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62年逊清李鸿章、沈宝桢等展开“经济革新运动”，相继在上海、天津、武汉各地创办了几个兵工、机器、矿冶、纺织工厂以后，现代工业的新生命，即已在中国萌芽，迄今已应有80年的寿命了！在这80年中，经过了1862（同治元年）至1894年（光绪二十年）的“官力经营”时期，1895年至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的“外力经营”时期，和1901至1927年（民国十六年）的“民力经营”时期[6]，中国的民族工业，始终是“龟行蜗步”的在脆弱、艰苦之中兜着圈子。其间虽一度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赐，表现过繁荣的曙光，但终因当时企业家的缺乏远大眼光，使这“方兴未艾”的生机，变成了“昙花一现”。
中国新式商业的滥觞，也是1842年（道光二十三年）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五口通商以后的事。因当时外商络绎来华，筹设所谓“洋行”，以营业逐渐发达，多在沪发行股票，吸集资本，国人应募入股者甚多，风气因以渐开。迨及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间，清廷立法定制，护助民营，制定公司律，民间公司组织，始渐发展。当时注册之公司，其资本总数已达46248000元。其后商会同业公会之组织，相继出现，旧式的商业组织，乃日趋没落。民八、九年间，也曾以受世界大战的刺激，各种公司，大为增加，共资本总额由民元之110888000遽升为252788000元。但不久也是“好景不常”，而遭遇了不景气的命运！
1927年国民政府定鼎南京，即努力于关税自主，裁除厘金，改革币制，发展银行，开拓交通，因之，因（国）内工商业也呈现着欣欣向荣之气象。惟可惜为时不久，即又遭受了日寇的摧残，使其刚刚建立起来的基础，复整个趋于动摇！
我们试纵观战前的中国工商经济，可以发现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在工业的构成上，是轻工业比率的庞大。依据实业部工厂登记统计，自民二十一年五月起至二十六年止，已登记的工厂有3935家，资本总额有377857742元，工人总数有457143人，其业别的分配情形如下表：
表列第一至五项为重工业，第七、八两项为轻工业。第（六）项虽兼包轻重两种工业，但据吾人所知，重化学工业可谓绝无仅有。第（九）项包括金属品、木材处理、土石品、烟草、服饰品、土木建筑、木竹藤草器、交通用品、文化、艺术、杂项等11种工业，亦绝少重工业。故仅举水电、冶炼、机器、电器、军械五种工业，即可据以测度当时重工业发展之程度。由上表可知，全国工厂，以食用工业为最多，如与纺织、化学两种工业合计，竟达工厂总数的五分之三以上。而五项重工业合计，则仅及14.72%。如依资金数额分析，仅纺织工业一项，即已占总额三分之一而强，如与食用工业合计，几占总额之一半（48.76%）。而五项重工业则尚不及1/5冶炼、机器、电器、军械四者，且均在1%以下。再依工人人数比较，仅纺织工业一项，即已囊括半数以上，而五种重工业则仅达5%。中国重工业的贫弱，由此可见！
第二，在工业分布上，是沿江海地区密集度的过高。我们如再将前举实业部于战前登记的3935家工厂，依地域别加以分析，则可知当时工业分布的情形如下表：
表列六省三市一特区，都是沿海地区，其工厂数已占全数76%（2998家）。而上海、江苏、浙江这块三角地带，尤为工厂密集之区，其工厂数可占到总数的56%（2336家），且仅上海一隅，即已达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次，我们更不能忽略，在其他各地的937家工厂中，尚有南京市102家，北平市101家，湖北省206家，安徽省2家，山西省91家，河南省91家，现在也大都陷在敌占区内。所以当时真正存在于西南、西北后方的，不过300多家而已。可见战前工业区位分布是如何不平衡了！至于各种新式商业之集中于沿江海的都市，则更不待言！
第三，在企业组织上，是旧式企业成份的较大。依据资源委员会［民］二十一年的“中国工业调查”所载，当时全国合于工厂法之工厂，凡2435家，其企业组织类别，有如下表：
观上表，合伙独资两种企业，共占到全数61.16%，而公司组织者尚不及全数的三分之一，和前两项的一半。至于其不合工厂法之工厂作坊，及一般商业，则更少公司组织了！由于公司企业的较少，一般工商企业的规模，重都很微小。我们如再将前引实业部工厂登记统计中，各业工厂数和其资金全数，加以比较，则可以求出其每一工厂之平均资本数，如下表：
观上表，可知中国各业工业，每厂平均资本数，仅为96000元，除水电、军械、纺织三种外，其余工业之每厂平均资本，则均在四五万元之间，而为“一切工业之母”的机器工业，其平均资本竟仅及万元，规模之小，实在可怜！
除以上三点，战前中国工商业以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一方面要应付在华外厂的压倒式的竞争，如民国二十四年全国495万余纱锭中，日资占了194万，英资占了20万。英日合起来占了全数的44%，而在同年全国48000余布机中，日英合起来共占15000余台，约当全数的53%。另一方面还要直接的受到外资的节制，甚至其出品都要送往外国。如大冶铁矿自1893（光绪十九年）至1934年（民二十三年），共产铁砂1100万吨，运往日本的，却有750万吨。象鼻山铁矿，自1919（民国八年）至1934年共产铁砂185万吨，运往日本的，倒有141万吨。安徽繁昌各矿的出品，更是全部为席卷以去。这也是我们应指出的一点。
（二）战时工商经济之演变
抗战给予中国的新兴工商业以沉重的打击，同时，也给予它以再苏的新机。首先，一个有史以来最伟大最艰巨的厂矿内迁运动展开了，无数吨钢铁的行列，从敌人炮火的火网里由江海沿岸万里长征，迁徙到西南大后方。继之，在政府领导之下的内地工业建设运动，也急剧发展，六年来经朝野上下的惨淡经营，已在内地荒芜的高原上建立起若干新的工业中心和商业市场，因之，中国的工商经济在各方面都引起了很大的蜕变！
甲、属于工业方面者
第一，是工业区位的拓展。依经济部民营重要工厂登记统计，自民二十七至三十一年止，其分布情形如下表：
由上可知，全国工厂有90%以上是集中在西南的渝、川、康、湖、桂、滇、黔，西北的陕、甘一带。至国营各厂则更以渝、川、湘为最密集之区，所以今日的工业分布较战前已大见调整！
第二，是重工业比重的加大。依同一统计，后方民营工厂的业别分配情形如下表：(www.xing528.com)
表中化学工业尚包括一部分重工业，如将后者剔出分列，则机器工业实可跃居第一位。其他如冶炼、电器各重工业，较战前的地位也渐见增高。如再益以国营各重工业的工厂，及本表所未包括的民营电厂，则重工业的比重，更可加大，此足为我国战时工业进步的标征。
第三，是公营事业的增加。战前据实业部调查，截至民二十四年止，全国公营工厂的资本总额为30297729元，占当时已登记的公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的11%弱，实属微不足道。但至抗战以后，由于事实的需要，国营事业加速膨胀。单就资源委员会而论，其重工业部门的资本总额，已达万万元。同时各省营的企业，也日益突飞猛进。三十一年经营此种省营企业者，已有川、康、湘、赣、桂、粤、闽、滇、黔、绥、浙、皖、苏、豫、陕、甘、宁等17省，全年营业收入总计已达32584173元。由此可看出中国的实业建设，正是往发达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的民生主义的方向前进。
第四，是工业生产的加大。抗战以来，无论国营、民营工业，生产数字都是在扶摇直上。对此可援引工矿调整处编制的“工业生产指数”加以说明。看下表：
表列各项，除第（16）、（17）两项外，均为有关国防之产品，其增加以灰口铁、铜品、发电机、电动机、汽油为最巨，足可窥知中国战时工业机械化、电气化的深度。同时还有应注意的一点，即许多战前后方不能生产的工业品，如灰口铁、电铜、汽油、烧碱、无线电收发报机、电话机等，现在都已有大量出产，这不能不说是战时工业的一大贡献！
第五，是工业技术水准的进步。战时工业技术的进步，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观测：其一为经济部历年核准技术发明的专利案件统计，其二为各工厂在成品质量上的实际表现。关于前者我们可以看出最近一般工程学者的注意力，已逐渐集中于机械工具、电气器具和化学品的设计与试验（据统计各年核准的专利案件累计：机械64件；化学品63件，电气器具35件），可与整个工业发展的趋向相吻合。关于后者，我们可以看出各工厂的工程人员都能不断的在实际工作中求创造求发明，在技术上颇多可称之表现。如以坩埚炼制高碳铜自硬风铜，以桐油炼制汽油及煤低温蒸馏的试验，都已见成功。出口矿产中锡砂、精锡、纯锑的品质，都已能达到世界最高的标准。各机器厂成品的精度，也都能得到满意的收获。似此不过略举一二，已可想见一般技术水准进步的一斑。
第六，是工业联合组织的强化。在抗战中，由于事实的要求，政府对民营事业加以有计划的扶助与管制，因之如民营工厂之间的“联合组织”的趋势，也日益强化。其联合的动机，或为社会性的，共谋事业之发展，如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国货厂商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或为经济性的，共谋营业之互助，对原料的自给，机械的利用，运输的疏畅，工作的承揽等，以群体力量加以解决，如过去的“湘西楚胜染织联合公司”“中国火柴原料厂”（为“川黔火柴工商联合会及中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合组而成）等。此外，最近工矿调整处在新工业区，督导工厂共同从事于公共事业之设备，如修码头，开道路，建电厂，设给水公司，立学校、医院，也是“工业联合组织”的一个最好的例证。总之，今日中国进步的企业家，已咸能体认到民生主义的特殊精神，而以协调代竞争，以互助代孤立，以国家利益代个人利益，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可以欣慰的事实！
乙、关于商业方面者：
第七，是公司企业的扩展。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各地新公司的设立，也如雨后春笋，大量增加。看下表：
此外，尚有一种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即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合组之公司，尚未计算在内，由此也可看出公司企业的发展情形了！
第八，是公营贸易的发展。由于配合战时物资管制政策的实施，公营的贸易事业，也渐趋发展。其一为出口物品的统购统销，如资源委员会对于钨、汞、锡、锑，贸易委员会对桐油、茶、猪鬃。其二是重要消费品的专卖，如各专卖局的盐、糖、火柴、卷烟等。其三是日用必需品的平价购销，如日用必需品管理处的食油、纸张，燃料管理处的煤炭，花纱布管制局的棉花、棉纱、布匹。其四是工业原料器材的统筹配销，如工矿调整处的土铁、烧碱、水泥、烧料、染剂等。
第九，是同业组织的加强。为了推行限价政策，政府对各同业公会及商会的管辖，随之加强。特别是对于日用必需品商业，一方面限定各业商人组设公司行号，加入同业团体，一方面并赋与同业公会以督导同业交易，推行平价，取缔居奇等“目的事业”的权责。所以各种商业的同业组织较战前已加强很多。
丙、属于工商及其他企业者
第十，是混合企业的发展。目前各种企业，以联合组织，除同业的联合以外，还有一种将不同的企业同置于一个管理权之下的趋向，就是所谓“混合企业”。如省营企业中贵州企业公司包括电机、化学、矿业、信托及运销等部，广西企业公司包括士敏土厂、炼铁厂、煤矿、金矿、农场、贸易公司、桂林国货公司等。其他各省也多系如此。在民营企业中，如华西建设公司包括农林、牲畜、工矿、贸易等部，宝源公司包括煤矿、运输、工业、地产等部，其余如中国兴业公司、华府企业公司等不胜枚举。此亦可引为战时工商经济之特征！
（三）战后工商经济的展望
战后我领土主权，完全收复，诚为复兴振作绝好机会。时乎不再，我举国上下，必须把握时机，群策群力，以从事于近代之建设。
惟战后建设，问题繁多，尚有待于国内有识人士之研讨，当非本文所能尽言。兹仅略发绪论，以供研究此问题者之参考。
第一，工业区位必须有统筹规划。我国战前工业分布之不当，已具见前述。抗战后虽在西南西北后方，重新缔造，建立新工业中心多处，然此种建设，大都系迫于时势需要，利在速成，未必尽合经济条件。将来设战事停止，运输通畅，生产恢复常态，则战时称盛之事业，势必因工本过高，而不易支持长久。恐今日所为，决不能悉视国家宏远之建设。是以战后对工业区位之分布，必须参酌各地资源、交通、市场及国防等实际条件，重新通盘筹划，使国防工业与民生工业，悉能充分合理发展。
第二，工业生产必须有预定目标。战后建设必须为计划经济之建设，因之工业生产亦必须为有计划之生产。无论为国营省营与民营工业，其生产品种类、数量、品质，均应由政府统筹规定。如对于充实本国国民衣食用途所必需之面粉、纱、布，对于为发展吾国建设能力所必需之煤、钢、水泥、汽油、电力，对于为供应各种交通用具所必需之车、船、电话器材及对于制造各种工业要件，迫取时代进步所必需之发电机、蒸汽透平、硫酸等，各应生产若干，品质之标准如何，均有待于政府之规划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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