好领导工作的同时，还撰写了10余篇调研报告，受到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的重视，许多建议被吸收采纳。
1999年他深入天津农村和赣、浙、沪等省市调研考察后，针对天津农村医疗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搞好我市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意见建议”。在2000年召开的天津市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建议”被列为大会1号发言，受到市长李盛霖，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房凤友等领导同志的重视，并责成有关部门尽快解决。
为了解决垃圾养猪屡禁难止这一社会公害，杨大峥率领民革成员与市政协委员中的专家深入城乡结合部的各垃圾场了解情况，提出了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打一场围剿垃圾猪歼灭战的建议，被市政府有关部门采纳。为了增进天津与青海的协作，杨大峥主委率市政协医药卫生考察团赴青海，促成了由著名的青海金诃藏医药集团与天津有关单位的合作，组建了“天津藏医药风湿治疗中心”。同时他还为甘肃省引进资金、技术做出了贡献。
（李津川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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