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工业前途的考察与展望

一、前言

八年的抗战，使四川成为中国政治经济的中心，也使四川成为我国工业发生发展的实验区域。中国人如果是一个有长进的民族，并企图将工业化的目标迅速而顺利的实现起来，那末，战时工业的兴衰成败的经过，对于我们应该不是一件白费心血的事件，而对于四川，更是值得虚心学习的经验。

抗战期中，四川所受战争的直接损失，除了敌机轰炸外，是较轻微的，虽然对于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即说是负担最多，贡献最大的一个省区，却是一点也没有夸张。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政治、文化，特别是近代工业的大规模西迁，使西部较落后的区域，几乎缩短了几十年来不曾越过的过程。而四川由于自然的和政治的种种关系，亦就获得了受益较多的报酬。由于政治中心迁徒（徙）而来的政治及经济的中心，自然又会随还都而减弱，但已迁建的工业的物质和精神的基础，四川是应能全盘接受而更加发展起来的。

战时工业的研究，是可以从两方面观察：一方面，从战时经济的观点上，研究后方工业对于支持战争及在获得最后胜利途程上尽了怎样贡献？另一方面，从战时工业的兴衰过程，研究它与后方经济发展的关系，特别是从它本身的具体经验，对于今后全国工业化能够发生怎样的学习作用？从我们的认识看来，后者的研讨，对于我国经济的研究与改革，毋宁是更具有远大作用并切合实际需要的课题。

战后工业化的方针是已确定了的。我们觉得对于这个工业化的方针，应有两个必要的认识：一个是得来不易，另一个是实践更难。所谓工业化方针得来不易的，是因我国固有的农业生产方式被工业生产方式战败了，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工业生产方式的输入也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但是直到经过这次幸未灭亡的抗日战争，始恍然于“农本主义”的不可亦不能恢复，而认识工业化是中国唯一的富强之路。所以这一方针的得来，即使是笼统的认识，也是付出了不可计算的代价。所谓实践更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于工业既少全盘理解，对于工业化更属门外汉。我们看到的许多建设方案，都是着重资本机器和技术人才如何拟议。此三者，都是工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如缺了一项，自然不能遂行工业生产，但仅仅有了这些技术条件，并不等于有了工业，更不是实现了工业化。我们必须知道工业的生存与发展，除了自身的技术条件外，还需要一般的经济条件，尤其是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之彻底改造的工业化，它所要求并依存于一般条件的更为广泛而严格。工业建设或工业化，只希望在资本、机器和技工问题的独立地解决中得到，那不仅是永远重复历史的错误，亦是事实上不能发生的奇迹。那末，实践工业化的知识怎样能得到呢？我们以为只有同时应用两种方法：一种是系统的研究先进国的工业化过程，从这种具体的比较的研究中，才可以得到最有益的学习和知识。这种对于外国的研究和学习，是与那些走马看花的游客所眩夸的一知半解，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法，是从我们自己关于近代工业的成败历史，探索出所以或成或败的原因，以为今后应行兴革的依据和指针。这两种研究，虽似可分头进行，但实际上不仅是互相关联与依赖，且是先进工业国的知识的应用，必须以熟知本国的经济条件为其前提，而对于自身成败的真实认识，亦须以熟悉世界的经验为其前提的。依据我们对于工业化的认识程度说，对于世界先进工业国的发展过程既少深切的认识，对于我们自身的历史经验，亦多是盲无所知。例如我国工业先驱者李鸿章、张之洞及盛宣怀等在开始输入工业生产方式时，所遭遇的各种困难和失败，我们至今仍是循环无已，并且意识上亦是不肯学习这些经验的。这种错误的由来，还是基于顽固的保守与盲目的炫外两种心理？和非科学的“不知其所以然”的结果。这样，不单长期蒙受不必要的损失，亦复永远走不出历史悲剧的圈子。所以我们为了今后的工业建设能够走上成功的道路，实应认真的研究并接受过去的经验，而在这种研究中，战时工业，无疑的是更富有现实的最大价值。

这样的研究，在四川工业的发展前途上，似乎更有较多和较直接的关系。因为：一方面四川在我国过去工业生产方式的输入史上，一向是较落后的。好像巫山山脉把四川和东部的地理隔离，也形成了经济的隔离，直至抗战以前，四川可以说是没有制造工业的。另一方面，战时工业中，四川是占了最大和最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些工业在胜利后的短促时期中，又发生普遍歇业或迁回原地的现象。所以这里已经存在了这样的问题，四川能不能接受这个战时工业的遗产，或是怎样才能接受并发展这个战时工业的遗产。更进一步说，即使这些战时工业遗产是无接受或发展的价值，今后的工业建设必须在技术上另起炉灶的话，那末，现有的经济条件，换句话说，亦即是迫使战时工业不能继续生存的经济条件，是否就可以不再起阻碍的作用呢？或是说，也应对这种经济条件作些怎样的改革呢？这就是本文所欲试作解答的课题。

二、四川战前与战时工业的比较

四川战前和战时的工业，是表现了两种不同的姿态和不同的性质。战前如果是代表了固有经济抗拒近代工业发展的落后性，那末，战时工业应该说是代表了“计划建设”的进步性了。

四川的自然资源，是相当丰富的，并是富于自给性的，它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曾是奠定了“天府之国”的基础。可是，它的工业，在我国各个省区中，几乎落后的和最僻远或最贫瘠的省区相等，在六七十年来的输入工业生产方法的潮流中，除了少数的加工工业以外，一直保持着不动的姿态。例如重庆炼钢厂，发起于民国八年，但直到抗战前夕才行开工。这是说明四川经济停滞不进的一个具体例子。关于工业所以不能在四川获得发展的原因，笔者在本刊创刊号论“抗战以来之四川工业”文中，曾指出四点：一是手工农业的经济结构比较强固，二是商业资本的腐蚀作用，三是交通的阻滞，四是政治的影响。这些阻滞工业发展的原因，迨到抗战发生，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东部的许多工业不得不作西迁之计，同时，由于战争的需要，亦不能不于广大而落后的后方，创设新的工业。这样，这些原因就部分的或暂时的被改变了。这样，后方各省就兴起了蓬勃一时的战时工业，而四川随着政治经济的重要性，更成为战时工业的最大的中心。这种战时工业有一个值得特别指出的特点，即是东部工业迁移时，或是后方工业重建时，在工业部门及地域的分配上，都曾依照需要和工业发展的顺序，作了计划的分配，尤其是重工业的建设，曾在战时工业建设计划中占居了最重要的地位。下面，就是四川战前和战时工业发展的数字统计：

四川战前及战时工业统计

续表

注：战前为二十六年以前，战时为截至三十三年底之数字。

依据上表，四川的战时工业比较战前有了特殊巨大的发展，是能一目了然的，但为了更能有较真实的理解，关于战前工业，尚应作几个必要的说明。这里，所谓战前工业，实际上是包括了许多工场手工业和作坊在内的。例如战前四川在实业部登记的工厂，连水电厂在内，即仅有工厂115家，资本2145千元和工人13019人。又如战前纺织工业共有483家，而战时纺织及服饰品合计，亦仅有391家。这并不是说，战时的纺织业没有新的设立，相反的，战时的纺织工业，实际上也是蓬勃一时的，并且还迁建了许多大规模的而为四川从来未有的棉、毛、麻、丝等纺织工业，只是战前被统计的许多织布作坊或家庭手工业未曾申请登记而已。因为这种原因，战时和战前的数字是不便直接作比的。假如就统计数字论，则厂数约增408%，工人约增825%，资本约增39370%，如将战时工业资本折成战前价值487480千元，亦约增7458%。但就工业部门看，则战时和战前工业更显出了不同的特征，战前工厂的83%，皆系棉丝织业，15%约为日用品的化学工业，可以说，战前四川是无工业基础的，也可以说无工业的。到了战时，四川的工业是普遍地在各个工业部门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尤其在重工业方面，发展的更加显著。就其工业部门的配备来说，显然不是就区域经济的自给要求上设计的，而是就后方战时工业的整个要求设计的。这就是我们曾经指出的四川战时工业的“计划建设”性。这种“计划建设”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在重工业的迁建时，固然预计到军火的特殊需要。同时，也估计到以四川这个工业中心，供应其他工业区的重工业器材的需要。另一方面，又相信重工业是一切工业发展之母，预计到藉着重工业的建立，以为推动一般工业发展的标杆。所以四川的战时工业和战前的四川或全国工业比较起来，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战前是以轻工业占最大优势的，而战时则以重工业占取了较大的优势。这在厂数，资本及工人的比重，以至产品的供需关系上，都可以看的出来。这种计划的偏重重工业，同时又无配合的发展轻工业，结果自然使四川的战时以至战后工业，都在畸形的病症中挣扎着，恐慌着，加以其他经济措施的错误，曾经繁盛一时的战时工业，即由胜利的爆竹，带来了一个空前的厄运。

三、胜利后的四川工业

后方新建工业的最繁荣时期是在三十一年以前，但那个时期，许多较大工厂尚未建设完成。后来陆续开工或增加的生产设备渐次完成后，工业生产，已经部分的遭遇困难，忽增忽减，此起彼落，许多重要工业的生产力，终未能尽量利用，甚至如钢铁冶炼业更只产到生产力的30%左右。销路问题，严重的威胁了全部重工业。这种销路问题的性质，显然不是个别厂家或民营工业的问题，而是预示了重工业以至民族工业的整个生存关键的所在。当着工业生产，特别是重工业生产由萧条而堕入衰退时，却由增加军事生产的要求，给打了一次强心针。这即是三十三年冬季湘桂战局不利和增加反攻力量的军事决策，和战时生产局成立后，所进行的增产运动。但是，这一增产运动，在半年多的努力，有如筑堤防水一样，终于由胜利的爆竹冲开了决口，这一决口，且是汪洋澎湃，一泻千里的淹没了各种工业，影响了各个工厂。这时，各个工业生产家，焦心苦虑，焦头烂额所处置的问题，已不是如何减产，而是怎样售卖机器房产，遣散职工，关闭厂门了。现依据胜利前后的工业生产指数，对于这种工业的大灾难，作一个一般的观察：

工业生产指数

续表

这个依据经济部统计处编制的工业生产指数所计算出的胜利前后之增减百分数，是能最大部分地代表四川工业的演变趋向的：只有汽油一项，95%以上是矿油，并是生产于四川省境以外，所以它的增涨，亦只是代表矿产汽油：至于植物油炼汽油，已至没有生产的地步。依据上述的环比指数观察，三十四年比较三十三年的总指数，虽只下减8.57%，消费用品下减14.24%，生产用品更只下减2.19%，且有酒精、钢、灰口铁等九种重要产品上增117.77%至2.27%不等，似是去年的工业生产状况，尚非十分恶劣，只是一种涨落并陈的现象。其实，这是为上半年较佳的生产状况所调整了的缘故。我们如以四至六月的指数，代表胜利前，七至九月的指数，代表胜利中间，及十至十二月份代表胜利后的状况，则我们就可以看到四川以及后方工业，是遭受了怎样的猛烈打击，而陷于每况愈下的危急地位。以冬季指数与夏季指数比较，不单在短短几个月中，总指数下降了20.86%，消费用品下降了20.29%，生产用品更下降了23.43%，指示胜利带给我们的生产危机，最严重的是发生在生产用品的生产上，消费用品的生产，是比较的差胜一筹。其中除了矿油产量增加掩盖了植物炼油业全部破产的事实，和铅笔因为品质关系，销路成了绝对问题而至陡落外，只有酒精、面粉、肥皂三者有30%以上的下落，其他多数皆在14%至30%以内。另外，一个幸运的产品，高级油墨，由于印钞工作的特别紧张，仅仅跌落了不到3%。不过，消费用品生产也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即是一般的冬季状况皆较秋季更为恶劣。如果，外国和收复区的货物可以自由运输以后，能够有多少可以幸存的机会，那是十分明白的。至于生产用品，在一般严重的跌落之中，动力及取热用的煤与电力，状况最佳，下落的程度约在10%以上，化学产品次之，除硫酸外，跌落在22%至55%之间，机器及钢铁最劣，跌落程度皆在47%至73%之间，尤以工作母机的生产最为恶劣。这些都是表示生产危机之深度的性质的。换句话说，越是工业的最基本部门，蒙受危机的程度也最深刻，就是表示由战时工业转变到平时生产的危机严重性的所在。(www.xing528.com)

关于胜利后的工厂的倒闭，罢工情形，任何方面，也没有一个较完全的统计。依据我们去年年底通信调查的2700余家工厂，收回的调查表只有七百数十家，其中有变动的工厂即达347家，而闭歇或查无其厂者即达284家，在此数额中四川又占205家。以工业部门论，则以化学与机器业占最多数。至于渺无回音的约有2000家工厂，大多数似皆在停工减工之中，亦是无可疑问的。

依据产量或个别厂家的调查，四川的战时工业，实在没有转变为平时生产的准备。如果说，减产、停工和歇业，即是由战时到平时的转变，那末，我们可以说，四川战时所有的二千几百个工厂，最大多数和最重要的部门，都已无望的垮下去了。但是，从四川或从全国的今后需要说，这点工业生产力，不但不会发生过剩，相反的，还要有十百千倍的扩张。那末，四川工业为什么不能保持，而必须走上完全垮台的命运？这是我们在下面要研究的。

四、四川工业失败的原因

关于四川工业的发展，笔者在本刊一卷二期“四川工业建设中的几个根本问题”一文中，曾作了这样的分析：这种由于沿海工厂的大量内迁和后方新兴工业的风起云涌，在短短的几年中，使经济落后的四川，突然变成战时最大和最重要的工业区域，这在四川以至全国工业的发展史上，都是一件划时代的奇迹。但是亦正因为在战争的特殊条件下，在经济落后区域移植性质不同的近代工业，客观的条件和主观的努力皆有欠缺的缘故。所以我们后方的战时工业，恰如移花接木，植根不固。只是最初的阶段，新的工业与旧的社会经济的欠剩及互相矛盾之处，既多周旋余地，而战时的需要，没有外货竞争的独占市场，以及物价不断上涨中工业品所占优良条件等，不但掩蔽了问题的真象〔相〕，反以特殊利润的优厚，引起了许多人以商业化精神作创立或分设新厂的投机，所谓只要有了机器厂屋，甚至只要囤积了原料，两个月以后就可本利倍增的。这样造成了工业生产的黄金时代，高峰过了，就是下坡，就是一切工业都感觉到经营的日甚一日的困难，以至减产，停工、合并和闭歇等一连串的不景气的图像，到今天，这一连串的图像，恰恰达到最后的阶段——普遍的倒闭了。

我们当时曾经严正的指出了四川工业建设中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工业生产方法与社会经济基础的矛盾。希望在工业建设必需的一般社会经济条件，同时，工业化亦即是根本变革社会经济基础的意义上，致其最善的努力。以主观的努力，加速改善社会经济条件，以使工业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所以我们曾就工业技术以至社会经济条件提供了必须努力的方向：如工业技术和组织问题、工业型式的大小问题、工业区域的建设问题、工业部门的配合问题、动力供给问题、交通的配合问题、工业资本的成长问题、国营民营工业的配合问题及农业与工业的配合问题等，皆曾就其本末轻重的关联上，提出了应该努力改革的建议。但是，抗战胜利了，四川工业竟因这些问题不曾或不善解决，而完全失败了。

四川战时工业以及全后方的工业，所以如此惨败，使各个企业的经营家，不但对于发展前途失去了信心，即是一时的图存，也失去了力量，它的直接原因，是颇为复杂的。工业的本身，如设备、技术、经营及组织等方面，也是有其重大的弱点。但是我们考虑这些技术问题的意义时，必须同时考虑经济政策以及所谓计划建设的领导作用。因为技术方面的缺点，大部分是受了历史的和现实的限制，是一种“势所必至”，而合理的经济政策，却能对此势所必至的客观的条件，常能够，并且亦应起有力的，理有固然领导与改革作用。这是很明白的，因为在一个落后经济的国度里的工业建设，即是意味着固有经济制度的全盘改造，而计划建设的意义，更是在计划的建立新式工业的时候，亦即是对于旧的经济基础同时着手计划的改革。所以战时后方工业建设中所遇的客观困难，不是意外的，但在高唱计划建设的时候，主观的努力，不能配合工业的要求，甚至于增加困难，或阻碍工业发展，乃才是真属于意外的事。在这样的理解上，我们应该指出下列三个原因，实是四川以及后方战时一败涂地的工业主要因素。

首先要指出的是工业与小农及手工业经济间的矛盾。四川的工业受了战争的破坏和封锁的严重限制，以及通货膨胀的腐蚀作用，自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在基点上还有一个既存经济条件不能配合工业要求的基本矛盾。工业是一种高级的经济构成，它和手工业的任何环境下都可以生存的性质，有一种本质的不同，即它本身的高度技术和大量生产，是依存于原料、销场、运输和金融等一定的经济条件。没有这些充分的条件，结果必成“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废物。我们的战时工业恰正如此，先之以工业与旧经济间的某种周旋余地，继之以军需的某种需要，曾经造成了盛极一时的繁荣；而我们的领导者和经营家，又不知道并不肯相信建设工业，是不和山野中建设别墅一样，周围的荆棘是可以装点别墅的雅致的。所以正如推车上山，开始时虽觉不大费力，但是越推越难，越上越紧，最后是连车带货及人，都被压溃了。

其次，是我们经济的具体措施，不但没有适应工业的需要实施多方面的改革，反而依据旧的经济基础，官僚管制以及其他营私舞弊的目的，不断的予以阻碍与打击，迫使新植的工业幼苗，在原不肥沃的瘠土上，又加上狂风暴雨的袭击。战时政府的经济主管部门，对于工厂的迁建，器材或资金方面的直接扶助，原是超过过去的各个时代，不过，这些扶助在量上既是不够，在时间上又多不及，已经减少了应有的效果。另一方面，更由于其他方面的相反的措施，不单抵消了部分的积极扶助，甚至于使多年的努力，不胜一时的打击，空口的小惠，不及实际的束缚，以致许多工业在生存的最低条件上，也成了严重问题。举其大者说，无限制的通货膨胀，不合理的部分的价格限制，偏重生产事业的税捐，以及弊端百出的原料、成品或运输的管制，使得一切生产要素的必要关系，皆互相脱节。这样，工业资本不能积累，甚至再生产的资金也被消蚀殆尽。换句话说，包括财政、金融、交通及管制在内的全部经济政策和措施，实是与工业的正常发展要求是不相符合的。

再次，是工业化，计划建设的口号，曾经提到了极高的地位，并在战时及战后建设计划的文字上，时时见到，可是，到今日为止，一般人高谈的计划建设，既未意识它的社会经济的配合意义，甚至技术的配合意义，也多未认真研究，以致自己制造出许多不打算解决的困难与矛盾。这在工业的部门分配与地域分布的缺点上，充分表现出来这里不再重复。此外还有一个决定现在以及将来工业发展的错误的领导意识，必须加以严正的指摘的，即是对于外来助力的不正确认识。我国工业建设中需要大量的外来技术和资本的援助，自是不可缺的重要的条件。而且必须接受并把握最新的进步技术，才可以缩短自己的发展行程。但是我们在研究了战时及战后的经济政策的领导意识后，却发现了一种与过去顽固的保守性相反的，即是一种忘记自己的“买办性”。买办是国际商业上的一个名词，用在工业上则是官僚与买办的糅合物。举例说：因为需要输入外资，许多人就认外资为工业建设的唯一依赖，并且渺视民族资本的累积与创造。因为重视进步技术，就亦重视了敌伪产业的抢收，亦更重视了外国最新机械，甚至希望外国大工厂的整个移植，而后方战时工业却如堕罐一样，是不值掉头一顾的。又如因为目前外资的输入，就不单大批订购自己不能制造的机器，却连钢铁棉花和皮鞋，亦宁可逼着自己的工厂关门，而不能不订购“物美价廉”的外货，所以这种意识一天不能改变，亦就是我们不能从较低的技术基础上发展起自己的工业；而外国的进步技术移植以后，同样的，亦不能由自己把握与发展起来。一国工业的技术水准，虽可因利用外力而缩短发展的行程，但发展行程总是不能没有的，如果两只眼睛，只看着别人，不但力绝而厥，即移入世界最新设备的几个工业，亦不等我国就有最高的技术水准。所以，在这样领导意识的政策下，战时工业已濒完全破产，而接收的及新建的工业，亦仍留在漫漫长夜的黑暗程途上。这样说起来，整个战时工业的兴起与毁灭，不单是一件人力物力的大浪费，亦是历史的愚妄大悲剧了。

五、四川工业的出路

战争给四川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相当规模的工业，但战争的结束，亦已大部分的结束了四川的工业。如谓四川战时工业的发展，是不正常的，那末，以毁灭作为战时工业的转变，是更不合理的。

如上所分析，四川工业的缺点是很多的。但是无论如何，战后中国必须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而此种工业化亦必须是一种较平衡的发展。这样，四川工业的保持和发展，亦就增加了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意义。工业的发展，是四川脱出落后的唯一出路，亦是走上富强的唯一出路。同时，四川以其在经济、地理和政治的地位，它的工业发展，亦就是我国西部工业化的主要关键。

四川的战时工业，已经部分地破坏，并且还在继续的更深广的破坏下去。照现状看起来，虽也不能断定可以保持住几个工厂。不过，这究是胜利后的混乱局势和错误政策的结果。战时工业的由兴而废，在物质上既非毫无遗留，在精神上更非没有启发。换言之，战后的四川，决不是战前的闭关自守的四川，那末，战后的四川工业，也决不能回复到战前的一无所有的原地位。战后的四川工业，不但增加了需要，亦且增加了可能了。

四川工业，由目前的衰败，再走上健全的复兴道路，是需要一个彻底的改革。这种改革应分两方面：

一方面是技术的。对于现存工业的维持，停闭工厂的接办或合办，自应经过一次技术的改革。这种改革，应接受过去的经验，从工业部门的配置，工业区的分布，工厂的组织和经营，设备的更新到技术的改良，都应从速并尽可能的来一次再组织。到了许多工厂已经倒闭了以后，自不必把每个倒闭的工厂都从新复业起来，亦不应顺从自然的再破坏下去，或盲然的再复业起来。目前正应该，并可能主动的依据经济条件的观点，选择并改组若干重要而必需的工业。设备的更新，技术的改良，固极重要，但正不必以为四川现有工业设备，比起美国的最新设备来落后了10年或40年，而悲观自馁。我们必须有此自信：四川现有工业，经过合理的改组以后，尽可以树立相当自立的技术基础，而在此基础上再加以输入的新设备的补充与改良，即可为自己展开了健全发展的前途。其实，美国的最新设备也非普遍的已应用到一切工业上去，大多数还是较落后的。事实上，也只要努力建立自己的技术基础，即使是较落后的技术基础，亦即是进步的起点。但是，这种改组，已经不能再迟了，一年或半年之后，不单闲置的设备日益锈损，而技师技工亦将要走完了的。

另一方面是政策的。所谓政策的改革，中心的问题，是由依赖或追随外国的，改变为自主的政策。这种自主，不是“中国本位”，或“自力更生”，而是以自己的改革和发展为根据和出发点的。因为有了这样的自主，才可以尽量尽速的接受外援，并使外援成为自己所把握的一部分。亦因为有了这样的自主，才可以认识自己的缺点，而从社会经济基础上作认真的改革，而不致再犯从外国移植，或依赖外国实现工业化的错误。同时，还因为有了这样的自主，才能认识发展人民力量和提高人民经营企业兴趣的重要，而不至再堕入滥用国家或管制的名义，将一切重要或有利的事业都垄断于官僚手中的错误。一句话，官僚的买办的经营工业，即是准备再度失败的道路。

这种技术的和政策的改革责任，是分担于中央和四川的肩上。四川的工业，从在全国的地位，或中央所独占的事业看，都不是纯粹的地方经济，而政策的改革，尤必须从中央政府作起。另一方面，四川的战时工业，终是以外省人占了最重要的地位。这正如八年抗战中，四川在中央政府还都以后，在政治上不应只接受了遗留的房屋和家具，在工业上亦不应只接受了许多破铜烂铁。如何接受政治和经济的最好的遗产，这却是要待四川的地方政府和四川人民的积极努力的程度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