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有言：“无科学即无国防，无国防即无国家。”运用科学，以实现国防建设者，则为工业。现在国家之组织，不问遵循何种主义，无不以开发工业为要务。国父所著实业计划，伟大周详，无与伦比，然一言以蔽之，则为“国家之工业化”而已。
国家之建设，固有赖于工业而开发，工业之发展，亦有赖于国家之强盛独立。举世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有能为工业国者乎，朝鲜、（中国）台湾、安南、缅甸之人民，有能为工业国者乎？印度在1936年后，独立运动抬头，始稍稍奠定民族工业之初基。吾人如不健忘，当犹忆民二十四年春间，敌人曾提出所谓“中日经济提携”口号，诱我降服，而其最高原则，即为“工业日本，农业中国”。我政府国民深知非工业无以谋国家之生存，一致反对，遂终有“七七”事变之爆发。故此次抗战，谓为国家独立而战固宜，谓为工业自由而战，亦无不可。在战争过程中，敌人摧毁我工业，不遗余力。我工业界初亦有冀在敌人铁蹄下苟延残喘者，今则尽化乌有矣！工业为独立国家之光荣事业，工业家为独立国国民之神圣工作，我工业界实有同感焉。因此，吾人敢为下一转语：“无国家即无工业！”
我后方工业界在国家保护之下，迄今犹能呼吸自由空气，以从事于此独立国国民之神圣工作，饮水思源，自惟感奋之不遑。回顾沦陷区同业之备受蹂躏，更当警惕之有加。我后方工业界尤多间关万里，历万险，冒万难，以迁来此间者。当其开始迁移之际，早已具与国家同休戚，共存亡之决心。生死以之，义无反顾。历史之教训如彼，自身之意志如此，其谁愿唯战时暴利之是图？此当为社会之所共谅者。质言之，我工业界之所期求者，厥唯生产力之保持与发展。工业生产力之保持与发展，为抗战所切需，为建国所必具，而非仅为我工业界自身之利益。大势所趋，民生主义之须彻底实现，已无容疑。我工业界类多深明大义之人，对于三民主义之拥护，早矢赤诚，谁复再斤斤于本身之利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强盛，社会安宁，乃足以言事业之发展，而国家之强盛与社会之安宁，则又有赖于全国国民之协力。我工业界亦唯求尽国民之天职而已。本此原则，敢将我工业界当前之困难及其所望于我政府及社会人士者，申述如次：
甲、关于税捐者
战时税捐，原以收缩通货，稳定物价为最大前提。故税捐之课征，必为通货膨胀之所在，而课征之足以刺激物价者，则须力求避免。两年以来，农产价格之高涨，远过于自制工业品及一般商品。故通货之膨胀，已不在都市工商业，而在农村土地。然捐税之课征，则工商业仍远重土地。田赋征实之后，地主负担，平均仍不过地租收入5%，故此种形势，依然存在。税捐重心，究应如何重建，及应否采用税捐以外之方法，为收缩通货之主要手段，实为当前亟待研讨之问题。
然我工业界之所特引为危惧者，则为所有资产，多数为日损月耗之房屋及机器。依法定百分率提存拆旧准备，则因原价与现价之悬殊，势将无法除旧以布新。再执此以计算盈余，缴纳税款，则虚盈实税之结果，流动资金日绌，将使生产逐步低落，而终于无以为继。欲图补救，非不断增资，即须相互合并，以图力量之增强。但言增资，则须求新旧股东权益之平衡，即须重估资产之价值。资产重估之结果，复见虚盈，复课实税，则增资之收入，或不足以偿税捐之支出，是又不如不增资之为愈。合并之进行，双方亦须重估资产之价值，仍须缴纳法定之税捐，则其得不偿失之情况，且较增资为更甚。此为直接税所引起之困难。
以言间接税，则其影响物价之严重，亦为甚值注意之问题，商人亟应鼓励有限公司之转税款，恒须加计利润，故课征者少，转嫁者多，已成通例，因此通货之藉税捐之课征而收缩者较少，而依物价之高涨而膨胀者则较多。就通货观点而言，已属得不偿失，就财政观点而言，则其得失，须视涨价之商品，是否为国防民生必需品及国库支出增加之多寡而定也。
由上所述，吾人谨提出下列之意见：
（1）税制之改进，固为建国所切需，然在物价高涨之今日，税捐恐已不能再为收缩通货之主要手段。时贤主张提存租谷8000万担之价值，或为当前平衡预算，收缩通货，稳定物价之最有效方法。甚至即退一步发给一部分金公债，亦属利多害少。如能实行，我工业界自亦愿同时依照地租提存百分率提存其所得利润，以共谋渡过当前经济难关。惟有须补充者，即提存办法实施之后，必须扩大农贷工贷，以调剂农工业金融，使不影响生产而后可。
（2）所得税及过分利得税，原须以个人所得及利得为课征之对象，始能达平均财富之目的。若以产业组织为对象，则损害组织之发展者多，而影响个人之财富者微，实非得策。我国社会组织不密，调查不周，对人征课，困难自多。然如因此而遽以仅有之产业组织为对象，则人人厌弃组织，相率化整为零；向之组织不密者，将演变而为无组织，危险何堪设想！平时如此，物价高涨之今日尤然。如能先改为对分派利润课征（即对股东红利及职工酬劳金课征），将来再进一步对个人之综合所得利得课征，则在目前，即可与产业组织以救济，而在将来，更可得资本积蓄及税制合理之善果。一转移间，利害之趋势迥异。民生主义之理想，对于个人财富，固应求其均平，而对于产业组织，仍须求其扩大。现代之产业，必须为大规模之经营，早为经济学者之所共认。而国家为管制之便与生产效率之高，自亦应鼓励此种发展也。
（3）间接税之增加，须极端审慎。对于国防民生必需品，尤不能任其因增税而刺激市价。消费税之施行，如用以代替前方各省重叠之课征，自与物价大有裨益，然若在内地遍设关卡，加重货运之负担。
乙、关于资金者
通货膨胀进入一定阶段后，工商业流动资金，日趋窘迫，原为历史上各国共通之现象。我国目下物价之趋势，原料之高涨，往往速于工业成品之高涨，故工业界当每一度再生产之际，即已感资金之不足。我国工业投资，素极消乏。后方工业战后之地位，以及民营工业在整个工业建设中之地位，迄今尚未有明文之保障，亦足使投资者裹足。益以近年来虚盈实税之影响，拥有资金者，相率化整为零，以从事于商业上之屯积，或存放比期□项，以谋较大之利润，并保持资金之活动。熟复愿历巨险，博薄利以投资于工业？一面资金需要，随再生产之度数而累增，而另一面资金来原，反益陷枯竭，我工业界欲求维持其生产额，诚有心余力竭之感矣！
当此抗战进入决定阶段，海口完全封锁，战时经济须谋彻底自力更生之际，政府社会之所期望于我工业界者，倍极迫切，而我工业界资金周转，日陷艰窘，每一念及，实感寝食之难安。痛苦之深，遂不觉呼吁之切，我工业界多能以实事求是自励，决非故为无病之呻也。
为求工业资金问题之解决，我工业界深知政府不欲通货之过度膨胀，与夫金融业不愿资金之多数冻结，均有其不得已之苦衷。故认为正本清源之道，端在吸收社会游资，以供工业生产之用。然治标之计，仍以扩充工贷不为功。而欲吸收社会游资，则又非特予工业投资以合理之鼓励不可。本此原则，吾人谨提供下列之意见：
（1）建立产业证券市场，使工业能藉股票之发行吸收社会游资，以辟自力更生之资金来源。一面并请政府另拨美金借款一部分作为股票发行之保证，以坚社会之信仰。或由政府发行产业投资信托证券，在证券市场出售，由政府与工业界之合力，求其推行尽利，即以所获得之资金，供工业上周转之用。
（2）政府为谋产业之发展及国家组织之进步，亟应鼓励有限公司之组织，为求税务行政之便利及一般管制之贯彻，更应力求公开公司组织之发达，是亦非有证券市场以便利公司股票之公开发行不可。同时，前述税捐改以个人为课征对象之建议，更须求其迅速实现，使人民不以产业组织为畏途。
（3）在税捐改以个人为课征对象之建议尚未实行之前，对于因增资或合作之必要而重估资产价值所表现之虚盈，应免予课征所得税及过分利得税，或将所收税捐发还，作为补助费。
（4）在证券市场尚未发达健全之前，工贷款额，仍须扩大，且应由专卖机关或专业银行，以通常业务方式，负责推行，以求其效果之宏大。查民营工矿事业之生产价值，全年当不下100万万元（二十九年为47万万元，年来物价倍增，估计当不下100万万元），而贷款总额，仅一万万数千万元，尚不及2%。此一面足以表示贷款数额之过微，实有扩充之必要，另一面亦足证生产消费之税之无据也。(www.xing528.com)
（5）后方工业在战后整个经济建设中之地位，及民营工业在整个工业建设中之地位，均应与以明令之保障，以期经营之安心与投资之踊跃。
丙、关于原料者
海口全部封锁以后，若干仰给国外之工业原料，益感缺乏，亦为当前工业上之危机。五金电料自经军政部征购后，民营工厂，困苦万状。国家在战争时期，军事第一，本属理所应然。然如能尽调剂盈虚之能事，使民营工业稍得便利，则同属国力之增张，自亦为我贤明政府之所乐闻。本此意义，谨提供下列之意见：
（1）所有后方缺乏之工业原料，应有一地位较高之机关，负统筹之责。不问国营、省营、民营工厂，均须报告其存量于此统筹机关，并接受其支配，使能调度自如，有如中央银行之集中准备以谋合理之运用。同时严格限制此项原料之用途，使无丝毫之浮滥。
（2）可能自造之原料，应由国家尽力予以奖助，以求自给。
（3）保障今后运商之利益，并便利其运输，俾能以种种方法，由沦陷区输入必需原料。
丁、关于运输者
运输便利，则商货来源畅旺，物资问题，自可减少其严重性。商人如无意外之烦扰，不特乐于营运，且可减低成本，则物价自亦可稍稍稳定。我工业界原料之获得与成品之销售，均有赖于运输之便利，故期望运输之改善者，至为迫切，谨供意见如次：
（1）关卡之设置，不应仅以增加税收为目的，而须同时顾及对于物资及物价之影响。因此，内地关卡，应尽量移设外线。市为一经济单位，市区之内，工商业有互相依存之关系，尤不能设立关卡于其间，强加支割，使市民负担，失其平衡，市之发展，受其影响。
（2）严禁任意扣留商货，甚至擅作充公罚款之处分。关卡扣留商货，须于二十四小时内，将案移送法院办理（商货仍存扣留关卡，以免转运之耗费），以期人权物权，同得法律之保障。
（3）军事机关及地方政府所设检查机关，须明定其查缉之标的，绝对不许干涉合法货运。
戊、关于管制者
工业界本身须有健全之组织与严密之管理，故亦热望国家组织之健全与管理之严密。我工业界对于政府战时统制管理之设施，诚如蒋委员长所言，但望其更加严密，更加周到，更加彻底而决无任何之疑虑。唯其严密周到彻底，然后刁顽者不敢玩法以自私，贪渎者不敢枉法以自肥；人民之牺牲，即为国力之增强，而无丝毫侵蚀浪费存在于其间。如是则不仅抗战动员，得充分集中力量之效果，政治益臻清明，且可树立建国久远之规模。本此意义，谨提供意见如次：
（1）管制机构须求一元化。管制为战时紧急措施，必指挥灵活，行动敏捷，乃能适应战时之需要。而欲达此目的，又须机构统一，权责分明，始能收如身使臂，臂使指之效果。否则机构重叠，政令纷岐，谁□为难，在所难免。战时有限之人力，因而浪费于往返中周折之，战时宝贵之物资，因而有消耗于腐蚀，损毁于炮火，甚至遗弃资敌者！人民之损失大，则供献于国家者必微；人民之阻碍多，则趋赴国家之号召者必迟。理有固然，无俟详述也。
（2）管制工作之执行，须由行政机关负责。战争为政治之延长，战时“军事第一”之要求，仍须维持原有行政机构以达成之。交战国虽有特设战时内阁者，然其政令之执行，则仍一赖原有之行政体系；宣告入于紧急状态之区域，有交由军事长官负责者，然其命令之实施，亦仍假手于原有之行政机构。良以人民之观念，喜单一而厌纷歧，而行政为专门技术，更非率尔掺操□者之所能胜任也。我国行政机构，诚欠充实，行政效率，亦感低微，然此须于战时充实之，提高之，而不宜另起炉灶，否则系统无已紊乱，重叠矛盾，其间能免？如能一面由军事机关遣派人员，协助督促管制工作之推行，一面改革公文程式及办事手续，使管制工作尽量业务化，有著邮政铁路，及海关之办法，其结果当可圆满多多也。
（3）对于工业更望其能为全面之管制。就范围言，则由民营、省营以至国营工业，须有统一平衡之管制。就程序言，则由原料之获得，职工之维持，资金之周转，以至产品之分配，须有周密合理之管制。信能如此，则原料因统筹而充裕已如上文所述，职工不至因流动过频而损耗其生产力，产品不至因资金困难或核价过低而减少，工业动员之力量，自可倍增。然此必须有一职权甚高之机关负责执行而后可。
以上所述，均属大者，如能采择施行，不但工业生产，可以突飞猛进，商业运销，亦可发展滋长。深信必可使目下最严重之物资问题，获得甚大之裨益。我工业界但求战时物价能臻稳定，战事经济渐趋好转，则在经营上获益已多。经济危机克服，抗战胜利可操左券，我中华民国，自将成为世界上强盛独立国家。我工业界能在国家保护之下，继续为国家尽生产建设之微劳，即属大幸。爱国未敢后人，贡献力量，惟恐不及，谨掬愚诚，期补高深于万一。惟是一隅之见，挂漏必多，仍望海内贤达，赐予教正，不胜幸甚！民国三十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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