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看张立新先生的《瓯人与东瓯国》，瓯人与东瓯国一直以来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书中涉及的几个大宗问题，如瓯与瓯器及地缘关系，瓯人的活动区域，商周时期众多与瓯有关联的方国最后的走向，瓯的远古聚落形态在夏商周存在的形式，以及东瓯何时真正立国，都城何处，勾践分封与瓯人内迁的真正原因等等，都是瓯文化所讨论的焦点所在。而温州区域内，近些年，如曹湾山（老鼠山）遗址、石棚墓、西周土墩墓的田野发现与发掘，包括原东瓯国辖区内的台州、丽水等处大量史前遗址遗物的出现，又使得对瓯人的探研出现了全新的、多源性的争鸣。在温州、台州两地多次的瓯文化学术研究会上，不少的论点依然有分歧。比如东瓯王都城，台州学者就持不同意见。在僵持的节眼上，双方有必要模糊今日行政区划上的桎梏，有些问题一朝一夕是无法解决的，放下架子先做全做大基础性的史料收集，水到渠成，方可迎刃而解。当我通读《瓯人与东瓯国》后，感到立新先生所做，正是吸纳大量的翔实史料，在条分缕析瓯人、东瓯国的过程中，有节制地表达上述问题，或做结论性的回顾，或记录性地罗列，或提出问题不予以定调，总之，切中肯紊，拿捏到位。此书史料繁纷而不琐碎，行文严谨而不枯燥，堪称是近期个人研究瓯人与东瓯国历史很好的史料范本。
从张立新先生的书中，我们也看到瓯人与东瓯国的研究依然困难重重，谜团不少。目前，瓯人和以瓯人为主流国民而诞生的东瓯国，是早期两个最具“瓯”特色的符号。因为有了瓯人，东瓯国的存在才名正言顺。过去，由于文献史料贫乏，有关瓯与瓯人的信息往往呈现碎片化。《山海经》“瓯居海中”，南朝郑缉之《永嘉郡记》对东瓯王城的描述也是只言片语，《史记》里《越王勾践世家》《东越列传》，虽说出现的瓯人与东瓯国，有历史有情节有人物，其中关于瓯人源出勾践族类，与今日考古新发现比对，就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到宋、元、明以后的志书，往往不是引用前说，就是对东瓯王以志异内容加以渲染。有的表达如同神话，令后人产生亦真亦幻之感。到了晚清，以孙诒让为代表的一批具有严谨的学术态度的学者开始对东瓯国故给予应有的重视，当时，他只能从文献里寻找蛛丝马迹，但其开创之举，启迪后人，依然难能可贵。
一直到了1949年后，现代田野考古学开始广泛运用，东瓯的“地层书”才逐渐翻开，人们的视野开始从故书文献里移向更为广阔的田野中去，考古学补史证史的奇妙功能突显出来。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与考古带来的是全新的视野，1955年夏鼐先生的《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出版。他提出：根据《越绝书》佚文，温州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推溯到周元王四年（前742）越王勾践立其子为东瓯王并令范蠡筑东瓯城时期，浙南的东瓯或东越和福建北邻的闽越相毗邻。在西汉初年还是半独立的部落，文物方面，浙南和闽北相接近，文化又与福建昙石山遗址相对比，从文物角度论证了闽越与东瓯（瓯越）之间的考古学上的同一性。吻合了史书中瓯越、闽越同为勾践后人之说。由此，当代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开始成为研究瓯人与东瓯国的“金钥匙”，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三次全国性的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特别是近几十年大量的地下文物出土，对瓯与瓯人的认知轮廓开始清晰起来。尤其是一些重大遗址的发现，颠覆旧日一些结论。如1988年对飞云江上游泰顺境古遗址的调查中，发现了十几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春秋时期的遗址，改写清林鹗写的《泰顺分疆录》中泰顺唐时才有人类活动的历史的结论，把泰顺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了3000多年。此外，如瓯江流域乐清白石杨柳滩遗址，飞云江流域瑞安的大坪、文成的鲤鱼山遗址、泰顺的下湖墩、狮子岗等众多史前文化遗址，瑞安、平阳、苍南发现的石棚墓，穗丰发现的西周高等级土墩墓等，其蕴含信息可圈可点。特别是2002年曹湾山遗址的发掘，改写了新石器时代至西周东瓯文明的历史进程，极大地丰富了瓯文化的内涵。曹湾山（老鼠山）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开始认真地思考脚下这片海陆更替的土地。它出土的大量文物，与瓯江上游的好川文化同出一源。由此，推断出约4500年前，良渚文化的一支越过钱塘江向西南扩展，沿着瓯江流域，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建立地区性生态文化区，过着部落制的社会经济生活。其中，好川文化是它在瓯江上游的代表，温州曹湾山（老鼠山）遗址则是它在瓯江下游的代表。后者就是最早的温州人的祖先——土著瓯人。(www.xing528.com)
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瓯人与东瓯国，依然迷雾重重。对“瓯”尚无全面系统的权威解读，特别是关于瓯人的族源，东瓯国都的归属地，石棚墓的特殊墓制成因，西周土墩墓的墓主等等，更是莫衷一是。近年来，温州及毗邻地区的一些考古遗址的发现，大量相关的文物出土，对补史与证史起到积极的作用，社会科学专家们扩大领域之间的合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一些新的信息开始浮出水面，也引发了新一轮的探索瓯文化的热潮。
张立新先生从事史学研究，虽为半路出家，但从其新著《瓯人与东瓯国》中可看到其对瓯文化研究的担当。他说：“在数千年过去的今天，我们审视脚下这块土地的文化环境，会发现依然处处看到源头文化的身影。浙南地区在经济发展中出现‘温州模式’溯本寻源，似乎也能感觉到源头文化的推力。由此可知，了解和研究瓯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它的特性，并非是一件可有可无、多此一举的事情。”书里他用平白而略带抒情的笔调，勾勒出一个远去家园的背影。尽管他的职业不是文物考古，但他的书里，几乎罗列了近些年对瓯人与东瓯国研究的最前沿的资料，他的归纳有其独到之处，对行内人士甚有启示。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张立新先生以病弱之躯，老骥伏枥，默默地开山架桥，力做开启山林之努力，积极为瓯人与东瓯国的研究立言献策，其心至诚，其功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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