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鉴》收录著名维新思想家何启、胡礼垣的七律

江河日下路途穷，国士纷纷析苦衷②。

洋务仍将灾不断，泰西还是患连重③。

校端航向驱专制，调整目标期大同④。

理想通天虽未竟，民权新论拨时钟⑤。

①何启（1859-1914年）　原名何神启，字迪之，号沃生，原籍广东省南海县（今广州市）西樵村，清咸丰九年生于香港。出生在近代中国典型的西化家庭。同治十一年（1872）香港中央书院（后改名皇仁书院）毕业，即赴英国，就读于帕尔玛学校。光绪元年（1875）入阿伯丁大学学医，1879年毕业，荣获内科及外科硕士学位（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一个合格的正式西医）。因听从未婚妻、英国才女雅丽氏的建议，入林肯法律学院，1882年毕业，获得律师资格，成为该学院获此殊荣的中国人中的第二人（第一为其姐夫伍廷芳），后回香港做执业律师。同年一月与雅丽氏结婚，遗憾是，雅丽氏属高龄产妇，生女儿的第二年在一次伤寒病中逝世。为纪念亡妻，何启于1887年创办雅丽氏医院，继而设立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即于是年自皇仁书院转学该校，与其结识。1890年出任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1895年支持“乙未”广州起义，起草英文对外宣言。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为兴中会草拟《平治章程》，并参与推动兴中会与李鸿章合作，策划两广独立，未果。1911年被胡汉民聘为广东都督府顾问官。1913年西医书院并入香港大学，同年获授爵士衔，长期与胡礼垣合作和分别撰著政论文章，宣传实行新政。其创作合编由他们的好友、香港教会著名人士区凤墀定名为《新政真诠》出版。胡礼垣（1847-1916年）字荣懋，号翼南，晚年号逍遥游客，广州市三水县三江乡人。1862年入香港中央书院学习。1870年毕业，留校担任中文教师。先后担任《循环日报》翻译、上海电报局翻译。后来，应英国商人邀请赴北般婆罗洲，参与南洋北般鸟地开发，得以声名大振，使该地数年之间，商贾辐辏，遂成巨埠……（张学华《胡翼南先生墓志铭》），时邻近的苏䘵国国王慕其名，以年老为由，欲将王位让给胡礼垣，他没有答应。1893年赴日本游历，曾代理中国驻日本领事之职，因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的中日甲午战争，他看清了日本的狼子野心，毅然离开日本回到香港。从此“隐退于家”，日惟闭门著书，考察各国政治得失。此后与何启长期合作，撰著各种政论文章，如合著《新政论议》、《新政始基》、《新政安行》、《劝学篇书后》等。自撰《康说书后》、《新政变通》等。胡礼垣的忘年交李肇焘在《胡翼南先生全集序》中高度评价说：“先生之书真实获我心也，我所欲言者，先生已先我言之；我所不能言者，先生已代我言之。”此后，胡礼垣与何启针对腐朽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提出注重“民权”的主张。面对中国被东西列强侵略瓜分的情势，尤对“八国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更加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惨不忍睹的局面，竟致产生企求世界大同的理想。借1909年10月10日，日本首任朝鲜殖民统监伊藤博文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一事，胡礼垣作一首长诗《伊藤叹》，向东西列强敲响了侵略杀人者必被杀的警钟，提出只有和平、友善才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一时间被喻为“大同思想的宣告书”。(www.xing528.com)

②江河日下路途穷，国士纷纷析苦衷：是指中国封建专制社会历经秦汉到最后一个满清王朝，从方兴到辉煌，至清康熙、乾隆朝达到鼎盛。然而，自道光以后，由于故步自封，不求进取，被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所超越，因此落后挨打。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志士仁人为自强，进行各方面的探索改革，但成效甚微，使人们陷入苦闷之中，就连洋务派的中坚李鸿章临终前还不能瞑目，含泪留下无限苦衷。

③洋务仍将灾不断，泰西还是患连重：承第一联，阐述为洋务事业倾尽所能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清廷重臣，他们向西方学习，大兴洋务事业，可谓殚精竭虑，但是却遭到西方列强一次次更加野蛮的侵略和凌辱，竟致产生瓜分中国的阴谋，被侵略者逼迫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内中的原因何在？

④校端航向驱专制，调整目标期大同：第一句承第二联，是指出洋务派们费尽心机的所谓“改革”，只不过是在一艘即将沉没的大舟上进行修补，为一座即将倾倒的大厦进行徒劳的支撑，所以不得要领，收效甚微。何启、胡礼垣两位哲人初始也同情洋务派们的所为。其高明之处在于：在实践中总结出其教训是封建专制的痼疾所在。辛亥革命后，胡礼垣作《民国新乐府》，为满清王朝的灭亡和民国成立而欢欣鼓舞：“匝地欢呼父老笑，轰天爆竹孩童跳。”就说明他对封建专制已深恶痛绝，对民主政权热切期望。期大同：是接第三联的上句，胡、何二人认为封建专制没有出路，在于它的腐朽没落行将灭亡的阶段，必将给人民带来灾难，因此设计了一个驱除专制、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自由平等、世界一家的大同社会蓝图：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之大合一家，攸往皆坦途，无不通之道矣（《胡翼南先生全集·梨园娱老集》）。

⑤理想通天虽未竟，民权新论拨时钟：第一句承接第三联第二句。是说胡礼垣、何启设计理想的大同社会，其期望值太高，有较多的幻想成分，因为在当时那个充满杀机的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他们提出的“民权”（即第八句）这一崭新理论却是值得肯定的，犹如敲响了时代进步的钟声。更可贵之处在于将“民权”定位在“人人平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上。语出《胡翼南先生全集·劝学篇书后》：“民权者以众得权之谓也”。“以中国四万万人而论，则二万万人以上所从之议为有权”。“不问其身份之贵贱尊卑也”。该论为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其中的民权主义思想所吸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