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9-5 20世纪80年代“董牌”蓝标董酒（缺颈标）
本书编者在编撰过程中发现，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遵义董酒厂从“遵义酒精厂”（下简称“酒精厂”）过渡为“遵义酿酒厂”（下简称“酿酒厂”）的时间节点上，存在比较模糊和交替使用的情况，成为我们断代的难点，因此加以此文再作探访。
据《遵义市地区志·工业志》（2001年）载，遵义酒精厂“1963年收回省轻工厅管理，名为贵州省遵义酿酒厂”（第130页）。
另据《遵义市志》（1997年）载，“1976年6月，市革命委员会决定董酒车间从遵义酒精厂分出，建遵义董酒厂”（第655页）。
以上两处史料的描述说明，遵义酒精厂在1963年至1976年6月之间，行政归属至少发生了两次改变，但鲜有史料加以详细深入阐述。而在此期间，该厂名称名在实际使用中，存在多次交叉使用的情况，并且在实物中，我们到了证实。（图9-6、图9-7）
根据《董酒“商标”的变革》（下简称《商标变革》）一文中的描述，以及相对应的实物年份，编者按时间顺序，整理出如下信息：
1966年前，“湘江”牌董酒，使用“造酒厂”“酒精厂”名称（图9-2）；
1966—1967年，“红城”牌董酒，使用“酿酒厂”名称（图9-6）；
1967—1974年前后，“金鼎”牌董酒，使用“酒精厂”名称（图9-7）；
1974—1976年，“红城”牌董酒，使用“酿酒厂”名称（图9-8）；
1976—1980年，“红城”牌董酒，使用“董酒厂”名称（图9-9）。
从以上排列可以清楚看到，该厂名称确实存在交叉使用的情况。
此外，我们至今在市场上仍未发现《商标变革》一文中所提到的，1976年后“遵义董酒厂”所生产的那种“红城牌董酒”，仅发现有1976年前“遵义酿酒厂”生产的“红城牌董酒”，符合《商标变革》一文中所描述的特征。但却由此引发出自相矛盾的问题——董酒车间已于1976年6月析出另为遵义董酒厂，而该商标的出产厂名却为“遵义酿酒厂”。由此可推断，该“红城牌董酒”，为1976年以前生产（图9-8）。这个推断，同时在实物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因而，实际上“红城”牌商标已经在1974年前后恢复使用，生产厂家为“遵义酿酒厂”，酒标上的工厂图案和火炬芒圈颜色为银白色（图9-8）；1976年之后改为“遵义董酒厂”生产，酒标上的工厂改为深褐色，火炬光芒圈改为暗红色（图9-9）。这两个时期的两种酒标颜色稍有不同，出产厂名分别为“遵义酿酒厂”和“遵义董酒厂”，不仔细看很容易弄混淆。
图9-6 “红城”牌董酒20世纪60年代遵义酿酒厂出品(www.xing528.com)
图9-7 “金鼎”（董公寺）牌董酒1967—1974年前后遵义酒精厂出品
1980年后，“红城”牌商标被定为混同商标，规定遵义董酒厂于1982年6月底前停止使用。
那么，在《商标变革》一文中，为何只字不提“酿酒厂”？
究其根源，要从《商标变革》一文发表的时间上来分析。
1983年，董酒厂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国家名酒生产企业，并且已和酿酒厂分家，按当时生产规模与企业在市场上的声誉，董酒厂已远远领先于酿酒厂。另外，坊间有传，这两家企业在1980前后的几年时间里因董酒的生产而产生过矛盾。因此，《商标变革》不愿提及“酿酒厂”乃情理之中，或为有意、或为其他原因。这两家企业自1976年分开后，各自独立生产经营，直到1989年，遵义酿酒厂被遵义董酒厂兼并。
此外，《商标变革》一文中提到的“董公寺”商标，据《遵义市志》以及1959年、1982年的商标名录、1988年《全国酒类注册商标汇编》的记载，其正式的注册商标名称应为“金鼎”牌商标，“董公寺”只是俗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始到今天，在酒类注册商标目录里面，没有出现过名称为“董公寺”的注册商标。本书编者对“金鼎”商标图形分析后认为，该商标虽有“董公寺”三字，但其图案乃至商标边线的设计，均取意于象形文字——“鼎”，意为“国之重器”。在当时社会背景之下，取名“金鼎”，可谓一举三得。在未得到工商备案之原始图录予以最终确认之前，本书编者根据该商标图案含义以及史料文献的记载，进行了以上大胆的推断，以备日后读者鉴之。
图9-8 “红城”牌董酒1976年前遵义酿酒厂出品
图9-9 “红城”牌董酒1976—1980年遵义董酒厂出品
【注释】
[1]该厂名称详情请查看附文“遵义董酒厂”名称及董酒商标历史变迁的再探访》。
[2]据《贵州法人录二》（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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