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12日，陈可辛导演的电影《投名状》在国内开演。这部电影讲的是130多年前的一个大事件：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江宁府校场前被响马张汶祥刺死。作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从审案之日起直到清灭案情也如同一团乱麻，一直没人能理清。加之民间数种版本的推波助澜，越发扑朔迷离，几乎变为现代版的言情大戏了。据说，此案还在审理中，上海的十里洋场就有名为《张汶祥刺马》的“渔色负友”京戏在演了。为什么老百姓津津乐道呢？因为这天字号的事件里，有义气、有仇杀、有绯闻、有江湖传奇、有官场红人、有小人物荆轲式的舍生取义的英雄人物，传闻迎合市井百姓的猎奇心理，并添油加醋，使原本严肃的事件变得娱乐化，甚至恶搞了。如此一来，事件怎么会清晰起来呢？不过当时的正史、清人笔记，一直都不认为马新贻是因女人反目遭报应而死的。两朝帝师翁同龢更是称此事为“三百年来未有之奇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一是结案之奇，开始朝廷逼得很紧，严查，后来慈禧太后竟在案情不明的情况下同意草草结案；其二，是案子尚未结案之时，社会上绯闻就满天飞；其三，是亲自参与审理的马新贻的亲信——时任江宁布政使的孙衣言，并没有在按案件奏结文书所言因缉捕海盗“挟仇报复”而被刺的结审上签名。最后，不依不饶的孙衣言还在给马新贻写墓志铭时留下这样一段文字：“……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奏！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孙衣言为什么不在结案的法律文件上写“诺”呢？他心里很清楚伯乐恩师马新贻的为人，此中有隐情，只能用曲笔记下来，留下一点空间给后人去补白。
为什么孙衣言会用这种方法呢？避嫌。因为孙衣言的仕途完全是靠马新贻这个伯乐的赏识而得以步步高升的。他们两人认识是在马新贻任安徽巡抚任上。咸丰八年（1858），孙衣言从翰林简放安徽安庆知府，两人因工作交往彼此一见如故。咸丰九年（1859）三月，孙衣言获准引疾归休，回到温州住永嘉县城南。同治三年（1864）、同治四年（1865），因母、父辞世归家丁忧。同治七年（1868）以道员回到朝廷等待分配新的职务，后经马新贻的力荐升江宁布政使。两年后，恩人两江总督马新贻却死于非命。对此，分管司法的副省长孙衣言无论如何要把案情调查个水落石出。但是后来他遇到的阻力要比想象的复杂得多，曾国藩作为钦差大臣从京城直达江宁（南京）坐镇协调案件，这使孙衣言很不好办，因为，曾国藩也曾经在同治二年（1863）引荐过孙衣言出任庐凤颍兵备道，也算是一个恩人吧，夹在中间做事怎么办呢？最后，调查组在曾国藩的授意下，以“海盗挟仇报复”为依据结案奏请，曾国藩叫孙衣言签字，作为一个有骨气的读书人，孙衣言还是严词拒绝了。两人由此也落下了怨隙。
孙衣言不签有他的想法。虽说马新贻是他的伯乐，在仕途上堪称对他恩重如山，但他是清楚马新贻的为人的。退一步想，一个封疆大吏竟然可以被一介草民所刺，如果说匪徒没有后台，这是匪夷所思的。这个后台是谁呢？孙衣言也清楚得很。那就是曾国藩起家的湘军。湘军灭太平军后，两江之地已成湘军的大本营，为防湘军坐大，清廷曾有意把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走，起用很有素质的政治明星马新贻。《清史稿》说马新贻在安徽、浙江做官时皆得民心，任两江总督后，善于统筹治理，能使一方安定。1868年马才47岁，是全国最年轻的封疆大吏。后来慈禧太后又听到湘军把洪秀全国库内的钱粮私吞大部分，有谋划取代清帝的流言，马新贻到任后受密旨，要暗查此事。调查即将水落石出之际，湘军杀人灭口了。最后的政治交易是慈禧太后在马被刺后重新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据载，为张汶祥收尸的竟是湘军的人，这就足已让人有种种猜测了。(www.xing528.com)
那个时代，孙衣言怎么可能与位极人臣的曾氏集团较量呢？经此事件后，孙衣言的仕途也极为不顺畅，一直与曾国藩合不来，曾国藩也不时地给孙衣言小鞋穿。他很想调走。1879年，朝廷一纸太仆寺卿任命的公文发到江宁，这可让孙衣言着实高兴，但回头看看“刺马”案，深感官场难测，于是，以病重不能按时回去销假为由，太仆寺的班也就不去上了，办理了退休后，就在家乡建了玉海楼，与儿子孙诒让一起整理刊刻乡邦文献安度晚年去了。
孙衣言任江宁布政使时的住所南京瞻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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