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进一步调整和改善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消除各民主党派成员中由“反右”等运动带来的紧张、疑虑情绪，以李维汉为部长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提议采用“神仙会”的方式，和风细雨地讨论各民主党派成员中的思想认识问题。
1960年10月3日市民革召开会议，学习贯彻民革中央四届二中全会精神。这次会议采取“神仙会”的方式进行“，通过和风细雨、自我教育的方法，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并且保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鼓励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有争有辩，有敞有议。会议气氛和谐、热烈，做到了“有争论，无压力”，与会人员普遍感到心情比较舒畅，思想有所进步。此后民革组织中广泛开展的自我教育活动，为团结和动员广大成员顺利度过3年困难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3年困难时期，民革成员坚决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经受了考验。这一时期，市民革一方面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组织成员学习，进行形势教育，使广大成员坚定了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一道，同甘共苦，战胜困难的信心；另一方面，各级组织发动成员和所联系人士，响应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号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兴办街道工厂，从事副业生产，参加各种社会服务工作，以各种方式克服困难，度过难关。
发动民革成员撰写文史资料，是民革市委会在经济困难时期开展的又一项重要活动。据统计，到1964年市民革成员共撰写文史资料百万余字。这项工作不仅为许多成员提供了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的机会，也对作者本人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为研究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1963年2月18日至3月5日民革天津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在三届一次全委会议上，杨亦周当选主任委员，于松如、凌勉之当选副主任委员，马际融当选秘书长。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贯彻民革四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开展以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此，市民革号召全体成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时事政策，提高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改造立场和世界观，在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www.xing528.com)
在开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内容的“三个主义”教育运动中，市民革制定了以“三挖、一扎、两促进”为主要内容的规划，即：挖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根子；扎无产阶级的根子，促进政治思想和服务的革命化。同时实行了“三大”，即：大讲阶级斗争形势，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大议阶级斗争问题。对此，于松如在1979年底召开的民革天津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民革天津市第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指出“：在我们过去的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问题，特别是1963年到1966年那一阶段，往往对成员的要求，未作认真地分析和及时反映，只强调代表成员的根本利益——改造；对成员的思想改造，存在宁‘左’勿右的倾向，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错误的。”
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间，尽管受“左”的思想影响，国家政治生活出现不正常状态，但市民革仍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改造和服务相结合的方针，取得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进步。民革各级组织一方面推动成员和所联系人士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开展思想教育，加强世界观和旧的思想观念的改造；另一方面鼓励成员和所联系的人士积极投入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做好本职工作，参加劳动锻炼，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在实践中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正是这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使民革成员和所联系人士在思想上、政治上得到很大提高，更加坚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文革”的全面爆发。从8月25日开始，200多名津京红卫兵冲击市民革机关，揪斗部分负责人，勒令停止办公，解散组织。民革机关干部被迫贴出大字报，接受红卫兵意见，从即日起民革市委会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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