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高密度发展：建筑师还能做什么？

在当今中国，人们对于空间质量的诉求与城市有限的土地资源、巨大的人口压力之间的矛盾日趋严峻。在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之后，城市处在扩张与更新并存的特殊时期。城市既有的人口与建筑密度现实与城市发展、更新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使得高密度发展模式成为中国绝大部分城市的必然选择。如何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改善城市空间品质，创造富有活力的城市生活也成为城市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同时，城市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导致了城市空间模式重构和空间生产方式转变。高密度不是表面化的城市空间数字指标，而是系统化的城市构建方式，一种城市交通、空间形态、基础设施、产业功能、城市生活等多方面的耦合关系与协同发展。建筑物作为城市经济在空间上的投影，是城市经济与城市空间耦合关系与协同作用的一种空间物化载体。在这种背景下，建筑还能做什么，还能够承担何种本体角色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建筑的设计、开发与建设如何更为高效地整合城市土地和空间资源，包容城市生活、提升城市空间效率与活力，成为城市、建筑领域研究的紧迫议题。

高密度发展在建筑学曾经的语境中并非一个引人瞩目的议题。城市高密度环境曾经远离我们的生活经验，在人们的印象中只是和香港、东京等一些城市相关。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即使在今天，无论是客观冷静的数据还是切身热烈的感受，城市化的典型表现便是城市人口和建筑密度的激增。对于建筑师来说，不管是勇敢面对还是消极回避，城市化促成的密集化一直在悄无声息又不可阻挡地进行着。

亚洲有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事实上，对于中国或者其他多数亚洲国家，密集化的城市不仅仅是城市发展的一种状态，而且早已是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和绝大多数亚洲国家来说，从人口密度和有限的适宜居住用地这两项制约因素来考虑，已经别无选择，必须接受城市高密度发展的模式。对于中国建筑师来说，城市高密度发展是城市建筑创作和研究的现实基础和难以回避的预设。

城市高密度发展模式为城市形态、空间和功能的多样性呈现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丰富多彩的建筑类型和形态的存在提供了条件。这种密集意味着高效率、节约时间和精力，城市高密度地区产生了密集而丰富的城市生活。密集的建筑群也有助于完善和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促进城市生活和文化活动以及相关城市功能和设施的发展。

然而，另一方面，在城市高密度地区，城市交通常常处于瘫痪边缘，城市公共空间过度拥挤，空气污染严重，空间质量不符合人类宜居环境的要求。一些高容积率用地上的建筑虽然获得了充分的、一般意义的使用空间，但是缺乏开放空间，因高密度而丧失了空间与环境的品质。建筑物因自身的高容量、复杂的功能与空间结构导致建筑物使用的不便及效率的低下，建筑物的接近和疏散变得异常艰难。

如果建筑本体针对城市高密度发展的应变还是习以为常的传统方法，其结果无疑只会加剧城市与建筑环境的恶化，更加远离人类宜居的要求，传统的建筑空间思维和操作方式在城市高密度环境下将失去效力。

由于城市本身的复杂性，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的难题，同时城市使用者生活体验和工作方式所存在的种种差异，建筑师在面对高密度状态的城市环境时常常感到困惑而力不从心。那么在以城市高密度发展作为建筑创作的一种预设时，建筑师究竟还能做些什么？什么可以做到呢？

建筑师从来就不具备万事俱通的能力独自拯救城市和环境，他们无法改变城市、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规则。但是，他们通过探索和实践，有能力寻找到建筑的方法和手段，在满足空间需求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高密度所产生的弊端，挖掘高密度的价值，改善城市物质环境与建筑品质，以建筑学的方法应对城市的高密度发展，建筑师至少应该懂得一点处理高密度的艺术。

有关城市密度的研究一直可以追溯到英国的花园城市运动和德国的早期现代主义。19世纪后期的欧洲，工业革命导致城市急剧膨胀。在狭小的城市空间中聚集着大量的贫民窟、作坊和工厂。城市缺乏清新空气、阳光和开放空间。高密度似乎和疾病、剥削、犯罪相关，是混乱、肮脏、拥挤不堪的城市与居住环境的同义词。与此对应的解决方案便是分散的城市和低密度策略，密度研究的警示效果催生了英国的花园城市与北美的郊区化。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早期的工业化所导致的城市弊端渐渐缓解和改善，城市密度的研究在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冷寂和不被重视，一直到城市可持续发展成为城市建设的主流观念，城市密度的研究又重新引起城市规划与建筑学领域的关注。

荷兰建筑学领域对城市高密度与建筑相关问题研究起步较早，这也许源于荷兰强烈的土地稀缺危机感。荷兰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均可居住用地也是世界上最少的。有荷兰建筑师曾对笔者感慨，如果荷兰也像美国那样热衷于独立住宅，那么不用多久，荷兰国土就将会几乎全部被建筑所覆盖。也许是因为一直生活在土地稀缺、高人口密度的国度中，城市密度研究成为荷兰当代建筑师关注和思考的一个迫切问题，也成为许多建筑师和建筑学者的一项重要使命，并因此转化为一些具有实验性的建筑设计理论和实践探索。当全球都被少数建筑大师的作品风格和潮流淹没时，荷兰却能孕育出众多高密度研究和实践团队。

荷兰代尔夫特大学豪普特教授和伯格豪瑟·庞特教授于2004年出版的著作《空间伴侣：城市密度的空间逻辑》^[1]，研究城市混合环境空间的质和量，如何在高密度条件下优化空间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使用者的愿望。研究认为，可以通过空间的质和量两方面来评价空间的使用，并且建立了一个集城市密度、居住环境、建筑类型和城市化程度的集合图示，提出了“空间伴侣”的城市密度与形态评价方法。城市密度牵涉众多与建筑相关的复杂因素。为了厘清这些因素，伯格豪瑟·庞特教授以建筑容积率、建筑覆盖率、开放空间率和平均建筑层数四项参数指标用于描述密度的概念，同时用图解的方法将四个参数结合在一起作为对城市环境的密度状态的评价。此外，“空间伴侣”另外一个关键的用意是希望将空间和形式与密度建立直接的联系。“空间伴侣”的成果为密度的研究提供了理性直观的分析、判断和评价工具。

2008年，荷兰代尔夫特大学鲁迪·乌滕哈克教授出版《城市充满空间——密度的质量》^[2]，探索城市结构中密度的潜能和特质，提出了一系列特殊的方法和方案，并且通过设计与案例研究，论述了居住建筑的理想平面布局和剖面设计。此外，鲁迪·乌滕哈克教授还在现有的有关建筑密度的四项参数指标量度方法上引入了建筑立面指标（facade index）概念，并系统阐述了五项指标与建筑、城市形态的关系，以及五项指标之间的相互关联。

如果说代尔夫特大学的密度研究是以建筑学者的身份，更多地从建筑理论方面展开的研究，那么MVRDV建筑规划事务所则是以建筑师的角色依据理论的探索来支持他们的建筑创作和实践。

近年来，MVRDV建筑规划事务所最重要的成就是将多年对城市高密度的研究具体运用到建筑实践中，并产生了很多较有影响力的设计作品和著作。2005年，MVRDV出版了《KM3：容量中的旅行》^[3]。书中认为，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不仅在二维平面上扩大，同时在竖向维度增加，高空也将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方向。他们还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拥有更多公共层次的城市，以容纳扩展的城市。他们展示给人们一个接近极端的“KM3构想”——5km×5km×5km的立方体城市，可容纳100万人口。这座城市能够满足这些人口生活和工作的空间要求，以及维持城市正常运转和生态平衡的一切空间需要，并且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姑且不论KM3构想是否具有现实意义，但是三维立体模式的巨大容量和潜在价值，是二维平面模式所无法替代的。

图1-1-1　汉诺威世博会荷兰馆剖面图

MVRDV的关键成就并非是提出了一系列看似不现实的理论和观点，而是将密度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付诸实施，为探索城市高密度与建筑的关系提供了实验性设计经验，为建筑创新提供了批判性的思考方法，2000年汉诺威世博会荷兰馆（图1-1-1、图1-1-2）是其典型代表。荷兰馆建筑将不同的城市功能垂直向度地分层、混合、叠加在一起，最大限度节约用地、提高密度的同时，获得舒适的空间环境。垂直三维立体分层的空间重构在拥挤的城市空间中创造出空中庭院、空中剧场、空中展馆和空中森林。外侧的连续楼梯不仅是实质上的垂直交通，也暗示了原来的城市地面水平向度的街道向垂直竖向的延伸。

图1-1-2　汉诺威世博会荷兰馆

如果说汉诺威世博会荷兰馆是以叠加的模式对自然的重构，从而谱写了一首看似浪漫的立体装置化的田园牧歌，那么位于波兰波兹南的BALTYK办公大楼则是密度逻辑的直接的理性推导结果。多变的形态是对用地和环境条件的直接回应，创造了拥有优良景观的高质量室内办公空间和户外平台，稀释了建筑容量最大化后的笨拙体量，底层街角的建筑形体凹进退让，为城市提供了宝贵的地面公共空间（图1-1-3、图1-1-4）。

图1-1-3　波兰波兹南BALTYK办公大楼

图1-1-4　BALTYK办公大楼底层街角

MVRDV针对高密度发展的建筑本体应变的探究催生了他们的建筑观念和设计方法。

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同样也专注于城市高密度的研究并努力尝试“实验性”的建筑设计实践。他著有《癫狂的纽约》^[4]《小、中、大、超大》^[5]等，从“拥塞文化”的概念探索城市高密度发展的城市空间特征和建筑类型。“拥塞文化”阐释了城市高密度环境以及其中建筑的多样性价值和活力，并由此而推演出高密度对城市繁荣与建筑生命力的意义。库哈斯不仅是浪漫的建筑理论家，而且也是活跃的先锋建筑实践者。他设计的北京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图1-1-5）是一种基于密度的思考，与早期作品达亚瓦别墅（Villa dall’Ava，1991年，图1-1-6）一样，尝试在高密度环境中立体地向“空中”寻找可利用的空间价值，将稀缺的地面空间留给城市，为城市提供公共空间和绿化空间，同时制造一种密度的乐趣和愉悦，是对待城市高密度发展的积极态度。“要向重力挑战”是库哈斯在央视总部方案中提出的口号。那么无缘无故地为什么要挑战重力？挑战重力最直接的理由就是要在空中开拓空间，而这恰恰是建筑挣脱高密度环境压力的直接手段和途径。既然地面的拥挤已迫使建筑无处藏身，那么地下或空中是必然的选择。而这种选择的结果便是超常的建筑形式和形态的产生。

图1-1-5　北京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

同为央视总部大楼设计者之一的奥雷·舍人（Ole Scheeren）所设计的位于泰国曼谷的大都市大厦（Maha Nakhon）又是一次颠覆沉闷传统摩天大楼的实验（图1-1-7、图1-1-8）。与其说这是一次流于表面的类像素化的形态操作，倒不如认为是高密度高强度开发激发的建筑形态设计概念。摩天大楼并不稀缺内部使用空间，缺乏的是在满足高容积率之后，仍然能够获得高品质的空间，在高空拥有室外空间以及室内外的便利连接。建筑的社会性是奥雷·舍人一直追求的设计主题，那么大都市大厦的社会性又是指什么呢？不难理解，这里的社会性表现为在拥挤的环境中为城市提供开放空间，是城市生活的参与者、贡献者，促成城市与建筑空间的共生。正如设计者在解释大都市大厦的设计理念时提到的：

图1-1-6　达亚瓦别墅

图1-1-7　大都市大厦

图1-1-8　大都市大厦(www.xing528.com)

大都市大厦背后的理念是把城市生活以一种戏剧性的盘旋运动沿着大厦自下而上延伸。这座大厦不仅在其地面层设计了一个公共广场，甚至其顶层空间也向公众开放，市民活动沿着整个大厦的像素化阶梯自下而上分布，将整个建筑归还给公众。建筑具有强烈的城市意识和公众意识，自身成为城市公共活动的积极参与者。^[6]

布罗托在《高密度建筑——未来的建筑设计》中以大量的具有探索创新和先锋精神的已经建成的实例以及未实现的建筑方案，展示了未来的建筑发展趋势——“高密度建筑”。书中没有给出高密度建筑的定义，而且高密度建筑的提法也有待商榷，但是作者却以所选案例告诉人们，在高密度或高容积率条件下的城市巨构建筑物的特征，以及隐藏其中的内在逻辑。该书引言中陈述了高密度建筑的价值：

世界各国的建筑学家们正在为如何建立高效且宜居的高密度城市纷纷提出各自的见解，而高密度建筑正是未来最具远见的提案。面对人口持续增长这一21世纪人类最大的挑战，所有提案都不约而同地关注着建筑设计和城镇规划这两个问题……如今，土地被视为一种有限的可再生资源。由于缺乏空间，人们采用密集型的生态建筑策略，20世纪的摩天大楼就是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优质、和谐的环境，首先必须为其创造必要条件。这意味着要使城市具有独特性并能为社区成员们提供多种多样的活动，使城市功能和人们良好地融合，并使之成为实现社会凝聚力的关键性因素。同时，这一融合也促成了多样化建筑的形成，而功能的自由性有利于建筑的实现。20世纪后半叶那些结构复杂的大型整体性建筑已经被多个建筑组成的多重空间所取代。^[7]

暂时撇开高密度建筑的提法是否恰当，就陈述中可以得出，他理解高密度建筑为一种应对高密度城市而产生的建筑应变的载体，是一种因缺乏空间而导致的密集的建筑形态，同时又是“融合”“多重空间”的建筑功能和空间结构的建筑类型。

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以及建筑师而言，过往的历史经验表明，土地问题似乎一直是并不值得担忧的一个城市发展因素，高密度的城市发展模式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便出现一些有关城市高密度的研究，多数是从城市规划、经济发展等方面展开的宏观层面的探讨和思考。至于城市高密度对建筑本体及建筑学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和变化就很少涉及，至多也是基于城市规划或城市设计的一些关联性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加快，土地越来越稀缺，针对建筑在高密度地区遇到的问题和应变方法研究开始引起建筑学专业领域的重视，一些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工作者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中国香港是较早关注城市高密度发展问题的地区，这源于香港的土地政策和极端的高密度城市状态。

香港规划师协会前主席潘国城博士早在1988年第3期《城市规划》上就发表了文章《高密度发展的概念及其优点》。潘国城博士虽然未就高密度的概念提出清晰明确的理论性陈述，但是论文结合香港实际，指出密度的相对性（“比较性”）特征。论文以高密度的含义作为共识展开研究，同时又澄清了楼外高密度与室内挤迫感的差别，以及高密度发展与高层发展之间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高密度发展在现代城市建设中的优点。

身为规划师的潘国城更多是从城市规划的观念以及人口的密度两方面探讨城市的高密度发展。而香港中文大学吴恩融教授则是基于环境可持续性角度着手香港的高密度课题研究。《香港的高密度和环境可持续性——一个关于未来的个人设想》是吴恩融教授于2007年第10期《世界建筑》上所发表的关于高密度研究的论文。虽然此文也是从城市规划的层面来论证香港的高密度，但是已经有较多的内容涉及城市设计和建筑学思考。他扩展了密度的含义，包括每平方公里人口数量和确定用地上的建筑总量两方面的意义。其次他提出了需要有“范式转变”以应对高密度条件下的城市与建筑设计。

当一个结构生长时，它要经历很多临界值状态……也就是说它需要突破。面对高密度生存条件和环境问题，同样要求相似的突破和思维的“范式转变”。因为已有的规范和标准不再有效。^[8]

这段陈述是该论文的关键性论点，即高密度环境下的建筑需要“范式转变”以突破传统观念。吴恩融认为高密度城市已经无法仅仅是单一维度城市空间和结构模式，基于平面的行为模式分类和以剖面解决环境质量也不再有效，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有机渗透的三维城市。其次，城市高密度环境并不简单地与占据各自用地上建筑单体相关，更与紧邻的建筑环境以及建筑物之间的微观环境相关。对城市高密度环境来说，围绕建筑的环境比建筑实体更重要。此外，吴恩融教授2010年出版的《高密度城市设计：实现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9]，是一部从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到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全面论述高密度城市问题和发展的著作。

香港建筑师在城市狭缝中顽强地用非常规的空间思维方式和空间操作解决超常高密度问题。早期的香港城市高密度实践引来了建筑领域内的众多批评，但是随着高密度发展的观念越来越被接受，甚至成为必须接受的发展现实时，香港的经验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一方面，香港城市的极端高密度所带来的窘迫城市生活似乎在描绘一幅人类城市生活的梦魇图，就如有香港建筑师曾对笔者自嘲，一边在自家的客厅里喝茶，一边可以观看对楼卧室里的电视新闻。但另一方面，因为密度的压力和窘迫，才激发出香港建筑师或建筑学者的惊人勇气和智慧。

继吴恩融教授之后，以建筑学者身份和比较独特的视角研究香港高密度课题的学者是荷兰建筑师张为平。在《隐形逻辑——香港，亚洲式拥挤文化的典型》一书中，张为平先生在香港城市环境和建筑实例的现实分析中描绘了香港建筑空间的特征——杂交、共生、暧昧不明的公共空间和垂直都市主义^[10]。这些特征既是香港城市空间和建筑环境的形象概括，同时也是在城市极端高密度条件下获得的行之有效的建筑学应对智慧。以“杂交与共生”和“垂直都市主义”的概念描述了高密度环境中建筑与城市空间的存在方式，而且加以具体的案例和细节剖析。他还比较了欧洲低密度城市的萧条景象，赞美高密度对香港的城市繁荣和城市生活的贡献。

自现代主义建筑观念以来，建筑是一种环境的理念早已深得人心，从《雅典宪章》到《北京宪章》都强调和倡导“建筑物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连续统一体中的一个单元”，或者“将我们关注的焦点从建筑单体、结构最终转换到建筑环境上来”。在阿尔多·罗西看来，建筑从来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城市的构成。^[11]城市高密度发展中的建筑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高密度城市形成过程中的产物，又反向构成高密度城市环境。在此，我们将基于城市的观念寻找高密度发展的建筑学方法，并通过高密度建筑实验以校对修正我们所发现的建筑应变规律。

建筑是自然与人工的产物，建筑历史是一部自然演变与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历史，更是一部人类如何适应并协调与自然及人工环境共生的演进史。从历史的经验可以获知，每次建筑变革或多或少都与它所处环境的改变有关。“我们所做的设计应该构成一种贡献，它应该不时地诱发适应特定境况的特别的反应。”^[12]我们的目的也就是寻找这种特定环境条件下的建筑的“特别反应”。

高密度实验探讨的对象是建筑，体现美学意图和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是建筑的两大永恒的主题，建筑的本质是空间、形态和环境。城市高密度的直白解释便是单位用地上的高容量建筑，因而高密度实验的重点和核心内容是要找到一种“空间利用”方法，视高密度为生存策略和预设。

那么如何利用空间呢？城市地面空间的密集和拥挤，逼迫建筑师需要另辟蹊径，朝着空中或地下寻找可用的空间。因心理与行为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空中寻找可利用空间成为首选的必然出路。

其次，空中拓展与寻找可利用空间，虽然可以获得大量的空间，却失去了亲近、联系和拥有地面环境的建筑空间及品质——所谓的近地性，或缺失地面开放与公共空间。因此需要“空间补偿”方法弥补因在空中而失去的地面空间环境与品质，为城市地面开放与公共空间提供补偿以减缓高密度环境的拥挤，并且补偿因城市规划和建筑规范被制约了的建筑空间。

另外，高密度和多样性鼓励建筑功能与空间分配从单一维度（平面维度）向三维建筑空间模式的转变，并且促使建筑功能和空间与城市社会功能和空间趋向混杂状态，促进二者以“杂交”的方式协调“共生”于高密度城市环境。由此，针对城市高密度发展的建筑实验也必然涉及“杂交与共生”的观念，尝试一种“反类型”的新建筑类型的设计实践。

对处于高密度环境的城市公共空间（街道、广场等）及其与建筑的过渡空间来说，围绕建筑实体的空间环境与建筑实体具有同样的地位和相同空间类型和逻辑。为了避免陷入浩瀚无边、变化莫测的城市复杂性泥潭中，实验探索的城市环境因素设定在高密度城市街区的城市空间结构和空间形态的有限范围内，也可以认为是建筑周边环境与空间的一种延伸。

最后，高密度实验的内容与问题的切入归纳总结为：以建筑为本，寻找城市高密度环境条件下的建筑构成中的密度潜能和特质，探讨能够提升建筑空间的质和量，并协调共生于城市高密度环境的建筑应变原理与方法。

【注释】

[1]M.Berghauser Pont，P.Haupt，Spacemate:the spatial logic of urban density(Delft:IOS Press/Delft University Press，2004).

[2]Rudy Uytenhaak，Cities Full of Space，Qualities of Density(Rotterdam:nai 010Publishers，2008).

[3]MVRDV，KM3：Excursions on Capacities(Barcelona:Actar，2005).

[4]Koolhaas R，Delirious New York(New York:The Monacelli Press，1978).

[5]Koolhaas R，MAU B.S，M，L，XL(New York:The Monacelli Press，1995).

[6]https://www.gooood.cn/mahanakhon-tower-by-buroole-scheeren.htm.

[7]布罗托：《高密度建筑——未来的建筑设计》（高明译），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第8页。

[8]吴恩融：《香港的高密度和环境可持续——一个关于未来的个人设想》，载《世界建筑》2007年第10期，第128页。

[9]Edward Ng，DESIGNING HIGH-DENSITY CITIES：For Social ＆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Oxon，New York:Earthscan，2010）.

[10]张为平：《隐形逻辑——香港，亚洲式拥挤文化的典型》，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阿尔多·罗西：《城市建筑学》（黄士钧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

[12]赫曼·赫茨伯格：《建筑学教程：设计原理》（仲德崑译），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