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字王孙，孝武帝朝人。杨贵学习黄老术，家中富有，重视养生，凡对养生有用的事物，杨贵都要尝试一下。及至晚年患病，临终前，王孙嘱咐儿子：“我要裸葬，返璞归真，不要违背我的意愿。我死之后，用布袋盛装尸体，掘地七尺，把布袋放入墓圹，而后将布袋从脚底抽出，让尸体接触土壤。”儿子默不作声。不答应父亲的要求，恐怕违背父命；答应父亲，又于心不忍。于是去见父亲的朋友祁侯缯它。
祁侯写了一封信给王孙，祁侯说：“您现在正受着疾病的折磨，而我很快就要跟随皇上到雍县祭祀后土祠庙，不能前来看望。愿您静心养病，不要胡思乱想，按时服药，多加保重。听说王孙嘱咐后人，在您死后，要施行裸葬，如果死者无知，也就罢了，如果有知，那就是戮尸于地下，光着身子去见先人，我认为，王孙这样做不妥。《孝经》讲：‘为死者准备棺椁衣衾。’这是圣人留下的遗训，为何要固执己见？愿王孙重新考虑。”
王孙回信：“人们常讲，上古时的圣王出于感情需要，不忍心抛弃亲人，因此为丧葬制定礼仪，现在的人们已经远超出古时的丧葬制度，我以裸葬形式向人们宣示，我有矫正世俗的决心。厚葬对于死者其实并无用处，俗人却借此相互攀比，耗费钱财，将世间的财物埋于地下，任其腐朽。除此外，人们将大量的财物埋于地下，今日葬完，明日就会被盗贼发掘盗走，这与将尸骸暴露于野外又有何区别！况且，人死了，终将化为尘土，物体又返回本原。物归得其所在，物化得其所变，仅是物体返回本原而已。物体返回本原，无形无声，正合乎道之精神。如果一定要用世间的财物去扰动大众，用厚葬的方式令逝者与自然隔开，使得归者不能亲近土壤，化者不能迅速改变，这不过是让尸骸化为尘土的时间人为延长而已。我听说，人的灵魂应该飘浮于天上，人死后的形骸应该融化于地下。灵魂离开肉体，各自找到归属。人们称灵魂为‘鬼’，‘鬼’的谐音就是‘归’。让脱离灵魂的尸骸像土块一样独处，尸骸还能知道什么？一定要为尸骸缠上布帛，再用棺椁隔离，口中含着玉石，尸骸想要尽快腐化，也难以做到，以至于最终化为枯骨、蜡像，千年之后，棺椁才能腐朽，最终尸骸还是要化为土壤，回到它应去的地方。因此说，人的尸骸只是大地的客人，只是在地下存留的时间长一些罢了！在上古，尧帝的殡葬，只是用简陋的木料做一个小棺，用葛布作为殓尸的衣裳，挖掘墓穴，向下不触及水源，向上不漏出气味。圣王生前生活俭朴，死后丧葬简易。不用无益的东西陪葬，不在无谓的事情上耗费精神。现在的人们，耗尽钱财厚葬，将先人的尸骸与自然隔绝，死者已经长眠，生者还要耗费钱财，劳神费力，这真是执迷不悟。呜呼！我不愿意这样做。”
祁侯看了回信，说：“你说得对。”杨贵死后，遂被裸葬。
胡建，字子孟，河东郡人。武帝天汉年间，胡建代理北军正丞，由于家贫，没有钱购置车马，常步行至军营供职，胡建与士卒同吃同住，因此有机会与士卒接触，与士卒们的关系很好。在当时，北军监军御史作奸犯科，把北军的墙垣打开，为自己经商牟利，胡建欲诛杀违法的监军御史，与士卒们商议：“我要你们与我一起，诛杀监军御史，你们听我的号令，我说动手就动手，说杀就杀。”大家议定在选士马日行动，监军御史与护军诸校尉都在，堂而皇之地坐在大堂上，胡建率领士卒，走进大堂向他们拜揖，接着胡建走上前，士卒们随即跟上。胡建指着监军御史说：“抓起来！”士卒上前，将监军御史拽了下来。胡建说：“斩！”士卒们拔出刀来，将监军御史的头颅砍了下来。护军诸校尉大惊失色，不知该如何是好。胡建已经写好奏书，揣在怀里，随后上奏：“臣在军法中读到，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监军御史公然打开北军营垣，为个人经商牟利，私自将买卖做到军营，而不是立刚毅之心、勇猛之节，率领士卒为士大夫做出表率，丧失为官之理。如果将御史交予文吏治罪，不会受到严惩。《黄帝理法》讲：‘营垒定下后，不能穿墙，不能打开小门，违者就是奸人，奸人者杀。’臣按照军法行事：‘军正不属于将军，将军有罪，须上报天子；二千石以下官员，可以行使军法。’军正丞是否能斩杀御史仍有疑问，臣做事，敢作敢当，已经将御史正法，冒死罪奏报皇上。”武帝制诏书：“《司马法》讲：‘国家的礼仪不用于军队，军队的纪律不用于国家。’御史在军中犯法，为何要由政府文吏惩治？三代君王在军营盟誓，军士们受到鼓舞；在军营外盟誓，军士们做好准备；在交战前盟誓，军士们充满斗志。’胡建做得对，有何疑虑？”胡建因此而闻名。
再后来，胡建担任渭城县令，政绩优异。昭帝即位，年龄幼小，皇后的父亲上官安将军，与昭帝姐姐盖长公主的情夫丁外人关系很好。丁外人骄横跋扈，与原京兆尹樊福有仇，竟然派客人射杀樊福。这位客人藏在公主的别墅，官吏不敢搜捕。渭城县令胡建率领士卒包围别墅，盖长公主听说后，与丁外人、上官将军带着家奴赶来，气势汹汹向官吏射箭、追杀，胡建率领的士卒四散逃窜。盖长公主指使奴仆，弹劾渭城县令胡建率领士卒伤害公主的家奴。胡建向朝廷奏报，说自己秉公办案，并未做不法之事。盖长公主闻报大怒，派人上书，诬告胡建冒犯长公主，胡建手下官吏把箭射在长公主的府门上，胡建明知道官吏伤害公主的家奴，却避重就轻，不予以惩治。大将军霍光将长公主的奏章压下。后来，霍光有病，上官桀在朝中处理政务，欲逮捕胡建。胡建自杀。吏民为胡建的死鸣不平，至今，渭城县有百姓为胡建修建的祠堂。
朱云，字游，鲁国人，后来迁至平陵县。年少时，朱云与侠客常有交往，借侠客报仇。朱云身高八尺余，体貌魁伟，以勇猛果敢而闻名。四十岁后，朱云改变此前的行为，跟随博士白子友学习《易经》，又跟随前将军萧望之学习《论语》，学习有成就。朱云为人倜傥，不拘小节，受当时人敬重。
在元帝朝，琅琊郡人贡禹担任御史大夫，代理华阴县丞嘉向皇上密封上书言事：“治理国家要选用贤者，御史大夫在朝中是副宰相，统领九卿，不能不慎重考虑人选。平陵县人朱云，文武兼备，为人忠正而有智谋，臣奏请让朱云以六百石职务代理御史大夫，发挥他的才能。”元帝就县丞提出的人选，询问朝中公卿。太子少傅匡衡认为：“朝廷大臣是国家的股肱，为万民所敬仰，是明王慎重选择的结果。古书讲，下级轻视上级，贱民图谋权位，国家就会陷于混乱，百姓就会不得安宁。嘉以代理县丞，竟敢妄议朝廷大臣人选，欲让匹夫卑微之人越过九卿，担任副丞相职务，这绝非国家重视法度、尊崇江山社稷的做法。在上古，尧帝重用舜，文王重用姜太公，都要经过长期考查，然后才委以重任，更何况像朱云这样的人？我知道朱云，此人一向好勇斗狠，有多次犯法亡命的记录，后来学习《易经》，颇有师传，但是，朱云的行为并没有大的改观。现任御史大夫贡禹廉洁自律，经学渊博，有古人伯夷、史鱼的风范，海内士人莫不敬仰，嘉曲意奉承朱云，妄图以朱云代替贡禹担任御史大夫，可谓痴心妄想，我怀疑嘉有不轨之图谋，此势断不可长，奏请交予有关部门审理此案，以判明嘉是何居心。”嘉因此而获罪。
在当时，少府五鹿充宗受到元帝信任，五鹿充宗学习《梁丘易》。从宣帝朝开始，朝廷重视梁丘氏对《易经》的解释，元帝也喜欢《易经》，欲考察《易经》的不同解释，诏令五鹿充宗与《易经》其他门派辩论。五鹿充宗在朝中地位显赫，口才出众，其他儒生不敢与五鹿充宗抗辩，于是称病，没有人愿意与五鹿充宗当堂辩论。有人推荐朱云，元帝召朱云来朝中相见。朱云摄衣登上朝堂，昂首挺胸，声若洪钟，辩论开始，朱云用一连串问题，将五鹿充宗驳斥得哑口无言，众儒生看着辩论场面，纷纷说：“五鹿有角，朱云折之。”元帝任命朱云为博士。
再后来，朱云担任杜陵县令，因为放纵逃犯而获罪，碰到朝廷大赦，被举荐为方正，转任槐里县令。当时，中书令石显在内朝掌握中枢，与五鹿充宗结党营私，朝中大臣都害怕此二人。只有御史中丞陈咸因为年轻，敢于抵制，不阿谀奉承，陈咸与朱云的关系很好。朱云几次上疏，说丞相韦玄成明哲保身，在朝中不能主持正义，陈咸多次抨击石显。不久，有关官员在考查官员时，怀疑朱云暗中唆使差吏杀人。在朝会时，元帝询问丞相朱云的政绩，丞相韦玄成说，朱云暴虐无状。陈咸也在场，听到对话，就告诉了朱云。朱云马上上书，为自己辩解，陈咸为朱云上书，提出建议，让他在上书中奏明，将此案交予御史中丞审理。结果案子交予丞相府，丞相府官吏调查此案，将朱云定为滥杀无辜罪。朱云逃进长安，与陈咸商议，丞相将此事一并归案，上奏元帝：“陈咸身为宫廷宿卫、执法大臣，却利用接触皇上的机会，泄露宫中谈话，私下告诉朱云，还为朱云起草奏章，欲揽下案件，由自己审理，明知朱云是亡命罪人，还私下与朱云勾结，致使官吏无法缉拿朱云归案。”元帝诏令逮捕陈咸、朱云，投入大牢，减免死罪，罚为城旦刑。陈咸、朱云被罢官，遭到禁锢，直到元帝去世。
到了成帝朝，丞相安昌侯张禹以成帝老师的身份，享受特进位礼遇，很受尊重。朱云上书求见皇帝，当时，公卿大臣都在朝堂上，朱云说：“现在的朝廷大臣，上不能辅佐皇帝，下无益于黎民百姓，全是一些尸位素餐的官僚，是孔子所讲‘鄙夫不可与之事君’‘患得患失，无所作为’的庸人。臣奏请陛下赐臣一把尚方宝剑，斩一名佞臣，来激励群臣。”成帝问：“你说的佞臣是谁？”朱云回答：“安昌侯张禹。”成帝闻言大怒，说：“小臣居下，竟敢诽谤朝廷大臣，竟敢当廷辱骂朕的老师，死罪不赦！”御史中丞把朱云拖了下去，朱云用双手紧抓住殿中的阑干，阑干竟然被拉断。朱云大呼：“臣能够与关龙逄、比干游于地下，足矣！就是不知道圣朝还会有怎样的结果！”御史中丞拖着朱云离开朝堂。左将军辛庆忌摘下帽子、解下印绶，伏在大殿上叩头：“此臣一向狂傲不羁，举世闻名。如果朱云讲话是对的，就不能杀他；如果讲得不对，也不能杀，朝廷要有容人的雅量。臣愿意以性命为朱云讲话。”辛庆忌在地上叩头，直至额头上流出鲜血，成帝才消气，免去朱云的死罪。等到后来工匠要修理阑干时，成帝说：“不要调换阑干！补一下就行了，以此来鼓励直臣。”
从此后，朱云不再做官，在鄠县定居、种田，有时候，朱云坐着牛车出行，后面跟着学生，所经过的地方，受到众人敬仰。薛宣担任丞相，朱云前去拜谒，薛宣以宾主礼相见，留朱云在家中歇宿，顺便对朱云讲：“在乡间没什么事，就到我的东阁来，在这里还可以见一下天下奇士。”朱云说：“小生以为我还想做官吗？”薛宣一听，就不再往下讲了。
朱云教书授徒，要先挑选学生，选定后才能成为朱云的弟子。九江郡人严望及哥哥的儿子严元（字仲），都是朱云的得意弟子，能够传承朱云的学说，后来成为博士。严望后来官至泰山郡太守。
朱云享年七十几岁，在家中去世。患病时，朱云不肯看病吃药，留下遗言，以身上穿的衣服装殓，棺材只要能容下身体即可，封土只要能盖住棺椁即可，修筑好的坟墓只有一丈五尺长，朱云葬在平陵县的东城门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郡寿春县人。年少时，梅福在长安求学，研读《尚书》《穀梁春秋》，曾经担任郡文学，又补任南昌县尉。再后来，梅福辞去官职，回到家乡寿春，多次通过县、道上书朝廷，谈论时政，梅福还奏请坐驿站的传车到皇帝行宫，向皇上条陈朝政利弊，回答皇上策问，但是未受到重视。(www.xing528.com)
在当时，成帝委任大将军王凤处理政务，王凤在朝中专权，擅自处理政事，京兆尹王章为人忠正、耿直，讥刺王凤，被王凤杀害。王氏在朝中专权擅政，渐成威势，灾异不断显现，朝中大臣多不敢讲话。梅福上书：
臣听说，在殷商末年，箕子佯装疯狂，却为武王讲授《洪范》；叔孙通逃离秦廷，最终成为汉朝名臣，为汉家制定礼仪。这不能解释为叔孙先生对秦不忠，也不能说箕子疏远殷室、背叛亲人，他们当初确实是无法进言。想当年，高祖纳善言唯恐不及，听劝谏犹如转身，听到好的建议，不管建言者出身高低，一定会论功行赏，无论亲疏。陈平归汉之前，曾亡命于楚，最终成为汉室良臣；韩信建功之前，出身于行伍，既而被高祖筑坛拜将。天下良臣勇士，纷纷聚集在高祖身边，智者尽其虑，愚者竭其忠，勇者奋其威，怯者忘其死。高祖汇聚天下豪杰，率领天下勇士，最终推翻暴秦，其势犹如吹动鸿毛；战胜楚王，其威犹如探囊取物。高祖之所以能无敌于天下，就在于高祖能够广纳善言，重用人才。孝文帝即位前是代王，手下没有周公、召公那样的贤臣，没有伊尹、吕尚的辅佐，但是，文帝遵循高祖订立的制度、成法，恭身俭朴。在当时，海内祥和，天下安宁。由此来看，遵循高祖的成法，就可以实现大治，否则，就会天下大乱。为什么？暴秦无道，背弃儒家的仁政，偏离周公的礼仪，废弃井田制，取消五等爵位，礼崩乐坏，王道不行，欲获得天下大治，怎么能成功！孝武帝鼓励忠臣讲话，喜欢听到大臣的谏言，封赏爵位不看是否孝廉、茂才，赏赐功臣并非要功勋卓著，就连布衣百姓也愿意竭尽忠诚，希望展示才能、贡献朝廷。在当时，涌现的人才难以胜计。汉代贤才辈出，武帝朝最为显著。因为武帝能够倾听谏言，国家才有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武帝朝，连年征战，暴尸旷野，北伐匈奴，南征百越，淮南王刘安乘机谋反，计划不周而败亡，当时，朝廷有很多贤臣，淮南王的臣下看到大势所趋，不敢造反。当今天下，布衣百姓仍然有人窥伺时机，看准机会就会闹事，蜀郡就有例子。山阳县的亡命之徒苏令等，横行于大郡名都，呼朋唤友，追随者还没有逃亡的意思。这些人都是蟊贼，不必担心，国家有危机，只是匹夫图谋不轨而已。
士人是国家重器；得士则兴，失士则亡。《诗经》讲：“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庙堂上的议论，不是草房发出的声音可以比拟。臣担心身死荒野、横尸沙场，因此才多次上书求见，但一直没有得到机会。臣听说，在春秋时，有人向齐桓公献上九九算法表，桓公不认为这是小事而加以拒绝，为的是鼓励忠臣畅所欲言，贡献更好的建议。今天臣谈的，还不是九九算法这样的小事，陛下再三拒绝见臣，这就是天下士人不愿意讲话的原因。在古时，秦武王喜欢武力，任鄙叩响函谷，自我推荐；秦缪公推行霸道，由余为秦君奉献忠诚，前来献策。陛下希望招揽天下士人，民众有上书求见者，只是让尚书接见，问他们有什么想法，提出的谏言可取，也只是授予升斗俸禄的职位，赏赐不过一束丝帛。如此对待士人，天下士人仍然愿意发愤懑，吐忠言，献出良言嘉谋，为朝廷贡献力量，他们希望看到天下大治，国家安宁，事业辉煌，所有这些，有目共睹。以四海之广，百姓之多，能够建言献策的人一定很多。然而俊杰士人，指出事情要害，写成文章，引用先圣遗训，可以为当今所用者，毕竟不多。因此，可以授予爵禄、赏赐丝帛者，就应该看作是国家柱石，高祖就是这样选择人才，最终获取天下，又通过人才安定天下。孔子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秦廷当年不是这样，他们对于提谏言者张开诽谤之网，这就好似倒持泰阿宝剑，将剑柄授于楚人，结果被诸侯推翻。因此，只要不是将剑柄授予他人，国家即使遇到危险，也无人敢挑战剑锋，这是武帝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成为世宗、受人敬仰的原因。而今不遵循霸王之道，却以三代的选举法选取士人，这就好像拿着相马图在市场上寻找千里马，怎么可能得到？高祖忽视陈平身上的缺点，重用陈平的长处；晋文公重用贤者，召请天子在河阳狩猎；齐桓公重用射伤自己的管仲，最终成就霸业。只要贤者对于王者有利，无论出身微贱，这是帝王称霸的原因。单色谓之醇，黑白谓之驳。以治理太平的方法处理暴秦般的乱世，就好像以乡间饮酒礼去治理军中的交易场所一样。
陛下不愿意采纳士人的谏言，又以严刑峻法惩治。鹞鹰遇害，鸾凤就会逃窜；愚者蒙戮，智者就会藏匿。这一向，愚民上书，有人遭到惩处，有人被交予廷尉，还有人惨遭酷刑。自从阳朔以来，因言获罪的人很多，造成多言犯忌，朝廷大臣变得谨慎，群臣顺着皇上的想法，不敢提出异议，皇上怎么知道朝政是否有误？让百姓上书，这是仁政，因为上书，再将他们抓起来交予廷尉审理，廷尉当然会说：“他们胡言乱语，应该按大不敬治罪。”这样一来，造成多言获罪。原京兆尹王章为人忠诚、正直，敢于在朝堂上谏诤，如果是孝元皇帝，一定会重用，以鼓励大臣直谏，匡正朝纲。陛下予以惩治，甚至祸及王章的妻子、儿女。一人有罪，一人承担，王章又不是大逆，却祸及他的全家，这会使得直士受挫、谏臣结舌。朝廷大臣知道，这样做不对，却无人敢站出来讲话，天下人以多言为戒，臣担心，这会为国家带来灾祸。愿陛下向高祖学习，不要重蹈秦朝的覆辙，多读《诗经·十月》，多留意周公《无逸》的告诫，减少不应有的惩治，颁布不忌讳谏言的诏书，博闻多识，兼听则明，求计于微贱，劝隐者出仕，令远者来归，这正是《尚书》讲的“开辟四门，张开四目”。有些不应有的法律，就是在为制造诽谤罪提供托词。“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当今朝廷，大臣侵夺君命、外戚把持朝政日益猖獗，陛下不见其形，也应注意其影。自从建始以来，日食地震频发，已经超过春秋时三倍，水灾频现，阴盛阳衰，熔铸的铁汁飞溅，这是什么样的景象！汉建国后，社稷三次遭遇危险，吕氏、霍氏、上官氏都是以外戚祸乱朝纲。善待亲人的道理，应该以保全家族为要，陛下要安排师傅教导外戚，使其明白忠孝，现在，陛下给予外戚尊宠的地位，授予他们大权，致使外戚骄横跋扈，甚至悖逆，这会导致外戚灭亡，偏离善待亲人的道理。像霍光那样的贤者，生前尚且不能预知子孙会遭遇灭族的下场，因此说，外戚权臣掌控朝政，其实是为家族和朝廷带来祸害。《尚书》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权臣一旦凌驾于君王，权势大过皇上，再去阻止祸患，悔之晚矣。
成帝没有将梅福的谏言放在心上。
成帝一直没有子嗣，梅福认为，应该封三代的后裔，譬如，封孔子的后裔为殷室的后嗣，为此，梅福再次上书：
臣听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职者就要言政，位卑者越过职务讲话，是犯上。因为越职讲话而犯法，只要对朝廷有好处，即使被杀头、腰斩，臣也愿意。任职却不敢讲话，为保全性命，不肯向朝廷提出谏言，到死的一天，尸骸还没有腐臭，名字就会被人遗忘，即使有齐景公的尊位，有千匹战马的威武，臣也不羡慕。臣愿意登上文石台阶，走上赤墀丹陛，面对户牖，正襟危坐，献出平生的智慧，尽管无益于当时，臣也希望有益于后世，这就是臣之所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原因。愿陛下听进臣的肺腑之言。
臣听说，善待他人者，自己也会活得好；恶遇他人者，自己也会遭到报应。善恶之报，效应明显。在过去，秦灭亡东西二周，兼并六国，隐士不出仕，逸民不举荐，绝三统，灭天道，最终，始皇险遭刺杀，二世在望夷宫被杀，嬴氏落得一个断子绝孙的结果，这就是恶有恶报。因此，在古时，武王伐纣克殷，还未下车，首先派人寻找五帝的后裔，将黄帝的后裔封在蓟，将尧帝的后裔封在祝，将舜帝的后裔封在陈，将殷室的后裔封在宋，将绍夏的后裔封在杞，明确五帝的继承关系，表明周室不会独享天下，姬姓只拥有半天下。迁出宗庙的主人，还要为他们的后嗣安排封国，为上古的圣王存续后人，周室这才长久拥有天下。现在，成汤还没有后人祭祀，殷室失去后人祭祀，陛下即位以来，迟迟没有子嗣，这恐怕是原因之一。《春秋》讲：“宋杀其大夫。”《穀梁传》讲：“不称其名姓，因为在祖位，表示尊敬。”这句话说，孔子是殷室的后裔，虽不是嫡系，封孔子的子孙作为殷室后嗣，也符合礼制。为什么？诸侯诛杀殷室大宗，圣人的祖先是庶出，也可以代替嫡出，古人讲：“贤者的子孙，应该有封土。”更何况圣人的子孙，而且是殷室的后裔！在古时，成王以诸侯王礼埋葬周公，皇天为之震怒，电闪雷鸣，暴风成灾。现在，孔子的祭祀不出阙里，孔氏的子孙与百姓一样，编列户籍，圣人的后裔像匹夫一样，这不是皇天的意思。陛下按照孔子有素王之功，封赏孔子的子孙，国家一定会获得福佑，陛下的英名也可以与天地共存。为什么？追思圣人，封孔子的子孙还没有先例，后面的君王以此为例。陛下建立不朽功绩，这岂不是做了一件好事！
梅福势单力薄，又讥讽过外戚王氏，提出的谏言始终得不到成帝采纳。
当初，在武帝朝，武帝封周室后裔姬嘉为周子南君，在元帝朝，元帝尊周子南君为周承休侯，仅次于诸侯王，又让大夫、博士寻找殷室后裔，殷室后裔已经分为十几个姓氏，郡国寻找三代后裔，找到大姓人家，推算后代子孙，找不出族谱的继承关系。当时，匡衡提出谏言：“王者存续前代帝王的后人，以此尊重先王，建立三代继承关系。如果前代帝王的嫡系后裔获罪，或因其他原因断绝祭祀，应该封他们的旁系子孙，向上继承帝王，作为受封始祖。《春秋》讲，诸侯不能守护社稷，灭国。宋国是殷室嫡系后裔，已经失去封国，立殷室后裔作为始封君，向上继承商汤，不合适，这样只能继承侯爵，应该明确这是殷王室后裔。找到宋人的后裔，推算嫡系，时间也太久远，难以找到；就是找到，嫡系子孙的先人已经亡国，不能再立宋人的后裔。《礼记》讲：‘孔丘，是殷室后裔。’以前老师也这样讲，应该以孔子后裔作为商汤的后裔。”元帝认为，匡衡的话不符合经书，压下奏章。到了成帝朝，梅福又提起此事，应该封孔子后裔，以奉祀商汤。成帝绥和元年，成帝封殷室、周室后裔，考察古籍，对照《左氏》《穀梁》《世本》《礼记》，相互参照，成帝下诏，封孔子后裔为殷绍嘉公。详情记载在《成帝纪》。在当时，梅福闲居在家，以读书养性，打发时间。
平帝元始年间，王莽篡政，一天早上，梅福离开妻子，去了九江郡，人们传说，梅福成仙。再以后，有人在会稽郡看到梅福，梅福已经改换姓名，在吴县做一个集市的守门人。
云敞，字幼孺，平陵县人。云敞拜同县人吴章为老师，学习《尚书》，后来成为博士。中山王继承皇位，这是平帝，年龄幼小。王莽执掌朝政，自称安汉公，以平帝作为成帝的后嗣，不能顾及亲人。平帝的母亲和外戚卫氏被留在中山国，不能到京师来。王莽的长子王宇对王莽阻断平帝外戚卫氏的做法不满，担心平帝长大成人会怨恨王莽，与吴章暗中商议，夜间将血涂抹在王莽的大门上，以表示鬼神在向王莽示警，欲使王莽恐惧，吴章再在朝中对策时，指出王莽的错误。事情败露，王莽杀了儿子王宇，将卫氏满门抄斩，牵连进去的人，有一百多人被斩首。吴章被腰斩，在东市门外遭到碎尸。此前，吴章是名儒，教授的学生很多，有弟子一千余人，王莽认为他们都是恶人的党徒，一律禁锢，不能做官，这些门人只好说他们是其他老师教授的。云敞当时是大司徒府掾史，自称吴章弟子，到刑场把吴章的尸骸抱回来，准备棺椁，收殓埋葬，京师人为此称赞云敞。车骑将军王舜赞赏云敞有节操，将云敞比作栾布，向朝廷举荐云敞为将军幕府掾史，又举荐云敞担任中郎谏议大夫。王莽篡汉称帝，王舜担任太师，举荐云敞担任辅佐大臣，云敞称病辞谢。唐林说云敞可以主管一个郡的政务，云敞受拜为鲁郡大尹。更始年间，朝廷用安车征召云敞，拜为御史大夫。云敞称病，免职回家，在家里去世。
赞辞如下：孔子讲，不能像常人一样与俗人交往，就做一个狂狷之士。观察杨王孙的丧葬，王孙对死亡的看法，比始皇看得远。世人称赞朱云也有过誉之处，在《论语》里，孔子讲：“不了解情况就著述，我不是这样的人。”胡建临事敢作敢为，威武显露于外，斩杀奸贼，防止军队堕落。梅福言辞恳切，颇符合《大雅》讽谏，《诗经·大雅》讲：“虽不老成，仍有典籍依据。”“殷鉴不远，夏后所闻。”梅福以自身所好，在家中读书养性。云敞的节操在吴章丧事上表现出来，能否实践“仁”，在于个人，云敞最终成为朝廷三公。水清可以濯缨，水浊可以涤足，实践“仁”，还觉得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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