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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杰出外交官和政治家

时间:2023-10-1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①薛福成清末杰出的外交官、改良主义政治家。后成为李鸿章的智囊,帮助李鸿章妥善处理很多棘手的外交难题。1879年作《筹洋刍议》,提出革新政治、振兴工商业的主张。1894年卸任回国,病故于上海出使行台,有《庸盫全集》、《出使四国日记》,今辑有《薛福成选集》。他杰出的政治才华,被曾国藩喻为“一学人,他日当有造就”的长才。他的外交才能博得英、法政府刮目相看。

薛福成:杰出外交官和政治家

忧国忧民怅倚庭,机缘大府发新声

陈言卓见安邦策,刍议鲜知洋务情

身负四家开拓使,肩挑一副拨明灯

更将天地方圆驳,如此长才惜晚晴

薛福成(1838-1894年) 清末杰出的外交官、改良主义政治家。字叔耘(亦作叔芸),号庸盦(ān或庸庵),江苏无锡人。道光年间秀才,因上书曾国藩而得以崛起,在曾幕很得曾氏赏识,被保举为五品顶戴。又因“应诏陈言”的《治平六策》而名震朝野。后成为李鸿章智囊,帮助李鸿章妥善处理很多棘手的外交难题。1879年(光绪五年)作《筹洋刍议》,提出革新政治、振兴工商业的主张。1884年授任浙江宁绍台道,1888年升任湖南按察使。次年授二品顶戴“充出使英国兼法国意国比国钦差大臣”。在出使期间,经过缜密考察得出一个认识:“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藉于商。”(《出使四国日记》)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以工商立国”,“工实居商之先”;西人恃商为命脉,商“握四民之纲”。因此主张国家用机器“殖财养民”,强调“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不可以富,不可以强”。并认为“西方立国之规模,以议院为最良”,主张实行君主立宪。1894年卸任回国,病故于上海出使行台,有《庸盫全集》、《出使四国日记》,今辑有《薛福成选集》。(www.xing528.com)

②忧国忧民怅倚庭,机缘大府发新声:是说薛福成面对清末国弱民穷、屡遭列强侵略瓜分的危急形势,激发了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感。然则自己虽然有满腹经纶、经世致用之学,但因为他厌恶造成学非所用恶果的八股科举取士制度,所以仅为一个秀才乃至贡生,连举人都不是,故难以入仕。正当他惆怅失望地徙倚在政界门槛时,幸遇清廷名臣曾国藩发出“招贤榜”,他以《上曾侯相书》而获曾国藩赏识,遂成为曾国藩的“高参”;继而成为清廷重臣李鸿章幕府的“智囊”得以大显身手,一展才华。不但写出了诸多极有价值的论著,而且在外交上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政绩突出从一个普通秀才累升至五品顶戴,三品按察使,二品出使大员。

③陈言卓见安邦策,刍议鲜知洋务情:“安邦策”:喻指薛福成向两宫太后上的《应诏陈言疏·治平六策·海防密议十条》(见《光绪朝东华录》)所提出的一系列整顿内政、改革时弊的远见卓识。“洋务情”:指薛福成针对洋务的历史与现实向朝廷上的《筹洋刍议》,筹划如何应对外洋侵略以及变法等十四个篇章提出了一些远见卓识。

④身负四家开拓使,肩挑一副拨明灯:系说薛福成由于上《筹洋刍议》而震动朝野,声名鹊起,加之在宁台道期间筹防浙东的政绩,得朝廷赏识,被任命为湖南按察使,官阶为三品,尚未赴任,又加官为二品,受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为钦差大臣。“开拓使”:指薛福成身负开阔眼界,以应对诸国外交事务的重任,其贡献:处理与有关国家争设领事保护侨胞,妥善解决“中华书院”的纠葛以及长江教案和滇缅界务等外交事务,他那种不畏强权“持矛刺盾”的斗争精神和策略,迫使西洋四国对他刮目相看,不得不做出让步,取得了无人企及的成效,被时人誉为“美使才”(《清史稿》卷四四六)。“拨明灯”:指薛福成肩负着向西方学习、放眼未来的大任,他的成功之举,获得指路明灯而载誉归来,取得了涉及社会文明的器物、制度和精神三大领域的经验,并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分析,获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重大效应。

⑤更将天地方圆驳,如此长才惜晚晴:是对薛福成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赞誉与惋惜。如在自然科学方面,他借鉴西方先进的“舆地之学”,驳斥中国古代以来一直认为“天圆地方”的谬误,得出天不是圆的,宇宙是无边的,地球不是方的而是圆的正确答案。他杰出的政治才华,被曾国藩喻为“一学人,他日当有造就”的长才(见《薛福成选集》)。他以非凡的政治智慧,为北洋大臣李鸿章解决了诸多棘手的外交事务,例如光绪五年(1879)总理衙门为“借法自强”所误导,任命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司的英国人赫德兼任总海防司要职,朝廷公文已发出,弄得李鸿章一筹莫展,是薛福成洞察赫德利欲熏心的弱点,向李鸿章献上让朝廷以开缺其海关总税司的妙计,迫使赫德自己固辞总海防司这一要职。他在外交事务中运筹帷幄的才华初始被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誉之为“学问极好”(《薛福成出使日记》),任满回国时又得女王发出“贵大臣所办之事,我深嘉之”(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的赞叹。他的外交才能博得英、法政府刮目相看。他的《应诏陈言疏》、《筹洋刍议》鹤立鸡群,震动朝野。维新派旗手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一文中称他的有关著述理论为“皆佳音也”。他的洋务之卓识被谭嗣同称之为“模楷”(《谭嗣同全集》)。如此这般难得一见的通才,终究未能挽救清王朝日薄西山、行将灭亡的命运,怎不令人感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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