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陈年白酒收藏大典分册：名优酒摘录

明·董其昌

凡零杂而无法归类的古器物，可统一归类，称为古董。曾经有人将杂烩食物，称之为“古董”，将羹埋在饭里蒸，称之为“骨董饭”。《易经》说：“杂聚天下之物，选择众人之德”。又说“万物错杂才称作文”，文从错杂中产生，这就是它的来源。具备了文德，人道也就随之而确定。不达到文德的境界也就无法使道德明确。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文德的境界呢？（这就需要）统一区别，统一异同，消化名实，大用以此言彼的（方法）。如同烈焰飞光不可测而得知一样，“骨董”一词正是要表明形体之上的意义，用训诂学的方法无法将其解释通顺。但是形而上学又必须以形而下学为基础，因此训诂学又是解释形而下学的手段。考证骨字，它分別由“骨”“肉”“剐”三部分组成，意为削去肉。观察动、植物可见，其皮肤血肉依附骨骼、茎梗而生，到老朽后即干瘪腐败。只有人制造的金玉器物，在漫长的收藏过程中，受到天地间干燥、温湿之气的侵蚀及人们世代流传不变的抚摸，便剥露其外表，在内部发牛变化，最终除去血肉而留下骨骼，所以称为“骨”。那么“骨”字下连“董”，又应如何解释呢？《尚书》说：“董之用威（用威力督察）”“董心治官（督察纠正官吏）”。这是董字的本义。董字由草字头和“重”组成。《易经》说：“藉明白茅（用白茅作垫）”。茅作为一种物体，虽然体轻，却可以承受重物。因此考证《易经》之文，有合乎董治（督察纠正）之义的含意。凡是放置物品，一定要有承受物才能放得稳妥。即使轻如茅草的物品，一旦用作垫物，就可以承受重物。这就是说要重视承受物。制作器物也需要承受物，即器物要用于人们的旧常生活和祭祀。凡是做事一定要有监督才能成功，就像放置物品一定要有承受物一样。这就是说通过督治的手段使人心安定，安定产生诚实，人们使用器物的道理也就蕴含在其中了。诚实产生明白，不诚实就不能获得器物，因此称不明事理为“不董（懂）”，明白事理为“董（懂）得”。

所谓骨董，古代用垫物的居多。凡是物体，必须有赖于所垫之物才可放置。如果无垫而置，就有容易损坏的担忧。因此所谓承受，实际就是治理，目的在于促成器物的效用。在探求古人的服饰饮食制度时，固然不能亲眼目睹，但看到服饰饮食的承受之器进而以此为珍宝，却可以证明自己的好古之心，（在这点上）人们都是一样的。器物凭借人们的好古之心而存在，但同时也无一不是以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存在；食物盛在器皿中，器皿放在桌子上，桌子摆在垫席上，垫席铺在地上，地又依赖什么呢？如果能进一步求知地的依赖物，最终就能使天人合一，万物无不互相依赖而存在。远古时洪水滔滔，泛滥天下，百姓们昏昏不明，不知如何治水。待大禹出来治水，天下人便都依赖他。这可真称得上是天下的一大骨董。人们之所以无不因小失大，原因在于对此未加考虑罢了。

骨董在现在已是玩物，唯有贤者能喜爱它而不产生弊病。保守的人视古董为无用之物，不愿收藏。原因是担心玩物丧志，使人游手好闲而无所事事，这一想法不免鄙俗。贪婪的人视古董为财货，看到奇货可居便竭力求取，唯恐不能入手。到手后又百般保重，甚至超过保重自己的生命，有的还为此争夺不休。凡是怨尤都归咎于骨董，可是这难道是骨董的过错吗？过错在于人们不懂得怎样才叫喜爱古董。文中子看到任公喜好古物，钟鼎、圭玺、钱贝无一不有，于是说：“古代喜爱古玩的人聚敛道义，今天喜欢古玩的人聚敛财富，像任公就是不懂喜爱古玩的人。”人如果能量身于悠闲空暇之中，留心学问的要旨，以探寻事物的本末始终的态度对待事物，大小轻重适宜，原则与权宜运用得当，就能通过事物把握住道义。积累学问，思辨考察，以此获得的进步便不可限量。所以说，只有贤者才能喜爱骨董而无弊病产生。

现在的古董是古人使用的器物，这些古代器物的制作精巧，不是今人可以企及的。所以历代的人们都很珍异爱护它，将它层层包裹收藏，不轻易给人看，除收藏、鉴赏家外，一般人都不得知晓。社会上一般只知道黄金贵重，然而却不知道一件瓷盘、一个铜瓶具有几倍于黄金的价值。因此，人们只要是喜爱骨董，本身就已高出世俗一筹，其胸怀也就自然不同于世俗，或许可以凭眼前之物挖掘出尚未开发的蕴藏。关键是要懂得，古代所重视的那里仅仅就是使用之物呢？也就是说，既然已知重视使用之物能使黄金低贱，而崇尚用物又远非世俗所能企及，就必定会进一步寻求用物的效用。于是也就懂得，既然有古董存在，那么自远古流传下来的用物不是更加古老吗？以此深入探求并有所收获，就能彻底洞察古人制作中所包含的博大精深。那些合乎自然的创造化育、能使万物千古不变而有所凭借的器物，就是根据这个道理产生的。这并不是今人所能理解，也不是收藏家所能推测得到的。

骨董有大有小，大小骨董是稀世宝玩，经过世代的流传，有关的收藏家、鉴赏家都有记载可考。既便是无名氏，得到骨董后也能马上成为名家。骨董不轻易授受，不能凭权势夺取。凡是做事，一定要前后左右考虑妥当，没有妨碍才付诸行动，这样才能有所保全而无后患。如果凭借权势而无所顾忌，一意孤行，必定会有意想不到的祸患，到时将后悔莫及。过去唐太宗知道王右军兰亭帖的下落，便令御史萧翼设计求取，结果历时若干年月才得以入手。人们很不理解，以皇帝的威势，从一个僧人手中取物何必要费如此周折，假如凭借势力，一个县令就可以抓来辨才（王羲之七世孙僧人智永的第子——译注），此即足矣。然而以势求取，难免有意外的祸患，既使得到了也不能安然。唐太宗的谋虑确实很谨慎，可惜只是对兰亭帖如此，而不知道还有比兰亭帖更大的古物。既然不知大的存在，那么世俗所说的大，在我看来就是小。

人们喜欢骨董，在于喜欢骨董可以赏心悦目，可以满足流行的追求。没有什么比骨董更能令人赏心悦目的了，爱好以骨董为至高无上。人有听觉、视觉、味觉、嗅觉、感觉等天性，因此必然对声、色、味有所喜好。得到喜好的就愉快，失掉喜好的就悲哀。所以喜欢听就一定要听到天下最新的声音，喜玩看就一定要看到天下最艳丽的色彩，口鼻对于味觉、嗅觉也是如此。所以人到了富贵的程度，就一定要求取珠玉锦绣、粉白黛绿、丝管羽毛、娇歌艳舞、佳馐珍肴、异香奇臭，为此而夜以继日，倾注全部精力，沉溺于此而不再顾及其他。然而既使是奉天意而流行的事物，也不会有永不厌烦的道理，因此浓艳达到顶点就要趋向平淡，热闹至极就要追求清静虚幻。喜好骨董本来就是喜好声色的延续，因此如能从顶点折返，寻求内心的喜好，就能懂得无声无味之物就是万声万味的根本。以本治末，天下的声色嗅味就有所依赖，从而使愉悦永在。如果只是放纵眼前的一时之欲，随波逐流，不懂得确立根本，一旦失去声色之好便悲哀得无法用语言形容，这些都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得到了安身立命的根本，骨董也就获得了安定的寄托之所。

骨董之所以可贵，在于它能够长寿；而它的长寿又得益于古代优秀工匠的尽心尽力。他们在制作器物时极尽精巧，不使器物有丝毫欠缺，待完全心满意足后才算罢休，随后将器物存留于世。如稍有不如意之处，便立即毁弃，不让它流传到社会上。所以凡是传世的器物，无一不是应珍异宝藏之物。这种情况历代相传，完全是不言而喻，不约而同的。当将它拿出展示赏玩时，无不令人惊叹，纵然是鬼神也要为之改容，默默相视，哪里还敢轻易毁坏呢？由此可见，用人的心力修治一物，就能使一物臻于完美；假如用来修炼自身，内心就能无所不善，并由此爱惜众物，使之与天地一样长久不变，令后代恭敬不忘。自古以来，凡是具有盛德的人士，他们生前用过的器物都被子孙奉为礼器。既然礼器的主人恒常不变，又不会产生差错，那么没有礼器不可能成为骨董。为什么骨董不可以是礼器呢，用它来祝寿难道不会长久吗？

骨董中有超尘脱俗的逸品，有的流传在荒野僻壤，有的偶然出土于废墟古墓。它们回避都市的风气，不接触时髦的听闻，就像幽客隐士在土屋茅舍中与樵夫、牧童相处一样，和沙盆瓦罐共居一处。偶然有好事者路过看到，顿时便成为稀世珍宝。以往一向被富豪之家夸耀为最好的珍宝，也都等而下之，不敢与之一争。其声价一旦显赫，纵然是王公大人也都争先求取，于是就有了夸燕石为天下珍宝，而视天下珍宝为燕石的做法。高明的见识难以从社会中产生，这实在是令人叹息。以古论今,难道只有骨董才是这祥的吗？(www.xing528.com)

赏玩古董，有除去疾病、延年益寿的功效。骨董的赏玩不可草率行事。首先应当修治环境幽静的房屋，即便在城市中也要求有山林的景致；随后在风和月晴之日，洒扫庭院，熏茶煮茗，邀清贤远之人和真正之士谈艺论道，再在花草竹柏间久久盘桓。待茶余饭后之际，另设干净的几案，上铺红色的毛织品,再铺一层粉色织锦，随后才可将所藏的古玩摆出，逐一赏玩。欣赏骨董就好像面对古人一样，可以化解郁结之气，收敛放纵之念，所以说赏玩骨董可以除去疾病、延年益寿。

骨董以金、玉二品为一类，墨迹、石刻、镌刻三品为一类，窑器、漆器二品为一类，琴、剑、镜、砚器品为一类。将此四类十一品逐一考证，有关的证据都可以从典籍中找到。然而虽有典籍可资为据，却难以达到博物。推究事理的士人是天下的人物，很不容易相遇，如能与之相遇，便与之交往，谈论古今。由此清楚地知道，古今有很多因舆论不一而使纷争迭起的情况。喜爱骨董，哪里是随便说说就可以了呢?哪里能够随顺世俗便可以侥幸地达成呢?对于骨董，有真心喜爱的，也有随顺世俗而喜好的。古物就在眼前，却泛泛地应付而过；自已不做深入思考，只相信别人的指点，只要是书上有记载的就安然处之，不懂得图画典籍也有伪传并由来已久。不首先追求古物的来源从而加以明确的辨别，就无法看出他是真心喜爱骨董。追寻图画典籍的起源，首先始于河出之图（有关《周易》一书来源的传说——泽注），它从太古一直流传至令，难道不是第一骨董吗？对此如能辨别清楚，那么真正的骨董将无所隐遁，真心喜爱骨董的意愿也可以得到满足。对此如分辨不清，便从根本上有失于伪。以乱本治末，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制造世俗臆说，附会方术伪图，混淆是非，使第一骨董淹没在尘埃之中。对现行《易经》前列之图深信不疑的，都是随顺世俗，不懂得喜好骨董真谛的人。希望真正喜好古董的人能站出来加以明辨。

收藏骨董之家未必有见识，有见识之家却未必有资财。见识、资财集于一人之身，此人必骄。因而刚愎自用，不肯虚心求访；如自已的前面有贤者，必定心怀嫉妒，设法使他的见解难以实行。这就是最佳宝物始终隐秘不出的原因所在。

现在谈论古器的人，言必举出夏、商、周三代。三代之器用金、玉做成。金有黄、白、赤三种，以后单独以黄为金，以白为银，以赤为铜，三代礼器与俎豆（祭祀用礼器——译注）能够并存的原因，在于黄、白之金。古代贸易以货易货，不用黄、白之金。一旦黄、白之金被用为货币，古器也就几乎消失了。唯独铜器以其或制成或毁坏价值都相等而得以存在。在铜器的质材内，气息未绝，所以不断有青绿生出，并散发出腥毒的气味，不可直接用作饮食器皿。用它制成稀物及钟、鼎、盘、匜之类，可以历时久远。入水土后透彻青绿，莹润如玉，这就是三代之器。

至于书和画，尤其应当珍贵。字用以传达意念，画用来表现形状，没有什么比书画的作用更大了。然而所能获知的书画却越来越少，以致魏晋以前的几乎无可入手。其原因在于，书画的承受物是纸和绢。纸的寿命为千年，绢为五百年，即使极尽珍藏保护之能事，也难以避免它自行毁坏。上石摹刻，拓久了最终难免一坏。唐代摹刻晋帖，宋拓也已是风毛麟角，而印章则（以其自身的质材）尚存留于世。秦汉篆刻之所以能与石刻视为一同，完全得益于一开始就用金玉为质材。琴既可奏出雅乐，组合弦徽（琴面上的音节标志——译注）之音，又适于做饰器，它的起源和《周易》一样久远，以后相继制作而不绝。然而经历数百年后，有的则出现断纹，原因就是制琴的木和漆不能历时久远。制琴有孔子、列子二种标准式样，唐时有雷文、张越二家因制琴而闻名，宋时设置专门官府，使制琴有固定的法式，不按照法式的称之为“野斫”。漆面剥落、光泽褪尽、色如乌木的古琴为奇古之物，它的价值高于断纹。现在社会上则有人剥漆褪光，伪造古琴的乌木之色。剑也是稀物之一，不可以动辄格斗相伤。镜用来映颜，砚用以陈言。面貌是内心的本体，言语是意念的运用，因此离开砚内心就流于庸俗而无可救药，离开镜就不知道容貌的污秽不堪。

人们一般认为柴、汝、官、哥、定是最著名的五窑。另外还有董空、象窑、吉州窑、古定窑、古建窑、骨龙泉、古磁器、谷饶器、霍器、彭器和外国大食、高丽二窑，都有所流传，但均不及五窑有名。本朝的宣、成、嘉三窑，则很有超越前代的气势。至于漆器，又在瓷器之下。漆器中的佳品有犀吡、剔红、堆红、戗金、攒犀、螺钿，但并无宋代以前的漆器。宋以后的制作者，无一能超过宋时的水准。其次的骨董，首推饰物，其次是用物，砚为最后，窑器、漆器也附属于此。人们无不崇尚寓德于艺，以德立身，以艺养身，所以先王的盛德体现在礼乐上；文人的精神则渗透在翰墨中。赏玩礼乐之器可以增进道德，品味墨迹旧刻可以精通技艺，身处当今之世而得以与古人交游，赏玩骨董的意义正在于此；帮助自身增进道德，精通技艺，使之永久延续，令后人动欣羡之心，这同样也是赏玩骨董的意义所在。无视上述意义而矜持自重，不免失于空泛；沉溺于声色之好，就更不可能与此同日而语了。只有这样，才算真正懂得了古董。一言以蔽之：骨董在当今正大有可为。

作者简介：董其昌(1555-1636)，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属上海市)董家汇人，明代书画家、收藏家。董其昌是中国书法史上颇有影响的书法家之一，他从三十五岁走上仕途到八十岁告老还乡，为官十八年归隐二十七年，官至南京礼部尚书。《骨董十三说》是他在晚明时写的一部重要收藏理论著作，文章思虑深邃、论述精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