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时，圣王制定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人直至皂隶、门卫、更夫，无论禄位、奉养、宫室、车马、服饰、棺椁、祭祀、生死、享用的物品等，都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小不得僭大，贱不得逾贵。因此，上下有别，民心相安。君王按照土地、山川、湖沼、丘陵、肥沃的平原及盐泽碱地，根据情况，制导百姓稼穑、植树、畜牧或养殖。在当时，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民利用鱼、鳖、鸟、兽、灌木、树木、竹林等出产，享用及制造各种器械用具，用以满足养生、送终的需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自然的馈赠，按照时令，繁育动物，培植植物，合理使用，使用有节。在草木停止生长前，斧子、刀锯不得进入山林砍伐；野兽、鱼类繁育的季节，不能布撒罗网捕捉；鹰隼的食物不足，小路上不能设置捕鸟的矰弋。按照时令，顺应季节，获取猎物，砍伐树木，国家制定法令，严禁滥捕滥伐。不能在生长的季节砍伐山林，不能在鱼虾繁育的季节过度捕捞，生物都有其生长繁育的时间，这样做，既顺应了自然生长的需要，也满足了人们获取财物的需要，常用常新。民众根据生产、生活需求，因时制宜，各取所需，发挥聪明才智，夙兴夜寐，制造各种器具，各项事业均得到发展，还可以互通有无，通过交易，获得利润，既满足需要，也无须政府干预，交易的物品，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易经》讲“君通过交易，对天地施予的财富合理分配，满足需要”“各种物资完备，物以致用，物以制器，天下人谋取利益，这是圣人提倡的”就是这些道理。《管子》讲，在古时，四民（士农工商）不住在一起。士人在学校，学习仁义；工人在坊间，切磋技艺；商人在市场，获取利润；农民在田间，稼穑种植。朝夕间，从事不同事业，不会见异思迁，改变生活目标。父兄无须通过教育，自然而然地学会本业；兄弟无须通过学习，自然而然地获取知识。人民安其居，乐其业，甘其食，美其服，即使有繁华绮丽的事情，不是从事的行业，就像戎狄骑马，吴越驾船，也不会妒忌。人们考虑问题简单，欲望单纯，谋求有节，得到的财物，满足需要就不做无谓的竞争。君王以德引导民众，以礼教化民众，懂得耻辱、敬畏，重视义，鄙视利。这是三代为何能用礼仪教化、不必动用刑罚就能天下大治的原因。
周室衰落，礼法遭到破坏，诸侯竞相奢靡，国君将宫室修建得富丽堂皇，国中大夫住的宅邸僭越礼制，在士大夫家可以欣赏八佾舞及天子享用的《雍》歌；士人百姓僭越礼制，各行各业都有舍弃本业的行为；从事稼穑的农民，抛弃土地，从事商业，经商的人多了，粮食不足，流通的货物多了。
礼制衰落，在齐桓公、晋文公时，礼崩乐坏，上下欺瞒，诸侯肆意妄为，家臣士大夫专权篡位，不知餍足，僭越的行为层出不穷。通过商业，可以得到此前得不到的东西，工匠制造繁华的奢侈品。士人钻营，以追逐利益为尚，以谋取奢侈为荣。商人获取利润，百姓羡慕虚荣，巧施诈伪，背信弃义，为利益不择手段，篡权弑君的大夫，做了诸侯国君；谋取财物的恶人，成了世间英雄。礼义不再约束君子，刑罚不再震慑小人。富人用丝绸文锦装饰华屋，犬马食用肉粟；贫者短衣遮不住肌肤，吃糠咽菜，吃豆子，饮生水。登记在户籍的百姓，家产不同，地位有别，即使做了奴仆，也不会有怨恨。玩弄权术、为非作歹者，为所欲为，终身享受富贵；固守正义、安分守己者，不得不忍饥挨饿，受冻受寒。社会风气，没有制度约束。记述这些经过，以警示后来者。
春秋时，越王勾践困守会稽山，采用范蠡、计然的计策。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整饬武备；知道在什么时间，需要什么东西，就知道东西的价值。二者关系清楚，货物的行情，做到心中有数。天旱时准备舟楫，水涝时购买车辆，事先准备好，在需要时就能获取厚利。”依此类推，事先准备，十年就可以富国强兵，用厚利激励战士，向强吴复仇，就能洗雪会稽山战败的耻辱。范蠡感叹：“计然的计策，十个仅用了五个，越王就实现向吴国复仇的愿望。计然的计策可以富国，我也可以富家。”范蠡驾起扁舟，隐身江湖，在齐国定居，更名为鸱夷子皮，既而来到陶邑，更名为朱公。范蠡认为，陶邑是交通中心，有四通八达通向诸侯国的道路，在此地经商，可以获取丰厚的利润。范蠡在陶邑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抛售，不与他人争利，将获利的时机把握得很准。范蠡挑选人帮助理财，十九年，将财产三次积累至千金，又将财产分送给穷苦朋友、族中兄弟。再后来，范蠡年纪大了，听任子孙经营产业，将财产放债生息，又积累亿万。世人把善于理财者称为陶朱公。
子贡向孔子学习，完成学业，回到卫国做官，在曹、鲁间经商贸易，获取厚利。孔子有七十高徒，子贡（姓端木，名赐）最富有。孔子的另一个学生颜渊，穷得靠一箪食、一瓢饮维持生活，住在陋巷。子贡出门，坐着驷马车，前呼后拥，带着丝绸钱币出使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无不热情地接待，奉为国宾。孔子认为，颜渊是贤者，鄙视子贡的铜臭气。孔子说：“颜回的学问接近圣人，但是穷困潦倒。子贡不安分守己，靠囤积居奇谋取厚利，每次行情都算得很准。”
白圭，东周人。魏文侯时，李悝担任丞相，主张挖掘地力。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在困境中，节衣缩食，限制嗜欲，减省衣裳，与用人童仆同甘共苦。一旦时机成熟，白圭就像苍鹰猛兽，蓄势待发。白圭说：“我经营像伊尹、吕尚，发力像孙吴，决策像商秧。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勇猛不能坚决果断，仁爱不能决定取舍，强悍不能攻守兼备，即使向我学习，我也不会教他。”因此，天下人谈到会经营，也以白圭为宗师。
猗顿靠经营池盐起家，邯郸人郭纵靠冶铸积累家业，他们的财富可以比肩国君。
乌氏县人蠃经营畜牧，牲畜繁育多了，就开始买卖，换取丝绸锦缎，再将丝绸锦缎贡献给夷狄。夷狄首领以丝绸锦缎的十倍价格，用牲畜回报，蠃的牲畜多得难以计数。秦始皇下诏，封乌氏县人蠃为君，在当时，蠃可以与朝中的大臣一样入宫朝请。
巴郡寡妇清的祖先探得一个朱砂矿穴，清的祖上经营朱砂，经过几代人努力，获利丰厚，财产难以计算。到了清这一代，守住产业，花钱保护利益，外人不敢侵犯。秦始皇封寡妇清为贞妇，以贵宾礼相待，还特地为清建造了一座怀清台。
秦汉制度，列侯封君在封国内享受租税，封国内的百姓每年每户缴纳二百钱。一千户的封邑，就是二十万，朝觐天子、诸侯间相互馈赠、祭祀，都用这些钱。农工商贾，以一万钱经营，获取的利息有二千钱，一百万的产业，就是二十万，每年向政府缴纳赋税、服徭役，用获取的利润支付，这家人就可以过上丰食足衣的生活。放牧五十匹马，一百六十七头牛，二百五十只羊，喂养二百五十头猪，水塘中放养一千石鱼，山上种植一千株樟树、楸树。在安邑，家里种植一千株枣树；在燕国、秦国种植一千株栗树；在蜀郡、汉中郡、江陵种植一千株橘树；在淮北、荥河以南，黄河、济水之间，种植一千株楸树；在陈县、阳夏县种植一千亩漆树；在齐国、鲁国种植一千亩桑麻；在渭水流域种植一千亩竹园；在有一万家的郡国，在城郭附近种植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千亩栀子、茜草，种植一千畦的姜或韭菜：这家人的财富可以与千户侯相比。
俗话讲：“贫者致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女红不如一位临街小贩。”意思是说，经营小本生意是穷人谋生的手段。在通衢大邑，每年卖一千瓮酒，一千缸醋或者酱，一千担的浆水，屠宰一千只猪、牛、羊，买卖一千钟谷，买卖一千车薪柴，修建总计一千丈长的船只，一千橦的木材，一万根竹竿，一百乘轺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漆好的木器，一千钧铜器，没有装饰油漆的木器、铁器，一千石的卮子、茜草，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猪、羊各二千头，一百个童仆，一千斤筋角、丹沙，各种丝帛、细布三万斤，一千匹彩缎，一千石苔布、皮革，一千大斗漆，一千合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刀鱼，三万斤鮿鱼、咸鱼，三千石枣子、栗子，一千张狐皮、貂裘，一千张羔羊裘皮，一千具毡席，各种果品千种，高利贷的本钱一千贯，经纪人估计物价的贵贱，贪财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薄利多销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这样，每年获取的利润，可以与有千户封邑的列侯相比，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蜀郡人卓氏，祖先是赵国人，以冶铁致富。秦国吞并赵国，卓氏被流放至蜀郡，夫妻二人推车步行。有些流放者，带着少量钱财用以贿赂官吏，请求安排在较近的地方，被安置在葭萌县。卓氏说：“这块地方地狭土薄。听说岷山下土壤肥沃，那里生长一种像蹲鸱样的大芋，用来充饥，不会挨饿。那里的百姓织布，贩运来买卖，可以获利。”卓氏请求流放到更遥远的地方，官吏将卓氏安置在临邛县，卓氏大喜，在铁山脚下铸铁经营，经过筹划，将铁器卖给云南、蜀郡的百姓，因此致富。卓氏拥有八百个奴仆，享受着钓鱼、射猎的生活，其快乐比得上君王。
程郑，是崤山以东流放至西南地区的犯人。程郑通过冶铁铸造，把铸造好的铁器卖给西南少数民族，其富有与卓氏相同。(www.xing528.com)
程氏、卓氏两家衰落，在成帝、哀帝朝，成都人罗裒（póu）的家产达到亿万。当初，罗裒在京师做生意，随身只带了不到一百万钱，为平陵县人石氏掌管钱财。罗裒做事强悍，石氏的财产不如平陵县人如氏、直氏，石氏很信任罗裒，将大笔资金交给罗裒支配，罗裒在巴郡、蜀郡往来，几年间财产达到一千余万，于是拿出其中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定陵侯淳于长，依靠权贵的势力，在郡国发放高利贷，没有人敢欺负。又包揽盐井买卖从中牟利，一年获取的利润竟然翻番，从中大发横财。
宛县人孔氏，其祖先是魏国（梁国）人，以冶铁为业。秦国灭亡魏国，将孔氏流放至南阳郡。孔氏在当地经营冶铸业，又帮助当地修建水田灌溉系统，因此而致富。孔氏每次出行，车骑前呼后拥。孔氏在郡国间行走，通过经商，买卖货物，获取暴利，有游闲公子的称谓。由于孔氏致富的方法很多，超过辎铢必较的商贩，家产累计达数千金。南阳郡的行商都愿意学习孔氏，做事情雍容大度，从容不迫。
鲁国民风，崇尚俭朴，而且吝啬。曹县人丙氏与众不同，丙氏从冶铁起家，家产累积达亿万。可是，丙氏父子兄弟间还要订立契约，一举一动都要获利，俯有拾，仰有取。丙氏发放高利贷，行商遍布郡国。邹、鲁一带的人，羡慕丙氏家族富有，很多人放弃文学，学习经商，受丙氏家族的影响很深。
齐国风俗，轻视奴仆，刀闲反其道而行之。刀闲重视奴仆，尤其狡黠难驯的奴仆，别人难以管理的奴仆，刀闲收留下来，让他们负责渔盐买卖，从中牟取暴利。这些奴仆出门车骑成队，在郡国间与郡太守、诸侯国相来往。越是这样的奴仆，刀闲越信任，在这些奴仆的协助下，刀闲获利数千万。有人说：“宁可不要爵位，不能离开刀闲。”意思是说刀闲可以让豪奴致富，他们甘心情愿地为刀闲卖力。刀闲衰落，在成帝、哀帝朝，临菑县有一位伟姓商人，财产达到五千万。
周人节俭而且吝啬，师史更是一毛不拔。师史以百辆车辆牟利，在郡国间往来经商，无所不至。洛阳地处齐、秦、楚、赵之间，富家相互夸耀在外地经商的经验，路过家乡，甚至不入家门。师史利用这些人很快发财致富，家产达到七千万。
师史衰落，在成帝、哀帝、王莽年间，洛阳人张长叔、薛子仲经商，通过经商，家产累计达亿万。王莽将他们任命为纳言士，欲效法武帝朝任用桑弘羊等商贾发展经济，可是没有起作用。
宣曲县人任氏，祖先是掌管粮仓的官吏。秦朝灭亡，各地豪杰纷纷争夺金珠宝玉，只有任氏窖藏整仓的粟米。楚汉在荥阳对峙，百姓不能种粮食，米卖到每石一万钱，地方豪杰只好把家里的金玉珠宝拿出来换取任氏的粮食，任氏大发横财。富人有了钱就会奢侈，任氏却能够节俭度日，努力经营农业、畜牧。别人争购便宜的货物，任氏偏要购买价高质优的货物。任氏家族的富有传承了几代。任氏家族有一个公约，不是自家田里产的不吃，不是自家饲养的牲畜不食，公家的赋税没有缴纳完，不能饮酒食肉。任氏作为乡里人的表率，尽管富有，仍然得到皇上尊重。
国家开发边疆地区，桥桃饲养了上千匹马，牛是马的两倍，羊有一万只，粟米有上万钟。
吴楚七国叛乱，长安的列侯封君要跟随大军东出函谷关平叛，向放债的高利贷商人借钱，在军旅中使用。发放高利贷的商人认为，崤山以东的战事胜败还难以预料，不肯借贷。只有毋盐氏愿意借钱，拿出上千的金子借贷给他们，收取十倍的利息。三个月后朝廷平定叛乱，一年内毋盐氏赚了十倍的利息，从此在关中成为富豪。
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以田氏为首，有田啬、田兰。还有栗氏，安陵县、杜县有杜氏，都是家产亿万的富豪。前面的富有者衰落，元帝、成帝朝、王莽年间，京师的富人，杜陵县人樊嘉，茂陵县人挚网，平陵县人如氏、直氏，长安人卖丹药的王君房，卖鼓的樊少翁、王孙（字大卿），都成了天下有名的富豪。樊嘉的财产有五千万，其余的在亿万以上。王孙卿以家财养士，与社会上的豪杰交往，王莽将王孙卿任命为京司市师，就是西汉的东市令。
以上这些人都是最有名的富豪。郡国里的富人兼营谋利，贷赂、勾结官府，在乡里一言九鼎，人数多得不可胜数。秦杨拥有大量田产，雇用农民，富甲一州。翁伯贩卖油脂，累计千金。张氏以买卖食酱，生活奢靡。郅氏靠磨制刀具，钟鸣鼎食。浊氏以贩卖牛羊杂碎，拥有车骑。张里以兽医治病，享尽富贵。他们的生活富裕，全部超越礼制规定。由于专营，在一个领域处于垄断，从一点点赢利积累，逐渐发展。蜀郡的卓氏，宛县的孔氏，齐国的刀闲，他们占据国家的山川获取厚利，将铜、铁、鱼、盐占为己有，操纵市场买卖，运筹帷幄，上与诸侯王争利，下控制百姓的生活必需，已经触犯国家的法令，加上生活奢靡，僭越制度；还有一些人，靠盗墓发财，聚众赌博，作奸犯科，最终成为富人，像曲叔、稽发、雍乐成之流。这些人混迹在百姓中间，伤风败俗，是天下大乱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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