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掌故：温州银矿开采与新县建立的历程

如果现在有人问，温州产银吗？回答是否定的。但明代的温州不但产银，而且明嘉靖前的一段时间还是浙江最重要的产银区，银课超过全国的三分之一。现在，温州一些县还留有不少与采银有关的地名和遗址。如平阳腾蛟赤岩山（俗称银坑山）、银坑村，泰顺龟湖银坑洞、三魁银场坑、仕阳洋望炉、茅坑炉、太监府等采矿、冶炼或课税地都曾经热闹一时。泰顺龟湖银坑洞至今还流传“三千打银人，四千过往客”的民谣，周边的一些村落里还完整保留当时来自江西、福建的矿工后裔的独特族姓。

明代是中国商品经济进入全面复兴的时期，白银开始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正统初，明政府将江南诸省田赋改征银，称“金花银”。后又下令班匠一律以银代役，每人每年纳银四钱五分，称“匠班银”。由于社会对白银需求量大增，刺激银矿的开采，明代进入中国古代最后一个采银高潮。当时的银场分布在浙、闽、川、滇四省，尤以浙江银矿产量最大，而浙江大部分的白银都出自温州、处州两府。(www.xing528.com)

明代温州辖有四个县，即永嘉、平阳、乐清、瑞安四县，银矿产地主要集中在平阳。如赤岩山的银矿从永乐十一年（1413）开始开采，开开停停，前后长达百年。明正统元年（1436），温州一带的银场曾因矿脉枯竭而封矿。政府不开采，一些熟练矿工们为了生存，就只得躲进深山老林里私底下偷开。就像北方遍地开花的小煤窑一样，私开小矿，打通关节可以偷税漏税，上面征不了税，管理成本也很低，利润自然丰厚。朝廷鞭长莫及，管不了，但银税照收。福建银课增加到三万两，浙江增加到九万四千四十余两，是洪武时的十倍，这种银税，使偷开的矿工也无利可图。本来矿工的人员组成就很复杂，有逃犯、有逃避役赋的佃农、有落魄的读书人、有无地产的流浪者、有执不同政见的退伍军人，而沦落天涯的共同命运，使他们很容易走到一起。于是，在正统九年（1444），矿工叶宗留在福建拉起队伍造反了，并与据守官台山（今福建寿宁城东北）的沙县农民邓茂七起义军相呼应，往来于浙、闽两地之间。平阳县的归仁乡与瑞安县的义翔乡，地处僻远，政府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这些造反的矿工，经常两边打游击，好几个县城都被攻陷。明政府只得派兵部侍郎、浙江布政使孙原贞带了10万大军，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才彻底地剿灭矿工和失业流民的造反。心力交瘁的孙原贞认为要管理好这些滋生矿工造反的土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片地广人稀的区域分疆立县，以行政手段进行全方位的管理，才不会死灰复燃。景泰皇帝同意他的设想，于景泰三年（1452）划瑞安的义翔乡五都十二里、平阳的归仁乡三都六里单独设县，取“国泰民安，人心效顺”之意，赐名“泰顺”。浙江因此原因同期建县的还有景宁、云和、宣平（1958年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