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诗鉴》系列：千年中华文明之梦

词曰：

赤县神州，步入文明，始赖炎黄。继开基立业，启蒙演进；脱离愚昧，知晓农桑。造字书文，修为伦理，儒学智开仁义彰。焕新貌，见辽原华夏，礼乐之乡。　　寰球仰慕东方。创四大发明赠友邦。拔与时俱进，革新科技；开山文化，蕴典涵章。道德情操，五洲青睐，宾至如归夙愿偿。今胜昔，更普施挚爱，东颂西扬。

诗曰：

为　学

启蒙睿智赖师宗，穷理致精资博通。

学而知之夫子教，古今称道竞推崇。

为　人

高尚情操善始终，自强不息迹留踪。

澡身浴德书模楷，留下人生不枉功。

为　官

为官勤政立标杆，正误分清莫等闲。

枉法贪赃常恐惧，清廉赢得梦魂安。

治　国

安邦治国见真功，造福于民为旨宗。

抓铁留痕通史鉴，九州赞誉八方拥。

安　民

成败兴亡留典经，民心向背作为凭。

侵渔暴虐滋生变，厚德深恩致太平。

用　兵

用兵正误九州同，忘战必危敲警钟。

好战必亡留古训，施仁布义五洲崇。

经　济

济民经世大文章，物质为基慎勿忘。(www.xing528.com)

改革创新增实力，富民强国更安邦。

科　技

文明古国创非凡，科技领先千载间。

革故鼎新功不朽，标新立异竞扬帆。

文　化

儒学宗师留典章，开山之作创辉煌。

育人伦理东西导，情系全球天下扬。

本书旨在通过诗作提纲挈领地勾勒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脉络、轨迹，以期人们借鉴历史经验教训，更好地为新时代服务。余自2000年退离基层单位领导岗位后，萌生了晚年为党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奉献余热，做出力所能及贡献的遐想。因此，悉心于研读二十五史、司马光《资治通鉴》和南京大学原校长匡亚明根据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提出的指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汇聚国内二百余位专家、学者撰著的一系列皇皇巨著（约六千万言）之《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以及有益于治国安民的其他典籍等。在此期间，我有幸结识一位精通史学、文学的大学教授李德身，拜他为师，向其学习作诗填词。在研读中国史学的过程中，学习写了一些有关国家兴亡成败的诗作。更为有幸的是在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感召下，我竟忘却老之将至，为了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教育之恩，以期向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献上一份礼物，故从浩瀚的史籍中遴选有代表性的七百余宗有关史事、人物等，加上原有诗作，用三年多工夫，从三皇五帝到新中国成立，比较系统地用诗、词、曲的形式叙述、评点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加了自注，合计九十余万字。冠名为《中华诗鉴》。《前言》开篇一首《沁园春》，即粗略地概述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至新时代），五千年人类社会的演进的过程。炎黄子孙从脱离愚昧到知晓农桑，从造字书文到儒学兴起，从修为伦理到施仁布义，使神州华夏成为礼乐之乡，以“四大发明”（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对世界文明做出贡献，以及创新科技，开山文化，道德情操，受到五洲青睐。紧随其后的九首七言绝句，是对为五千年历史所作的八百首诗、词、曲分类进行比较系统地提炼。用诗对自古以来勤劳智慧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志士仁人、贤哲、学者、清官廉吏创造的业绩，为后世留下经典理论的赞扬和称道；对奸佞、贪官污吏、恶人祸国殃民罪恶行径的贬斥和鞭挞。今天，从批判继承的角度出发，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将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时代。

一　为　学　南宋教育家朱熹针对求学读书的钻研精神指出：“盖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见《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五）学人若能这样读书破万卷，下笔必有神。因此，要孜孜以求，坚持不懈地去学习知识、积累知识，才能“久久为功”。坚持“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始终秉持“功成惟志，业广惟勤”的学习原则。在求学的过程中，要好学深思，力戒骄傲自满，故步自封。懂得“成功不自满，始知谦受益”的道理。谦恭地做到“君子之道，不以已能者为足，而尝（常）以其未能者为歉……”（陈亮《赠武川陈童子序》）。所以探求知识，要学而不厌，力戒一知半解。唐代文学家韩愈在《进学解》中指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晚清中国近代铁路事业的先驱詹天佑在《敬告交通界工学家》讲演中有一句名言：“镜以淬而日明，钢以炼而益坚。”为学中还有一个尤为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探求知识、实践知识、检验知识。古代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教》）明清之际，理学改革家陆世仪针对学与行的辩证关系说：“不知不足以为行，不行不得谓之知。”（其《人道类·卷二八》）又说：“学问从致知得者较浅，从力行得者较深。”（其《小学类·卷一》）说明实践不仅能检验知识，亦能发展知识，不能指导实践的知识，不能算是真知识。诚如孔子首创“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维编三绝”的刻苦读书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高操情操，被中外学者奉为千古不易的经典，千古不易的楷模。故曰：“启蒙睿智赖师宗，穷理致精资博通。学而知之夫子教，古今称道竞推崇。”

二　为　人　关于“为人”这一命题，古代，孔子在“仁”的哲学思想中阐述得相当深刻，孔子以敏锐的观察思维能力抓住仁这个包含“爱人”的思想，并加以明确、充实和提高，成为人生价值的坐标。所以在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时，又以仁为出发点去爱人。在《论语·里仁》篇中说：“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于身。”在《子路》篇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些都反映出孔子关于做人的界限。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则凝练出“正其谊（仪）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见《汉书·董仲舒传》）作为仁人志士的人生目标。因此，士子在处世修身中应洁身自爱，正误分明。此外，社会环境对为人修身处世亦至关重要。要以法眼洞悉优劣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秉持“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的修身之道；记取“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渐趋伤身败亡的教训（均见《汉书·董仲舒传》）。牢记“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不谓小不善无伤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淮南子·缪称训》）的古训。为人还要力戒贪得无厌，要知足常乐。故老子曰：“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此外，为人处世，要深谙“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往下流；为善如缘无枝之树，才住脚便往下坠”（见吕坤《修身》）的道理。更要襟怀坦荡，心胸宽阔，谦虚谨慎。诚如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评价自己说：“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对人未尝有不可言者尔。”（见宋赵令畤《侯鲭录》卷三）明代学者吕坤在《修身》一文中说：“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更要明白谦为德之柄，故人不谦不足以受天下之益的真知灼见。为人更要不忘恩负义。为人子不忘父母的养育之恩，对父母尽孝。为“人臣”不忘国家培育之恩，对国家尽忠。世间未有不孝于父母而能忠于国者。通而概之，为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要品端行正，刚正不阿，见义勇为，疾恶如仇，鄙视奸刁，一身正气。人生在历史长河的征程中是短暂的，而留下来的高尚情操，有益于时代的经验、业绩、著述，其生命力则是无限的、永恒的。人们吃饱穿暖固然是为了生存，但生存的目的却是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因此应将自身奋斗目标定得高一些，去努力奋斗和拼搏，以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故曰：“高尚情操善始终，自强不息迹留踪。澡身浴德书模楷，留下人生不枉功。”

三　为　官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为官当政者要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诚如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所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见其《岳阳楼记》）。近代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就说得很有见地。他说：“诸君要在政治上革命，便先从自己的心中革起。”“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里，只知道救国救民的事业……”并批准在军校大门的两侧贴上这样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行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就是对志士仁人为国为民最好的训导。在确立从政为官正确目标的前提下，首先要做好士庶的楷模，树立品端身正的良好形象。“夫为吏者，人役也（即公仆形象）……”（柳宗元《送宁国范明府诗序》）做到官无论大小，首先要有爱民之心，以民事为急，解民难，办实事。更要堂堂正正，秉公办事，不计私情，不为亲疏所有偏颇。三国蜀汉名臣诸葛亮说：“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平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见《三国志·蜀志·李严传·裴注》）诸葛亮自喻：“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见《太平御览》卷四二九）尽管如此，治政理民者，不能专以惩办为务，应以教育为先，要防患于未然，懂得“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吕不韦《淮南子·说山训》）的辩证关系。堂堂正正为官，清清白白做人。秉持洁身自爱，正误分明，不为权位所惑，不为名利所牵，不为腐风所袭，不为金钱所诱，不为美色所迷。始终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关于为官从政者防腐拒贪的历史经验。《淮南子·道应训》中记载公仪休嗜鱼而不接受人们献鱼的故事，是一篇防贪拒贿的好教材。其文曰：“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献鱼，公仪子弗受。其弟子谏曰：‘夫子嗜鱼，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鱼，故弗受。夫受鱼而免于相，虽嗜鱼，不能自给鱼。毋弗受鱼而不免于相，则常能自给鱼’。”鉴照两千年前这则古典中公仪休的言行，对照当今那些贪官污吏，血口侵吞国家人民的财物者，看有多么大的反差！被绳之以法，锒铛入狱，悔之晚矣的巨贪“老虎”、“蛀虫”不知做何感想？故曰：“为官勤政立标杆，正误分清莫等闲。枉法贪赃常恐惧，清廉赢得梦魂安。”

四　治　国　纵观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凡治国当政者必须为国家和民族着想，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谋福祉。做到心怀天下，把握全局。历史上的唐太宗在总结用人之道时指出：“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见《资治通鉴·一九八卷》）而择官用人，要以德才兼备为标尺。唐太宗一次批评宰相杜如晦说：“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辞刀笔，不惜其景行（品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见《贞观政要·择官》）意为择官不注重品行，数年之后虽受到惩罚，但老百姓已深受其害了。因此，必须把握“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见周敦颐《通书·师》）之正道。治国当政者更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令行禁止。故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对此作出深刻有力的阐述，他说：“若安天下者，必先正其身，未有正其身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见《贞观政要·君道》）。明代大改革家张居正有两句名言：“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于国家虽颦笑之微，敝袴（即裤）之贱，亦勿轻予。”（《张居正集·卷一·陈六事疏》）这一经典言论，为清代康熙所吸纳，他将被誉为“天下第一廉吏”的于成龙从广西罗城的七品知县，累升至两江总督的封疆大吏；而将出身满族的山西巡抚穆尔泰处死，因其在任内科派百姓，又多方勒索贪污。明代大儒李贽揭示这样一条真理：“自古以来，治天下难，但不是老百姓难治，而是官难治。”（见其《道古录》卷上）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统治者若能禀承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旨规”，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此习近平在总结治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见《在新疆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治国当政者，要革故鼎新，锐意改革。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具特色改革有三次，一是先秦的商鞅变法；二是宋代王安石变法；三是明代张居正变法。他们都是力排众议，陈述卓见。三次大改革，其中成效最大的首推商鞅变法，“以徙木为信”开始，实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为秦平定东方六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其次是最具成功的张居正改革。共实行四大举措：修明法度，示大信于天下；强化监督，整肃官府；改革税制，惠农利商；清丈田亩，平均赋役。晚清启蒙思想家龚自珍，针对清王朝因循守旧，腐败无能，发出强烈要求改革、振聋发聩的呼吁：“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如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自古至今，法无不改，风气无不移易。”（见《龚自珍全集》）所以说“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谋也”（见《陈亮集》卷六）。最后是借鉴历史经验。治国当政者，要知时识变，通今博古，精通治国理政的文韬武略，不能存在以“无知御有知”的糊涂观念。从先贤先哲的经典中取经。用古镜鉴照。毛泽东在评点司马光《资治通鉴》时，有一段话这样写道：“《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亡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啄取经验教训……”（见毛泽东1954年同吴晗的谈话，摘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晚年读书的生活》）。故曰：“安邦治国见真功，造福于民为旨宗。抓铁留痕通史鉴，九州赞誉八方拥。”

五　安　民　历史经验雄辩地指出，人民安居乐业，才能事业兴旺，天下太平。得民心者得天下。“民者，国之堂基也”，君王“视天下有一事不治，视为己过，有一民失所，以为己忧”（司马光《传家集》）。“用民有纪有纲，一引其纪，万目皆起，一引其纲，万目皆张”（《吕氏春秋·用民》）。明代文学家宋濂提出了与董仲舒“君权天授”相对立的“君权民授”说，他说：“有民斯有国，有国斯有民，民者君之天也。君则君之，舍则独夫耳……”（《宋文宪公全集》卷三七）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堪称石破天惊之论。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则作出具有近代民主主义色彩的论断，他在《日知录》中说：“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明代大儒李贽则提出人君不要自欺欺人，要与人民同好恶。“君子莫先于诚意焉，意诚则有可推之地，由此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直推之而已……好者推之，以同其好……恶者推之，以同其恶……”（其《道古录》卷上）。明代思想家顾宪成，在社会实践中体会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说：“自古以来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离群绝类、孤立于无与的学问……”（《东林书院志》卷三《丽泽行》）又对是是否真心为民的君主、官员给出标准说：“真心为民则饥由己饥，寒由己寒，溺由己溺，疴痒疾痛由己疴痒疾痛……（才算）其真心为民也。”（见《泾皋藏稿》卷九）另一位思想家高攀龙在权衡“国”与“民”的轻重上，有独到的见解。他说：“天下之事，有益于国而损于民者，权国为重，则宜从国。有益于民而损于国者，权民为重，则宜从民。至于无损于国而有益于民，则智者不再计而决，仁者不宿诺而行矣（即毫不犹豫去做）。”（《高子遗书》卷八下）清末改良主义政论家王韬则说：“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又说：“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见《弢（tiāo）园文录外编》）纵观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兴衰成败，尽管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其重要的经验教训则是“民心向背”。这是古往今来极具深远意义颠扑不破而值得借鉴的真理。大抵一代王朝有道的开国君主，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大都把爱惜民力、关注民生作为要务。这方面体会最深，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数明太祖朱元璋。公元1368年，朱元璋对来朝贺的州府官员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明史《明太祖实录》卷二五）又曾对朝臣说：“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而唐太宗的开明政治，不但对汉族人民如此，而且对周边少数民族亦关爱有加。且看他天下一家的民族统一思想，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戎、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见《资治通鉴·一九八卷》）又总结怀服四方的经验说：“朕于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顺众人所欲故也。”（同上）因此唐太宗深受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使唐王朝成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封建帝国，造就天下太平，经济繁荣，文化丰富，超前越古的盛世辉煌。故曰：“成败兴亡留典经，民心向背作为凭。侵渔暴虐滋生变，厚德深恩致太平。”

六　用　兵　古往今来的通识是，用兵是保家卫国反对侵略的，制止暴乱，而不是用来残害人民的。中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明大国，在军事著作、军事理论上远胜他人一筹。中国古代早期就有《武经七书》（亦称《武学七书》）：《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武经七书》首推《孙子兵法》（即《孙子》），共十三篇五千余字。它是中国迄今保存最完整、且又最早、最杰出的一部兵法著作，约成书于公元前515年前后。比古希腊色诺芬（约前430-前355年左右）所著第一部军事专著《远征记》要早一百多年。所以《孙子兵法》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孙子兵法》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基础，被誉为“兵经”、“历代谈兵之祖”。其声名享誉海内外，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曾先后被译成日、法、英、德、俄等多种文字，得到中外军事家的高度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谋攻篇》）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能看轻这句话。”（《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英国著名军事家利德尔·哈特称赞孙子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是“最完美的战略”。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称：世界上“形成战略思想第一位伟人就是孙子……”继《孙子兵法》之后最为有名的《司马穰苴兵法》（即《司马法》），《司马法·仁本》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所以孟子曰：“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孟子·告子下》）这是指出凡认为没有与其抗衡的敌国和对外的忧患意识，常常容易灭亡。中国古代政治家、军事家多从《孙子兵法》及有关兵经中吸取有益成分，并有所发展，或撰成新的兵书战策。诸如西汉三军统帅韩信用兵以“多多益善”、“出奇制胜”著称，最终以优势兵力击败楚霸王项羽，并著有《兵法》三篇。汉武帝时的名将卫青、霍去病以勇敢擅战、兵贵神速之战技，彻底打败犯边的匈奴贵族。三国时曹操用“上兵伐谋”之策略，扫平了除刘备、孙权之外各路豪杰。诸葛亮用“攻心为上，兵战为下”之策略，使反叛的孟获被“七擒七纵”仍诚心归服。唐太宗用“恩威并用”，怀柔之策，使周边少数民族、割据势力纷纷内附。宋代“精忠报国”的岳飞，因治军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而被誉为“岳家军”。元太祖成吉思汗用“兵贵精，兵贵胜”的战技而纵横驰骋于亚欧大陆。明太祖朱元璋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而扫平割据势力，驱灭残元。明代中期的戚继光治军为安民，被称为“戚家军”，并著有《纪效新书》、《练兵纪实》两部论著。对于戚继光的军事理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员范中义认为中国继“孙子之后，对军事科学贡献最大的非戚继光莫属。在中国军事史上，孙武是军事科学的奠基人，但主要是在军事谋略方面，而完整的军事思想则是由戚继光创立的。”清代集文治武功于一身的康熙皇帝提出“居安思危，常备不懈”的军事思想，他说：“兵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也。”（见其《实录》卷二一三）延至近代，反对侵略、保卫和平是时代的主旋律，军队成为除暴安良安天下的可靠力量。所以说：“用兵正误九州同，忘战必危敲警钟。好战必亡留古训，施仁布义五洲崇。”

七　经　济　经济一词，其广义是治理国家，即经世济民，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基础。中国自古为农业大国。随着古代农业经济的发展，到了东周春秋、战国时，中国社会经济出现了大变革，以农业（主要是粮食生产）为龙头，带动了手工业、商贸业的发展。战国时能工巧匠就能生产出高贵的丝织锦。农业生产工具，原始的骨、蚌、木已被淘汰，继商代的青铜器之后，又发明了铁制农器具。历经秦汉又向前跨了一大步。西汉时发明了有壁犁的牛耕技术。牛耕技术在传统农业的中国延续数千年，直到现代才为机械耕作所代替。这一发明不但影响中国，而且震动世界。西方著名农业史专家、世界犁耕技术权威列色，曾将欧洲十八世纪农业改革归功于由远东所输注之新观念。称：“余深信由曲面犁镵（chán）正如欧洲其他多种农业之明显进步，均源自东亚……此后，各项发明及改良，若无东亚之文明基础，几已不可想象……余以为吾人应为东亚之文明提供欧洲近代文化之坚实基础心存感念。”（见英国李约瑟主编，陈立夫主译《中国之科学与文明》16分册）汉代，农业、手工业生产花样翻新，如发明了较高的冶铁工艺，在燃料使用上开始使用煤代替木炭。韧性铁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得以广泛使用，使农业、手工业经济出现了超前越古的发展态势。所有这些生产工艺及耕作技术，当时在世界上都是最先进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又得力于大兴水利事业。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更是农业的命脉，古今亦然。从闻名华夏的大禹起始，古代哲人和以勤劳著称的劳动人民，就把治水作为农业丰歉的关键问题来对待。战国时秦国水利家李冰精心设计并亲自带领广大民工在四川灌县（约公元前250年左右）修筑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解决了成都平原三百万亩农田的旱涝问题。据《华阳国志》记载，其时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此项工程历经两千二百余年仍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整治扩建，使灌溉能力扩大到八百万亩。西汉武帝时水利工程取得了卓越成就。朝廷采纳大司农郑当时、大夫白公的建议，先后在陕西开凿漕渠（亦称“郑公渠”）；开凿白渠（亦称“白公渠”）。并在内蒙古、甘肃、河南、安徽、山东等地大兴水利工程，使农业相对地得以旱涝保收。隋代人历经六年的艰辛劳动，开凿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亦称京杭大运河）。这一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在世界上堪称奇迹，长期以来对南北水路交通运输、沿岸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此外，有从秦代历经唐宋开凿修筑的兴安灵渠，灵渠是秦汉以后中原地区与岭南的水路交通要道。其斗门设施，是世界上最早的通航措施。又《史记·河渠书》载，在今新疆吐鲁番哈密地区的“坎儿井”，古称井渠。该渠总数约千条，它是维吾尔族人民利用地下渠道，经过人工改进，成为灌溉农田的一项重要水利设施。这样，以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灵渠、坎儿井，构成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明代大水利家潘季驯，在治理黄、淮、运三河工程中取得巨大成功。其中治理黄河的“束水攻沙”之经验，成为“治黄”的“经典”。由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水利实施的加强，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汉代的繁荣到盛唐的昌盛，呈现出物产丰富、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据《资治通鉴·一九三卷》记载，贞观三年（630）“天下大稔（rěn）……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jī）粮，取给于道路焉”。宋代由于造船业的进步，海外贸易远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元代由于国力强盛，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得忽必烈赏识，在中国十七年，回国后，由他口述经鲁思梯谦整理，撰成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一名《东方见闻录》）。在这本书里他盛赞中国之富庶，科技文化之昌明。此书出版后，在西方引起巨大的轰动，激起欧洲人对中国的向往，争相前来一睹中华大国的风采。由此，中国与欧洲及阿拉伯人之间，在继汉唐以来古丝绸之路的基础上，进一步兴起了陆路、海路贸易，使交流更加广泛。据一位学者不完全统计，到十八世初，清“乾隆盛世”期间，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之首。法国学者白晋在他的《康熙皇帝》一书中说：“由于他的国家辽阔而富饶，他无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遗憾的是，到了晚清，封建传统的农业经济失去了它的生命力，被西方以英国为首的“产业革命”（亦称“工业革命”）所超越，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始，直到中华民国一百多年间，中国经济总量每况愈下，甚至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小国。其原因从客观情况看，是封建专制社会制度落后于先进的民主社会制度。欣慰的是，一百年后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在21世纪（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八十万亿人民币，跃居世界第二位，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竟超过百分之三十，为世界之首。使国家经济基础空前雄厚。故曰：“济民经世大文章，物质为基慎勿忘。改革创新增实力，富民强国更安邦。”

八　科　技　中国历史悠久，之所以在世界上称为文明古国，就是科学技术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堪称四大发明的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到了元代就先后传入东西方各国，是对世界人类进步的最早贡献。所以十六世纪的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赞叹说：这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简而概之，其工艺技术：有诞生于春秋时期，被誉为建筑工匠“祖师”的鲁班。秦代修筑雄伟的万里长城，成为世界建筑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现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西汉时发明了有壁犁和炒钢技术；东汉时蔡伦发明了“造纸术”。隋代著名工匠李春设计建成世界建筑史上第一座大跨度敞肩石拱桥——赵州桥。唐代手工艺精品“唐三彩”和宋代精美的“宋瓷”，其精妙绝伦的工艺就是今天仿制亦不易。明代设计建筑雄伟壮观的北京城，在世界建筑史上堪称杰作。医学技术：战国时诞生了被誉为“神医”的扁鹊。秦汉时托名于“神农氏”撰成《神农本草经》。汉代诞生了“外科鼻祖”神医华佗，继而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撰成《伤寒卒（杂）病论》，成为中医医治伤寒病的范本。南朝齐梁时期道家、医学家陶弘景（456-536年）在葛洪《肘后备急方》的基础上研究发明了天花病的防治方法，比阿拉伯医生雷撒斯对天花病的治疗方法要早五百年。更有甚者，对疟疾的防治，用“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堪称领先于世界医学水平的最早记载。此医术被当代医学家屠呦呦所继承和发展，她集数十年研究之经验，凝练成超越世界医学水平的“青蒿素”治疗疟疾的理论成果，获得2015年诺贝尔发明奖。再如对狂犬病的治疗，“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发”。直至十九世纪法国科学家巴斯德运用狂犬脑抽取疫苗防治狂犬病才获得成功。宋代朝廷还专门组织医学家官修本草。明代中国最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撰成《本草纲目》，总结了中国十六世纪以前的药物学理论成果，成为我国又一部宝贵的医学经典。农学技术：中国在西汉时就有古代农学家氾（泛的异体字）胜之所撰《氾胜之书》。到了元代，农学家们根据历史文献及总结数千年农业耕作、栽培技术经验，先后由司农司组织编撰了《农桑辑要》和王祯编撰的《农书》、鲁明善编撰的《农桑撮要》。其中《农桑辑要》和《农书》是我国现存总结古代农学知识最完整的技术资料。到了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又撰成农业科技百科全书——《农政全书》。据2018年4月20日中央一台新闻联播节目报道：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占世界之首，这自然也包括以上农业科技著作。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由朝廷组织专家学者编撰了一部反映中国自然科学最高水平的带有总结性的巨著《律历渊源》一百卷和一部大型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不幸的是，到了晚清，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滞后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中国的“长矛大刀”不敌西方的“洋枪洋炮”，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中尝遍了苦果，受尽了凌辱，导致国弱民穷。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沉痛教训。直到中国共产党执政，才彻底驱逐外侮，在科学技术上革故鼎新，现在以科技大国的雄姿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因此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今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国上下锐意改革，标新立异，扬帆挺进，向科技的更高目标迈进，使国家以实力雄厚的强劲态势跨入世界先进行列。故曰：“文明古国创非凡，科技领先千载间，革故鼎新功不朽，标新立异竞扬帆。”

九　文　化　文化一词其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一切社会意识的形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等等。尽管中国经济、科技在历史上留下波折中发展的一页，然而，中国的文化教育、天文历法、文学艺术等却在世界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对世界做出了无与比拟的贡献。在教育上，被喻为“万世师表”的教育家孔子，他开创性地打破学在官府、封建贵族垄断文化教育权的禁锢，首创私学，聚众讲学。在从事教育实践中总结出举世公认的教学经验，诸如：“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举一反三”，“教学相长，互相切磋”，师生平等“当仁不让于师”，以及培养仁政德治的优秀人才等等。其卓识远见，在中国和世界上都是空前的。美国汉学家克里尔在其《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中称道：“孔子不仅仅是教书，而是教人。”并受到法国启蒙学者最大的代表伏尔泰的极高评价，他说：“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世界。”赞扬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在孔子思想影响下，中国人具有完备的道德（见伏尔泰《风俗论》）。孔子教育思想理论中的经典部分承传百代，并获得世界各国的认同。孔子堪称世界上一位举世无双的伟大教育家。中国的四大经典，其中《大学》、《中庸》、《论语》，在十七世纪就传入欧美，1687年法国出版了三部经典的拉丁文译本。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在政治、伦理方面，中国远胜于欧洲。在数学上，从战国开始使用算筹法到东汉初出现《九章算术》，再到魏晋杰出的数学家刘徽撰成《九章算术注》，使中国数学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刘徽及其数学理论被日本三上义夫和薮内清誉为古今东西方“数学界一大伟人”。南朝宋科学家祖冲之推算出圆周率π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其密率比欧洲早一千多年。南宋数学家秦九韶撰成《数学九章》（又称《数书九章》），最大的成就是“大衍求一术”，发展了整数一次同余式，增开高次方，能解四次至十次方程，使数学高次方程形成较完整的体系，成为中国十三世纪领先于世界的杰出成果。美国著名科学家萨顿在其《科学史》一书中，称赞秦九韶为“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在1678年以0和1两元素表示所有数的二元算术。当他二十年后看到《周易》六十四卦卦象时，兴奋异常，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它和我的新算术完全一致……”令人惋惜的是，到了明代对数学不予重视，使数学事业出现了断层。因此，晚明的科学家徐光启就曾与传教士利玛窦翻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到了清代康熙年间，由于朝廷重视科技和数学事业，数学又跨上新台阶。著名数学家梅文鼎著《梅氏历算全书》，先后传到东西方各国。法国学者马若安编辑出版的《梅文鼎（1633-1721年）数学著作研究》一书，是世界上第一部介绍梅文鼎的学术专著。在天文历法上，远在春秋战国时，古代先哲就对二十八宿岁星体系有了基本的认识。西汉武帝时期朝廷实施了我国历法史上第一次大改革，由落下闳、郑平等人创制的《太初历》，科学地计算出一回归年等于日。一朔望月等于日。东汉科学家张衡创制“浑天仪”用水力转动浑象，第一次解释月食的成因，指出月光是日光的反照，月食是由于月球进入地影而产生的。认为“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他对月食的成因和地震的测验及其文学成就，被现代文学家郭沫若誉为“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思想史上亦所罕见”（见其《新立墓碑题辞》1956年）。1977年国际天文组织用张衡的名字命名太阳系中编号为1862的小行星为“张衡星”。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其《论衡》中指出海潮是月亮圆缺之因造成：“涛之起，随月盛衰大小，满损不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月亮对海潮的作用。其见解被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所称道，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说：“公元一世，王充已经在他的《论衡》中清楚地指明潮汐对月亮的依赖关系了……”南朝宋代祖冲之撰著的《大明历》，解决了岁差问题，规定一回归年为365.24281481日，一月为29.053051日。最为著名的是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等创制的《授时历》，成为我国历法史上第四次大改革的杰出成果。《授时历》以365.2425日（即365天24分25秒，现代科学测得是365天24分22秒）为一年，29.0530595日为一月，这部新历法与公元1528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颁布的、即现在通行的公历，亦即《格里高利历》还要早二百四十七年。在文字学语言学上，以商代甲骨文为起点，历经儒家创始人孔子删定“六经”到秦统一六国文字，继东汉经学家许慎撰成《说文解字》，刘熙著《释名》，至北宋文学家郭忠恕撰成“六国文字”的专著《汗简》。再经历代的演进，延至清代，由训诂学家段玉裁撰成《说文解字注》暨乾嘉学派的中坚钱大昕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对古文今注、古籍校勘、详加考证，对字的形、音、义互为推求，在文献学、语言学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到了近代，中国语言学又一位奠基者章炳麟撰成《检论》，对中国语言文化进行总检核，使中国文化、语言、文字更加详备。最终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科学体系，对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在史学上，以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为起始……直到《清史稿》合为二十五史，汇集成博识广揽的史学体系。清乾隆年间由文学家纪昀等纂成《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构成了中国古代最为庞大而完备的知识世界，成为一座世界瞩目的东方“金字塔”。近代史学大师、“新史学”的开拓者梁启超认为，历史本来就是一部意义无穷的教科书。“史者，所以知古今，国之鉴也”（其《饮冰室合集·文集·论译书》）。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提出：“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再如杰出的史学家章学诚，在“史德”论中提出“善恶褒贬务求公正”（《文史通义·史德》）。这就大大完善和深化了史学家修养的理论。美国学者倪德卫在《章学诚一生与思想》一书中称“章学诚的许多史学理论，已具有现代色彩……”在文学上，从战国的诸子百家，到汉大赋的兴起，再到南朝梁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撰著《文心雕龙》。其作品被现代文学大家鲁迅在其《诗题论记》中高度评价为：“东则有刘彥和（刘勰字）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之《诗学》……为世楷式。”延至唐代诞生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文学大家，创造了唐代文学的辉煌。杜甫的作品不但价值很高，而且有许多爱国诗篇，被称为“史诗”。因此，1961年12月5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杜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累至宋、元时期的宋词、元曲的杰出成就，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水平达到历史的高峰。尤其体现中国古代文学更高水平的由清代曹雪芹所撰著的《红楼梦》，曾一度产生中外学者争相研究“红学”的效应。综观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可以欣慰地说：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曾被誉为“礼仪之乡”、“天朝上国”。诚如哲学史家冯友兰（1895—1990年）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所说：曾经“中国就是以它的封建文化领导东亚各国，影响欧洲国家。”从世界各国开设这么多孔子学院来看，就足以证明进入现代社会，在新的起点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经典仍继续彰显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故曰：“儒学宗师留典章，开山之作创辉煌。育人伦理东西导，情系全球天下扬。”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因此我们要更加广泛地汲取历史经验，科学精准地运用历史知识。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苟利国家生以死，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这些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论断这是新时代深厚文化新理念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要鉴往知来，攻坚克难离不开历史启示，为政用权离不开通今博古。学历史将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为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将其打造成一张张中华文化的金质名片，让世界认识一个精彩的、令人瞩目向往的中国。

以上是我写作《中华诗鉴》这部书的初衷。错误不当之处，请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学生”　潘庆如

2021年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