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四灵：复兴运动中的耀眼新星

南宋政权偏安江左，以临安（今杭州）为都城。与定都汴梁（今开封）的北宋相比，在南宋，温州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的地理距离大大地缩短，自永嘉建郡以来温州再度迎来文艺的复兴。而永嘉四灵无疑是复兴运动中冉冉升起的四颗耀眼新星。

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其字或号中都带有“灵”字，故并称永嘉四灵。这四个人生活在南宋中叶，除了徐玑、赵师秀当过几任地方小官外，其他两位都是布衣终老。而他们一向自视清高，对现状不满，交际圈子不大，常常与山僧道士往来，过着闲云野鹤般隐居的生活。因此，他们心目中的理想诗风是像晚唐时贾岛、姚合等苦吟诗人这样的，讲求诗句的耐读耐看有品位，辞藻不要华丽，尽可能少用深奥的典故，痴迷于白描，喜欢写五律，往往表现出一种凄清冷漠的心境和自然淡泊的高逸情怀。从一开始，他们就要与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掉书袋的诗风分庭抗礼，力破江西诗派“资书为诗”的生硬晦涩，打破其横霸南宋中叶诗坛的局面。

永嘉四灵单从写诗的技艺上讲，瑕瑜互见。如诗的意境与内容都过于单薄，不大气。这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一针见血地说：“四灵之诗，虽镂心贤，刻意雕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零碎尖酸之弊。”但他们的优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如行文雅俗共赏，情感细腻真切，不做作不矫情，贴近生活贴近自然，虽说离百姓的生活是远了点，选的题材也常是以自我感觉为中心，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的诗精雕细刻后雅致耐读。如徐照的“众船寒渡集，高寺远山齐”（《题衢州石壁寺》），徐玑的“寒烟添竹色，疏雪乱梅花”（《孤坐》），翁卷的“数僧归似客，一佛坏成泥”（《信州草衣寺》），赵师秀的“瀑近春风湿，松多晓日青”（《桐柏观》）等诗句，一看就唯美得很。如果从艺术多样性来看，宋代的文艺圈子既有辛弃疾、陆游、岳飞这样舍身请命的英雄型诗人，也少不了浅吟低唱风花雪月的唯美型诗人如永嘉四灵等。可以这样认为，正因为有了他们埋头寻章觅句，中国律诗的百花园才得以增添另一片盎然生机。他们中有些人的诗永远地成为经典，如翁卷的《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以绿原、白川、子规、烟雨、插田，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虚人实景，一幅田园牧歌式的江南初夏画卷形神毕现。又如赵师秀的《有约》：“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读着读着，没有人物交代，一句“闲敲棋子”，主人待约客未至的怅惘神情跃然眼前，瞬间的捕捉格外到位。从他们的诗里大致可窥见四灵高超而又无雕琢斧痕的白描技巧。(www.xing528.com)

当然，永嘉四灵活动的空间不大，都是以隐居为生活主线，估计接触的人也不会太多，这么小的圈子，在传播手段落后的年代里，能够声名远扬，流播后世，全因有幸遇到一个大师级的伯乐叶适先生（水心居士）。如果说南宋初期，永嘉人潘柽是最早倡导以唐诗为标榜，并使永嘉不少人在其高举的大旗下亦步亦趋，那么，真正的诗坛推手就是叶适。叶适长期在地方和朝中做大官（吏部侍郎），人脉好，学问高，因为力主抗战复国被削职，回到温州结庐郊外水心村，一门心思研究永嘉学派，而永嘉四灵都投于叶适门下，老师对学生是最了解的。这位恩师在不同场合极力推崇四灵写的诗，“水心先生既啧啧叹赏之，于是四灵之名天下莫不闻”。他给徐照写的墓志铭说：“回百年已废之学，使今复言唐诗自君始。”真才实学，加上名师的竭力推举，想不出名都难。于是永嘉四灵的声名超出温州的地盘，开始远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