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工潮：中国战时工业档案

一、胜利声中的工潮

自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政府在京受降后，随抗战胜利的来临，先之以复员问题的发生，继之以物价波动的影响，我国经济界，于是引起了一种最大的变动，尤以抗战期中首都所在地的工业，最为不幸。昔日以抗战延长而繁荣，今则以抗战结束而萎缩，其本身的命运，恰与胜利成反比。在工潮的澎湃之下，重庆区的工厂，已如秋风之扫落叶，极大多数，皆随胜利而幻灭了。一波未平，一波复起，使各主管工潮的机关，艰于应付。重庆市长张笃伦，在“一年来重庆市政之检讨”中，曾就工潮说道：“对于因复员而发生之严重工潮，则本劳资互利原则，以公平态度，迅予合理解决，以谋工商事业之安定。”由此可见，工潮虽属严重，幸能处置得宜，未酿巨变。兹就复员期中一年来有关工潮的资料，汇列分析，略陈梗概，以供今后处理工潮的参考。

在我们着手分析以前，下列三点，须首先申明：（甲）我们搜集的资料，仅以重庆市社会局及治安机关有案可稽者为限。各业劳资纠纷，凡未报请备案的，想来不少，但因无法搜集，只得从略。不过在我们已有的资料中，一切较为重要的工潮，可以说是均已网罗无遗了。故我们分析的结果，大体上，对于复员期中重庆区工潮的全貌，是具有代表性的。（乙）以时期言，我们的资料，始自三十四年十月十五日，截至三十五年年终为止，虽涉及两个年度，但自抗战胜利后，这一年多的经过，因为复员关系，性质上，是一贯的，故可以合并而论。（丙）我们所谓的重庆区，其范围大于重庆市的辖境。重庆为抗战期中的首都，以市区为心脏，以江巴及北碚为护卫，形势上，成了一种大重庆的局面，故我们对工潮的分析，除市区外，还包有江巴及北碚各地的工潮在内。

据我们统计的结果，复员声中重庆区一年多的工潮，共计发生432次。兹将有关的人数及厂数，并列如下：

第一　重庆区工潮件数表

重庆劳工运动史上，这一年多的工潮，竟有如此一个庞大数目，自然算是空前了。即以上海而言，在抗战前，工潮超过500件以上的，也只限于十四年、二十二年及其他少数年度而已。其余大多数的年度，工潮均在400件以下。至于国内其他各埠，更不能相提并论了。在大后方各地中，自抗战告终后，工潮的发生，为甚么特别集中于重庆一区呢？我们可以肯定一句：其总原因，即在乎胜利突然的降临。重庆号称陪都，为抗战期中政治与经济的重心所在，一切变动，均得风气之先。故在胜利狂欢之下，各工厂的命运，也随复员问题，动荡起来了。多数工厂，不是为政府订货而生产，即是为军需供应而存在。一旦战事停止，政府即不继续订货，而军用品的需要，复大量减少。此类工厂出产的成品，遂无销路可言了。此其一。抗战期中，东南各省，沦陷殆尽，海上复被敌人封锁，各种民生日用品，皆因无法输入，遂不能不在大后方力求自给。及战事结束后，交通的梗阻，即将扫除。价廉质美的物品，即将源源而来。于是在前途的展望中，各工厂的销场，遂不免有被夺之虞。此其二。中央各级机关陆续移京，各省人民更纷纷离渝还乡，陪都人口逐月减少，市面颇有萧条之感。因此，凡百物品的销售，均感阻滞。除极少的例外，大多数的工厂，似已失去生存的余地。此其三。迁川工厂430余家，完全停业者有之，急图改组者有之，多数均派人至京沪汉各大埠，积极筹备搬迁。各厂的工人，来自省外者颇多，离乡日久，归家心切，皆欲从厂方取得一笔胜利奖金，以充旅费。于是随工厂的复员之后，工人的复员，也成为问题了。此其四。抗战期中，政府对工人的管制较严。劳资双方，亦愿在国难当前，咬定牙关，埋头苦干。不意战事一旦停止，国难的威胁既去，工人们的心理，忽然来了一大转变，对于厂方的待遇及自身的生活，遂不免重新予以评价。而通货的贬值及物价的高涨，又从而刺激之。于是劳资纠纷，就不可遏抑了。此其五。基于上列各因，随重庆区的工厂根本动摇之后，重庆区的工潮，在这一年多的期间，遂相因而至，层出不穷，或停业，或罢工，或暴动，使主管当局，应接不暇。更加以重庆区的工厂特别集中之故，一厂肇事于先，多厂效尤于后，野心家又从而乘机利用，于是工潮之多，遂甲于全国了。在大后方的各省中，据经济部的统计，截至三十四年年底为止，各业工厂的分布如下：

第二　西南各省工厂分布表

在上表内，川康滇黔四省及重庆一区的工厂，共计3314家，而重庆区的厂数，竟在一半以上，占了51.1%。工厂在陪都及附近地区特别集中的现象，由此可见一斑。工潮是富于传染性的，在工厂林立相互影响之下，工潮之多，遂不可避免了。

二、工潮中的解雇与工资

在前节内，已经指出，复员期中重庆区一年多发生的工潮，其总原因，在乎胜利突然的降临。但就各件工潮本身的直接原因而言，则又可以从经济，政治，社会各种观点，予以分析的检讨。固然，一件工潮的内容，往往不是单纯的，所牵涉的原因，也许在一项以上。现在，为统计便利起见，特就各种工潮的主要原因，表列如下：

第三　重庆区工潮原因分析表

在全部工潮中，我们把发生的原因，分为解雇、工资、红奖、福利及其他五项。工资与红奖两项，是属于经济性的原因。解雇一项，以经济为主，其中仍有非经济的条件，附属在内。福利一项，内容则较为复杂，约有下列各类：①关于日常生活的，如衣食住等的卫生问题及一般伤病的医药问题。②关于培养知识的，如工人补习教育，工人子弟学校及图书室。③关于工作情况的，如工时的长短，安全设备的有无及工业灾害的防范。④关于救济的，如消费合作社及各种社会保险。⑤关于娱乐的，如俱乐部的设立及电影的演放。至于工潮原因，不能归纳到上列四项者，则并入最后其他一项，如工人与工人间的冲突，即其例也。国内有些统计报告，常将“团体交涉”，列为工潮原因之一。然究其内容，所谓交涉的条件，往往即系对解雇、工资或一般福利设施而言。故为免除观念含混起见，我们在原因的分析中，没有把团体交涉列入，作为一项。

解雇纠纷的分析由第三表看来，在工潮原因的五大项目中，以解雇一项为最多，占了69.2%，超过全部工潮三分之二以上。这种现象的由来，即在于胜利突然的降临。若专就工潮的观点而言，这一年多的经过，始终与解决纠纷为缘，直到三十五年告终之际，仍有四件，尚待来年解决。故我们无妨把这一年多的期间，称为“解雇年”。解雇事件，约可分为三类。第一，由厂方主动，或因全部停业而遣散工人，或因局部紧缩而减少工人。这类的解雇，在299件中，自然占了极大多数。第二，由工方自请遣散者亦有之。许多外籍工人，即欲藉此机会，返乡省亲，另谋出路。而川籍工人中，仍有少数，自愿解雇，以图取得一笔遣散费的巨额收入。第三，关于一般雇用纠纷，如开除工人或停包工作之类。在解雇案件中，这类的解雇，只占极少的比例。我们在此处应当特别说明的。以第一类为主。全部停业的工厂，究有多少，迄今尚无法查明。社会部劳动局川康调查站，前曾着手调查重庆区存留的工厂，但在结果尚未得到以前，也无从比较。由经济部批准全部停业的工厂，截至三十五年四月为止，已达214家。如推到是年年底，呈请停业之数，自然，还要增多。至于许多小厂，完全停闭后，不仅未报经济部备案，甚至市社会局也无案可查。据各报的估计，完全停业的，总在40%以上。已陷于半停顿状态中的，也在35%左右。假定以此种估计为准，则重庆区的工厂1694家中，与解雇纠纷有关的工厂，至少有1200余家。不过他们的纠纷，并未完全向主管机关，报请备案，故我们无法探悉。只就我们搜集的资料，汇列分析，已可证明，解雇一项，为工潮的各项原因中之第一位。重庆区的工业，纷纷倒闭，濒于绝境，已被这种解雇现象，指示出来了。兹将经济部核准停业的工厂列出，以便比较。

第四　重庆区工厂核准停业表

我们的工潮资料中，关于解雇部分，是否将第四表所属的工厂，完全包括在内虽无从对照，但就业别的分配状况来看，大体上，我们分析的结果，是与第四表相差不远的。现在，再把重庆区工厂解雇的业别，揭载于下，即可证明。

第五　重庆区解雇纠纷业别表

上表将工厂的业别，分为13类。其中以机器工业的解雇案件最多，在百分比上，占了22.4%。服用品工业的件数，与机器工业相近，故相差的比例，尚未超过1%。若将机器与服用两类，合并计算，在全部解雇纠纷中，已达44.1%。换言之，解雇纠纷，对于这两类工业，给予了最严重的打击，由此已可概见。机器工业中，以机器制造厂的件数，占绝大多数。服用品工业包括纺织、针织、被服、皮革、机染、军服及其他有关各厂，其中以布厂的解雇件数，占了48件之多。机器厂与布厂的成品，大都以政府订货为主要销路。政府一旦停止订货，他们的命运，自然就有问题发生了。若以解雇人数而言，除少数解雇案件的人数不明外，其余各件的人数，分配状况如下：

第六　重庆区解雇纠纷有关人数表

由上列甲乙两表来看，每件纠纷的解雇人数，以1人至10人为最多，占全部解雇纠纷的51.8%，超过半数以上。不仅就工潮言，以小厂为多，即此可以证明，纵令就重庆区的全部工厂而言，亦以小厂为多，即此也可以证明。解雇人数在1000以上的，仅有5件，不过占全体的1.6%。其中以中央印制厂的2491人，中国兴业公司的1582人及渝鑫钢铁厂的1366人，位居前列。而且在全部解雇案件中，这3厂的解雇，亦最为重要。至于乙表所列的平均人数，每件虽仅51人，似乎因此引起的失业问题，并不如何严重，但就全体解雇人数而言，则不可忽视了。在解雇纠纷之下，一旦就有15000余人失业，若将眷属计算在内，至少总在60000人以上，受到了解雇纠纷的影响。这种情形，岂容吾人忽视？

【注释】

[1]原载《中国工业》第6卷第6期，1942年版。本文作者为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重庆市国货厂商联合会。

[2]摘自《大公报》，1943年8月19日。

[3]摘自《大公报》，1943年11月10日。

[4]原载《中国工业》第23期。

[5]摘自《国民公报》，1945年1月21日。

[6]摘自《国民公报》，1945年3月31日。

[7]摘自《国民公报》，1945年5月1日。

[8]摘自《大公报》，1945年8月26日。

[9]摘自《国民公报》，1945年8月25日。(www.xing528.com)

[10]摘自《国民公报》，1945年9月12日。

[11]摘自《国民公报》，1945年9月14日。

[12]摘自《大公报》，1945年9月18日。

[13]摘自《国民公报》，1945年9月26日。

[14]摘自《国民公报》，1945年9月29日。

[15]请发给各织布厂二个月之周转棉纱，以维持生产，②历年花纱布管制局欠摘自《国民公报》，1945年9月30日。

[16]摘自《大公报》，1945年10月4日。

[17]摘自《国民公报》，1945年10月4日。

[18]摘自《国民公报》，1945年10月10日。

[19]摘自《国民公报》，1945年10月13日。

[20]摘自《国民公报》，1945年10月15日。

[21]摘自《国民公报》，1945年10月16日。

[22]摘自《国民公报》，1945年11月27日。

[23]摘自《国民公报》，1945年11月29日。

[24]摘自《国民公报》，1945年12月23日。

[25]摘自《国民公报》，1946年1月20日。

[26]摘自《国民公报》，1946年1月22日。

[27]摘自《国民公报》，1946年1月23日。

[28]摘自《国民公报》，1946年1月29日。

[29]摘自《国民公报》，1946年2月1日。

[30]摘自《国民公报》，1946年2月6日。

[31]摘自《国民公报》，1946年2月18日。

[32]摘自《国民公报》，1946年3月3日。

[33]摘自《国民公报》，1946年3月11日。

[34]摘自《国民公报》，1946年5月18日。

[35]原载《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4期。

[36]原载《四川经济汇报》第1卷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