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龙舟表象是民间水上竞技,其实从温州历史的大视野去审视其深层内涵是对滋养万物的水的恐惧与对龙王的敬畏。对平水王周凯的崇拜在温州极为普遍。惠民王是海上航行的保护神,香火极盛,其在温州的影响要超过天妃。唐大历年间,著名诗人顾况任职永嘉盐监官,目睹大水给温州百姓及盐民生活造成的巨大损失,为此还专门为当地盐民写了《释祀篇》祭祀海龙王,祈祷龙王保佑。温州扼守瓯江入海口,从东晋以来便是浙东南出海的重要港口。温州人擅长航海技术,在与变化无常的大海的接触中,深知人的渺小与无助,给温州造成最大损失的是海啸与飓风这些来自海面的威胁。因此,从宋代开始,祭祀海神活动成为当地最重要的盛典之一。如1947年夏鼐先生发现于海坛山的《海神庙碑》即北宋时温州祭祀海神的真实写照。元代温州著名画家王振鹏《江山胜览图》长卷。画中所绘舟船68艘,有内河的渡船、小渔船;海运漕船中的遮洋船风船;水师战船中的刀鱼战棹;远洋大船中的三桅船、四桅船。图中有佛事活动浴佛节,在画中可清晰地看到,在佛事活动中,有许多施主就是船主或与船运有关的船工,佛事过后,他们得到了诸神(其中包括东瓯王)以及妈祖的保佑,停靠在港湾的各类船舶才会扬帆出海。图中还绘有击鼓投食祭海的情景。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温州作为一个依山靠海的海贸大港,百姓与水与海的密切关系,百姓通过祭祀这种庄严的仪式寻求精神的抚慰与寄托。
温州自古以来造船业发达。三国时期,温州就是中国沿海主要的造船地区,其附近的平阳就有“横屿船屯”。东晋太宁元年(323)永嘉建郡时,就在沿江北岸设立港口。至唐代,温州的造船技术进一步提高,已能建造远洋海船,城区沿郭公山下沿瓯江一带有许多造船工厂,不仅制造小型生产船只,而且能制造大型的军事用船,成为中国主要造船基地之一。1960年10月,温州市郊西山猫儿岭东北麓自来水厂工地出土四艘楠木制成的晋代梭形独木舟,经考证为内河运输用双体复合独木舟,即是温州造船技术较高的证明之一。由于温州及周边地区盛产造船所用的木材、铁钉等重要原料,北宋初,温州年造船125艘,为全国11个造船中心之一。到哲宗年间,“岁造船以六百只为额”,居全国各船场之首。南宋,温州的造船工艺有了进一步提高,已能依照“船样”(图纸)打造船舶。除官营造船厂外,私营造船业也十分兴旺。元代,温州港成为对外开放的七大港口之一,朝廷在温设市舶转运司。元贞元年(1295),周达观从温州扬帆出使真腊(今柬埔寨),所著《真腊风土记》详细记载了温州与柬埔寨贸易往来的盛况。名闻遐迩的龙泉青瓷通过温州港远销东亚、南洋、非洲诸国及欧洲,温州港一时成为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温州的商业和对外贸易异常活跃,造船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当时温州的造船业分官、私两类,年造船额在全国名列前茅。此优势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温州的造船工匠对制造各类船型得心应手,相比较而言,不需抗击海洋大风大浪的龙舟的制造就比较容易。但早期龙舟的样式,只能从一些传世的绘画作品中一窥风采。如元代王振鹏传世所画与龙舟竞渡有关的画卷共有四本:《龙舟图卷》《龙池竞渡图卷》《宝津竞渡图卷》《金明池龙舟图》,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其中收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金明池龙舟图》,画面是根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描绘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每年三月三日皇室在宫廷后苑金明池举办龙舟竞渡的盛大场面。在宋元之际温州民间的龙舟虽没有皇家气象,但每年活动已非常频繁,至迟在宋时已很流行。明时,端午盛行龙舟竞渡。由于民风彪悍,众多龙舟在狭小的河道上竞渡,常因风俗不合或集资矛盾而发生争执。(www.xing528.com)
(宋)海神庙碑拓片
从温州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代嘉靖年间的栩栩如生的樟木龙舟头可看出其精湛的工艺。写实的鳞片,炯炯有神的龙眼,虽然时间已过去四百多年,色泽鲜艳依旧,神情毕现,活灵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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