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三十二

在古时，颛顼帝任命南正重负责天文，火正黎负责地理。唐尧、虞舜之际，继续重用重氏、黎氏的后裔掌管天文、地理，一直延续至夏、商，因此，重氏、黎氏的后裔都是掌管天文、地理的官员。到了周代，程国伯爵休甫是他们的后裔。周宣王时，程国已经失去封国，休甫的后裔仍然掌管王室的天文、地理，姓氏改为司马。此后，司马氏掌管王室的史册、典籍。在周惠王和周襄王时，司马氏来到晋国。再后来，晋国的中军将领随会逃往秦国，司马氏跟随随会来到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开王室京畿来到晋国，家族就分散开来，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者，后人做了中山国的丞相。在赵国者，以传授剑术而闻名，蒯聩就是其后人。在秦国者，其后人司马错与张仪辩论，认为秦军应该先征伐蜀国，秦惠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司马错率领秦军，征伐蜀国，蜀国平定，秦惠王改设为蜀郡，司马错担任蜀郡首任太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蕲，在武安君白起手下任职。少梁后来更名为夏阳。司马蕲与武安君在长平坑杀赵军降卒，率领秦军返回，与白起一起在杜邮被秦王赐死，葬在华池。司马蕲的孙子司马昌，是秦王的铁官。始皇统一天下，蒯聩的玄孙司马卬在秦末投奔农民军领袖武信君武臣，率领义军攻占朝歌。秦灭亡，义军首领在咸阳分封诸侯王，项王封司马卬为殷王。汉军讨伐楚军，司马卬投降汉军，殷国改设为汉的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毋怿（yì），司马毋怿曾担任长安四市之一的市长。司马毋怿生司马喜，司马喜受封五大夫爵，去世后，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在朝中担任太史令。

太史令司马谈向唐都学习天文，向杨何学习《易经》，向黄子学习道术。武帝建元、元封年间，司马谈担任太史令。司马谈叹息，学者对先秦诸子的学说领会有歧义，以讹传讹。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学说，司马谈有自己的看法：

《易经·系辞》讲：“天下学说纷纭，目的终归统一，殊途同归。”阴阳、儒、墨、名、法、道诸家谈论的宗旨，归纳起来，仍然是如何治理国家，只是从不同侧面，有些讲得明白，有些讲得含蓄。我（司马谈）仔细研究阴阳学说，阴阳家极力夸大祥瑞、灾异，有很多忌讳，令人做事情拘谨，常有敬畏之感，但在四季运行上，其阐释有独到之处，不可忽视。儒家学说论述面广，缺乏要领，费力大而收效少，儒学倡导的义理难以推行，但是，强调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序，这是不变的道理。墨家倡导节俭，人们很难做到，墨家的观点不能照搬，但是墨家强调务实、提倡节俭，不能忽视。法家严苛，缺少恩义，但是提倡君臣有别，这是不变的原则。名家过于拘泥于形式，失去对事物的理解，但是强调名与实的联系，这一点值得重视。道家令人精神专一，动静符合自然，充分利用物资，这是要点。道家强调阴阳，博采儒、墨两家的长处，吸收名家、法家的优点，与时俱进，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立足于世俗，包罗万象，要点简约，易于操作，费力少而收效多。儒家的做法不同，儒家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唱臣和，主先臣后，这样，君主劳顿而臣下安逸。道的精神，强调去除刚毅，制止贪欲，舍弃聪明，以此来推行道术。儒家学说过度耗费精力，使得身体劳累，疲惫不堪。如果过度劳累，与天地共存，欲保持长寿，没有听说过。

阴阳学说，谈到四季更替、八卦方位、十二度星位、二十四节气，强调法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其实也未必，因此说，阴阳学“使人拘谨，令人生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重视天道运行的规律，应该加以肯定，不遵循天道运行，又有何法则可以遵循？“四季的变化不能改变，这是自然法则。”

儒家学说，以《诗经》《尚书》《易经》《礼经》《乐经》《春秋》六艺为准则。儒学六艺，载入典籍，论述有成千上万，几代人都难以弄清楚；一个人穷其毕生精力，难以通晓礼义，“儒家学说驳杂，缺少要领，费力大而收效少”。但是，强调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序，这一点要肯定。

墨家也崇拜尧、舜，歌颂尧、舜的圣德，墨家讲：“堂高三尺，土阶三层，茅屋不翦，椽檩不斫；土碗吃饭，瓦盆饮水，糙米充饥，藜藿为羹；夏穿葛衣，冬披鹿裘。”为死人送葬，桐木为棺，仅有三寸厚，举乐致哀，哀伤有度。尧舜率先垂范，领导人民，强调殡葬礼仪简约，堪称万民表率。但天下都按照这样去做，就没有了尊卑。随着时间推移，事情也会有变化，因此说：“勤俭难以持久。”但是，强调务实，节省用度，强调勤俭才能富家。这是墨家的长处，其他学说不能否认。

法家六亲不认，无论贵贱，一律按照法律，使得亲人间、尊卑间的恩义荡然无存，可以在非常时期使用，但不能作为常法，因此讲，法家“严苛少恩”。但是，强调尊主卑臣、厘清责任，不能僭越权位，其他学说不能否定法家的合理成分。

名家过于烦琐，对于细节强调过分，令人难以抓住要旨，专注于名词解释，失去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所以说，名家“令人感到拘束，失去对事物的认识”。对于事物，要求名实相符，处事严谨，认真考证，这是名家的长处。

道家提倡无为，又说无不为，提出的主张容易施行，表述的含义难以理解。其核心思想是“虚无”，因循为用。没有不变的势，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形，用以解释世间的变化，不在乎事物的先后，因此能把握主动。所谓法则，要看具体时间、具体情况；所谓尺度标准，要根据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因此说“圣人不投机取巧，重要的是要顺应变化。守道虚无是道家的常理，以因果关系，发展辩正看待事物，才是道家的原则”。群臣上朝，让他们阐述思想。名实相符的为正，名实不符的为空。不听空话，就不会产生奸邪，贤与不肖自然就能区分，黑与白一清二楚。君主对待问题能够做到这些，还有什么做不成！既合乎大道，又解释混沌。天下光明，返璞归真。人活着要有一股精神，形体是存在的形式。精神耗尽就会枯竭，形体过劳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是死亡。死者不可以复生，分离将难以复合，对于这一点，圣人看得很清楚。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本源，形体只是外在。不先确定形、神间的关系，只是说“我可以治理天下”，根据在哪里？

太史公的工作负责天文，不治理百姓。太史公有一个儿子，名字叫司马迁。

司马迁在龙门出生，曾在黄河以西、龙门山以南放牧、种田。从十几岁起，司马迁就开始诵读古文。二十几岁时，司马迁南下游历长江、淮河流域，登临会稽山，探访大禹穴，遍游九嶷山，在沅江、湘水之间游历。司马迁北上到达汶河、泗水，在齐鲁大地游学、受业，考察儒学遗风，在邹县、峄山学习射礼。司马迁曾经在蕃县、薛县、彭城受困，从梁国、楚国返回。在朝中，司马迁担任侍郎，奉皇帝诏命，西行出使巴郡，南下出使蜀郡，考察邛地、莋地、昆明，返回后向皇上复命。

武帝元封元年，天子举行封禅典礼，太史公司马谈有病，滞留在周南，没有跟随皇帝封禅，心中很难过。儿子司马迁返回，到了黄河、洛河间，到父亲养病的地方来看望父亲。司马谈握着儿子的手，泣不成声地说：“我们的祖先是周王室的太史令。再往上，直至虞舜、夏禹之际，名声显赫，负责天文，到了后世才逐渐衰落。难道要在我手里让家族的事业结束？你要重新担任太史令，要继承先祖的事业！现在，天子继承千年盛举，举行封禅泰山大典，我没有去，这是我的命吗？是我的命啊！我死之后，你肯定要做太史令。做了太史令，不要忘记完成我的著作。你要谨记孝顺，在家中奉养双亲，在朝廷忠于国君，人生以忠孝立身，才能够扬名于世，为父母争光，这是最大的孝。天下人称颂周公，说周公制作诗歌，歌颂文王、武王的圣德，人们宣扬周公、召公的德行，颂扬太王、王季的深谋远虑，一直追述至周代的先祖公刘，周室的始祖是后稷。在周幽王、周厉王之际，王道缺失，礼乐衰微，孔子编撰、整理文献典籍，修订《诗经》《尚书》，编撰《春秋》，学者将这些文献作为行为规范。从鲁哀公获麟，至今已经有四百年，诸侯兼并，对于历史的记述变得残缺不全。现在，汉朝复兴，海内一统，明君贤臣，有无数的忠臣义士。我作为太史令，却没有将这些记录下来，给予评价，作为文献留存于后世，心里感到惭愧！你一定要把我的话记在心里！”司马迁跪在父亲面前，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不聪明，但一定会记住父亲的教导，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加以编辑，把父亲的计划完成，不敢懈怠。”司马谈去世后第三年，元封三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仔细阅读收藏在皇家书库的藏书。五年后，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初一凌晨冬至日，天子诏命使用太初历，在明堂上正式颁布，祭祀群神。

太史公司马迁说：“先人有言：‘自从周公去世，五百年后有孔子，孔子距今已经有五百年，到了继承孔子的事业、昭显先贤思想的时候，整理《易经》，续作《春秋》，根据《诗经》《尚书》《礼记》《乐礼》的修订原则，对历史加以编辑、整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晚辈司马迁，我要当仁不让！”

上大夫壶遂问：“当初，孔子为什么要撰写《春秋》？”太史公司马迁回答：“我听董仲舒先生讲：‘王道遭到废弃。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国君惧怕他，士大夫排挤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已经难以施行，王道难以恢复，于是，将鲁国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编辑为《春秋》，进行评论。孔子认为，天下的读书人，从中可以得到启发，通过褒贬诸侯，申斥大夫，以达到宣扬王道的目的。’孔子说：‘我与其空洞地说教，劝说诸侯，还不如付诸以行动，将史实载于典籍，典籍发挥的作用更大。’《春秋》阐述夏禹、商汤、文王、武王的王道，确定纲常伦理应遵循的原则，辨明疑问，甄别是非，崇善抑恶，尊贤斥不肖，存亡国，继绝世，振兴颓废，这些都是王道要做的事情。《易经》记述的是天地、阴阳、四季、五行，在变化中辩证发展。《礼记》阐述纲纪人伦，注重于行。《尚书》记述先王经历的事情，注重于政。《诗经》描绘山川、溪谷、鸟兽、草木、牝牡、雌雄，注重于风俗。《乐礼》是一门经学，注重于社会和谐。《春秋》注重辨明是非，对治国理政有借鉴。《礼记》强调人的欲望要克制，《乐礼》强调社会需要和谐，《尚书》阐述先王治国理政的经验，《诗经》描绘人的情感，《易经》以事物的变化引导人，《春秋》阐述礼义的重要。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能说服人。《春秋》内容有数万言，列举的事例有几千件。各种情况在《春秋》交汇出现。《春秋》记述弑君的事件有三十六起，亡国的事件有五十二起，诸侯国君逃离封国，社稷得不到维护，各种变故难以计数。考察这些变故发生的原因，都是因为抛弃礼义。《易经》讲：‘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臣弑君，子弑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日积月累的结果。’作为国君，不能不读《春秋》，否则会对谗言视而不见，身边有贼臣，也茫然不知。作为人臣，不能不读《春秋》，否则会对每天发生的事情，不知如何应对，遇到突发事件，不知该如何处理。作为君父，不能不了解《春秋》大义，否则会承担恶人的罪名。作为人臣、儿子，不能不了解《春秋》大义，否则会犯下篡弑、大逆不道的罪行。以为是在做善事，不了解礼义的重要，也会受到谴责。不了解礼义的主旨，就会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事情发生。君不像君，自然会被臣下冒犯；臣不像臣，自然会犯下篡逆的罪行；父不像父，不能尽父亲的责任；儿子不像儿子，自然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恶。说它们是最大的恶，一点也不过分。因此说，《春秋》集礼义之大成。礼防止罪恶发生，法只能在罪恶发生后发挥作用。法的作用容易认识，礼的作用容易被忽视。”(www.xing528.com)

壶遂继续问：“在孔子那个时代，上无明君，忠臣得不到重用，孔子才会编撰《春秋》，用空泛的论述确定礼义的标准，当作原则。如今，你这位夫子，上有贤明天子，下负有重要责任，万事俱备，人尽其能。夫子的论述是想要说明什么？”太史公回答：“啊，你这样理解，其实也不尽然。我听先人讲：‘伏羲氏时代，人们性情淳朴，演绎《易经》八卦。尧舜之际，天下处于盛世，《尚书》记载，在当时，已经有了礼乐。商汤、武王创立的圣业，受到诗人赞颂。《春秋》褒贬善恶，推崇三代的德政，维护王室的权威，这些并不完全是为了讽谏。’汉建国以后，直至当今贤明天子，祥瑞多次显现，封禅泰山，确定正朔，改变服色，普施恩惠，域外百蛮通过多重翻译前来朝贺，献礼祝寿，其事迹难以计数。朝廷上下，百官群臣，都在竭力颂扬圣德，仍然不能表达心意。贤士有能力得不到重用，是国家的耻辱；明王圣君圣德得不到宣扬，是史官的过失。我负责这项工作，不能将皇上的圣德载入史册，将功臣、大夫创立的功业详细记录、予以评述，辜负先人的嘱托，这是我的罪过。我记述的事迹，全部是按照顺序还原历史，是在整理史料，不是创作。您将其与《春秋》比较，您理解错了。”

太史公制定计划，着手编撰。在开始写作的第十年，遭遇李陵之祸，太史公被捕，羁押在监狱。太史公喟然长叹：“我应该遭受这样的大罪吗？身体已经残废，还能写下去吗？”冷静之余，慎重思考，太史公说：“《诗经》《尚书》言简意赅，是作者思想的表述，是潜心思考的结果。”于是下定决心，继续发奋，将唐尧以来的事迹，直至武帝获麟为止，详细记述，从黄帝开始。《五帝本纪》为第一篇，《夏本纪》为第二，《殷本纪》为第三，《周本纪》为第四，《秦本纪》为第五，《始皇本纪》为第六，《项羽本纪》为第七，《高祖本纪》为第八，《吕后本纪》为第九，《孝文本纪》为第十，《孝景本纪》为第十一，《今上本纪》为第十二，共十二本纪。《三代世表》为第一表，《十二诸侯年表》为第二表，《六国年表》为第三表，《秦楚之际月表》为第四表，《汉诸侯年表》为第五表，《高祖功臣年表》为第六表，《惠景间功臣年表》为第七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为第八表，《王子侯者年表》为第九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为第十表，一共十表。《礼书》为第一书，《乐书》为第二，《律书》为第三，《历书》为第四，《天官书》为第五，《封禅书》为第六，《河渠书》为第七，《平准书》为第八，一共八书。《吴太伯世家》为第一世家，《齐太公世家》为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韩世家》第十五，《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共有三十世家。《伯夷列传》为第一列传，《管晏列传》为第二，《老子韩非列传》为第三，《司马穰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穰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英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傅靳蒯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爰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日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共有六十九列传。

汉继承五帝的伟业，接续三代中断的事业。周室王道衰微，秦抛弃古文典籍，焚烧《诗经》《尚书》。汉建国后，在明堂石室，在皇家书库，把散佚的古文典籍收藏保存起来，金柜里保存的玉版典籍有许多缺失。建国初期，萧何修订法令，韩信编修军法，张苍制定律历，叔孙通制定礼仪，文学事业蓬勃发展，《诗经》《尚书》等古代典籍相继在民间出现。自从曹参推荐盖公，重视黄老学说，贾谊、晁错提倡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学说，公孙弘以儒家学说在朝中受到重用，一百多年来，散落在民间的古籍、遗文佚事，逐渐汇总至皇家秘府。太史公父子凭借这些古代典籍纂修历史。太史公（司马谈）说：“呜呼！我的先人曾经掌管历史典籍，在唐尧、虞舜之际已经名声煊赫，在周代是王室的太史令，司马氏主要负责天文、历史。一直延续至我这一代，要谨记在心！谨记在心！”此后，太史公（司马迁）整理散佚的史料、逸闻，帝王崛起的地点、起因，追本溯源，见微知著，考察朝代兴衰的原因，根据史料，提出个人观点。推及三代，详录秦汉，从轩辕黄帝开始，直至武帝，排出顺序，太史公著作十二本纪。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历史事件错综复杂，有些年代交叉，有些已经难以辨别清楚，有些事迹变得模糊不清，根据手中的资料，太史公著作十表。礼乐制度，随着世代在发展，也会有所增减，律历也会有所改变，典章制度，山川形势，天人神鬼间的关系，经济发展，将这些志书汇总，太史公著作《律书》《河渠书》《封禅书》《天官书》《平准书》等八书。二十八宿环绕北极星，三十根辐条集中于车轴毂，辅弼大臣环绕在帝王周围，以忠信礼义辅佐帝王，太史公著作三十世家。维护正义，扶正祛邪，倜傥潇洒的士人，要让他们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要让他们的功名、事迹流传于后世，太史公著作七十人物列传。全书共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太史公将这部史书取名为《太史公书》，这是编撰此书的大略。太史公认为，这部书籍可以拾遗补缺，作为一家之言，辅助《六经》，成为另一经传。总揽百家观点，正书藏于名山，副书留在京师，以供后世君子阅览。第七十篇列传，是太史公司马迁的自传。全书有十篇内容缺失，仅保存下目录，缺少正文。

司马迁遭受腐刑，又担任内朝的中书令，仍然受到武帝信任。司马迁的朋友，原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司马迁，以古代先贤为标准，对司马迁有责备的意思。司马迁回了一封书信，即《报任安书》，内容如下：

少卿足下：此前承蒙写信予我，教我要谨慎待人接物，向朝廷举荐贤良，辞语间可见殷勤、诚恳，似乎有责备的意思，未能听从您的劝告，甘愿流于世俗，在下不敢。我虽然身体残缺，也曾在长者面前领受教诲，只是自惭形秽，动辄得咎，欲补过常担心受辱，内心抑郁而又无从倾诉。俗话讲：“为谁奔忙？讲了谁听？”钟子期仙逝，伯牙不复弹琴。为什么？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我已经身体残缺，即使身怀绝技，犹如随侯珠、和氏璧般珍贵，品行犹如许由、伯夷般高尚，也难以再获荣誉，只会为世人增添笑料。

书信迟复为歉，我跟随皇上，刚从东边返回，又因俗事繁忙，相见恨晚，时光倏忽而过，恨不能抽出余暇，再聆听足下教诲。谁料想，少卿犯下不测重罪，旬月间就要临近冬季，我还要跟随皇上到雍县祭祀，恐怕足下受刑的日子也将临近。到那时，我即使有满腹衷曲，又向谁去诉说？逝者的灵魂也会怨恨于地下。因此，我愿意略陈愤懑，不嫌鄙陋。旷延时日，时至今日才回信，幸勿怪罪。

我听说，修身者拥有智慧，施爱者怀有仁义，敢于取舍者守义不移，勇对耻辱者无所畏惧，留名于后世者品行高尚。有此五种品德，立于世间，不会败落，其英名应与君子同列。人们常讲：祸害没有比得上贪婪，悲哀没有比得上受辱，丑恶的行为没有比得上辱没先人，遭受耻辱没有比得上遭受宫刑。受过宫刑者，难以计数，这也不是一朝一代的事情，由来已久。春秋时，卫灵公与阉宦雍渠乘坐一辆车，孔子感到耻辱，离开卫国，前往陈国；商鞅由宦官景监引见，贤士赵良马上警觉；宦官赵同与文帝同乘一辆辇车，爰盎随即提出异议；自古以来，世人鄙视阉宦。即使普通人，只要与阉竖联系起来，就会感到沮丧，为人不齿，更何况慷慨豪迈之士！而今，朝中即使缺乏士人，又怎能让刀锯之下的废人举荐天下豪杰、贤士！我由于先人的官职，在朝中任职，服侍皇上已经有二十余年。我经常自我反省：对上，不能竭尽忠信，享有献出奇计妙策的美誉，得到明主赏识；其次，也不能拾遗补缺、推贤荐能，为朝廷举荐贤良之士；在外，不能跻身军旅、攻城野战，建立斩将搴旗的功勋；等而下之，也不能不辞劳苦，获取高官厚禄，在亲友族人面前夸耀荣誉。此四样才能，我无一具备，现在，只是苟延残生，博取皇上优容而已，没有什么长处可以展示于当世。记得此前，我也曾经侧身于士大夫之列，在朝堂上高谈阔论，不时引经据典、长篇宏议。现在已经身残形秽，在朝中犹如扫除仆役，混迹在卑贱人中间，哪里还敢昂首挺胸、谈论是非，如果再这样做，岂不是蔑视朝廷，羞辱当代俊杰！算了！算了吧！像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可讲！又能讲些什么！

事情的始末，已经很难解释清楚。我从小自负，自以为身怀不羁之才；长大成人，却没有在乡邻间留下美誉。皇上幸以先人的原因，在朝中给我一个施展薄才的机会，出入宫廷。我原以为公私不能兼顾，顶盆岂能仰望天空？遂断绝与宾朋的交往，忘却家室的负累，殚精竭虑，奉献不肖之才，一心扑在工作上，以求得皇上满意。事情偏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与李陵同在朝中任职，平素交往并不多，志趣也不尽相同，甚至从未在一起吃过饭、喝过酒。但是，我从侧面了解到，此人是当代奇士，在家孝敬父母，在外交往守信，面对钱财，坚守廉洁，取舍之间，以义为先，待人谦让，礼贤下士，常有奋不顾身、为国分忧、报效朝廷之念，这是李陵的一贯作风。据此，我认为，李陵有国士之风，人臣为国家赴死，不顾自身，急国家所难，堪为英雄。李陵出征讨伐匈奴，举措失当，遭遇失败，那些只知道保全妻儿、爱惜性命、畏首畏尾的大臣，此时却群起攻讦（jié），构陷夸大李陵的罪过，令人深感痛心。当初，李陵出征时，仅率领五千士卒，却能够深入匈奴腹地，抵近匈奴王庭，在虎口中肆虐，视强虏于无物，挑战虎狼之师，与单于鏖战十余日，斩杀的敌寇已经远超出自身的损失。一时间，强虏死伤枕藉，匈奴酋长惊恐万状，穷途末路，不得不求助于左右贤王，调集草原上弯弓射箭的骑士，举一国之力，围攻区区五千壮士。我五千健儿转战千里，矢尽计穷，救兵不至，士卒虽然伤亡，但在紧急关头，仍然前仆后继。李陵振臂一呼，全军将士无不响应，士卒奋起，擦干眼泪，抹去血迹，弯弓射箭，甘冒霜刃，与敌寇死战，绝不后退。在李陵全军覆没之前，从前线返回的战士报告，朝廷公卿王侯莫不举杯，向皇上祝酒庆贺。接下来几天，李陵兵败的消息传来，皇上为此而食不甘味，朝堂上一片沉寂。大臣们惴惴不安，不知所措。在当时，我竟然不自量力，以卑微身份，看到皇上愁肠百结、悲伤愤懑，恨不能捧上一颗赤诚之心。我以为，李陵一向与部下同甘共苦，获得部下衷心拥戴，祸福同享，在此紧急关头才能同生共死，奋力效命沙场。即使古时的名将，也不过如此。虽然暂时陷入敌境，观察李陵一向的行为，我相信，李陵一定会再寻找机会，报答皇上的厚恩。即使汉军征战失败，损失无可挽回，已经创下的功绩也足以告慰世人。我多么想把心中的想法向皇上吐露，苦于没有机会。恰巧皇上诏问，我就把对李陵的看法一一表述，希望能够作为参考，堵住那些势利小人攻击、诬陷的言论。我的表达或许不够准确，引起明主误会，认为我以李陵的功劳贬低贰师将军的功绩，为李陵开脱，将我逮捕入狱。可怜我拳拳忠心，却难以辩解，最终以侮慢欺君之罪，按照廷尉判决，受到严惩。由于家贫，家中财产不足以赎罪，平时的交游也爱莫能助，皇上的左右近臣没有人愿意为我辩护。身非木石，面对执法官吏的威严，关在幽深的大牢，又能向谁去诉说？现在，少卿也身历其中，我当时的心情，不正是少卿此时的心情？李陵投降，连累了他的家人，而我被推入蚕室，最终遭受腐刑，为天下人所耻笑。痛心！痛心哪！

事情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向俗人解释清楚。我的先人不曾立下盖世功勋，享受剖符丹书的荣誉，所任官职也仅是负责文献、史籍、天文、历法，近似于占卜、祭祀的官吏，在皇上眼里，犹如倡优一般可以任意侮辱，也为世俗所轻视。如果我伏法被杀，好似九牛身上拔去一毛，性命与蝼蚁又有何区别？世人看待我的死，不可能与死于名节的英雄相比，只会认为我罪大恶极，对自己的罪行无从狡辩，获罪伏辜，才走向刑场。为什么？我的工作性质已经决定了人们对我的看法。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意义不同。人受到惩罚，首先不能辱没先人；其次不能辱没自身；其次不能受到非礼；其次不能受到辱骂；其次不能被绳索捆绑；其次不能穿上囚服，其次不能戴上刑具，受到箠打的凌辱；其次不能剃去毛发，戴上铁圈受辱；其次不能毁伤肌肤，割裂肢体受辱；最极端的就是遭受腐刑，这是最重的侮辱。《礼记》说“刑不上大夫”，指的是要爱护士人的气节，不能忽视。猛虎游弋于深山，百兽恐惧，及至落入陷阱，关在兽笼，摇尾乞食，虎威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在上古，画地为牢，士人拒绝入内；削木为吏，士人拒绝应对，以自杀回答羞辱。而今，士人手足遭到捆绑，身上戴上刑具，暴露肌肤，忍受箠打，关在幽深的大牢。此情此景，面对狱吏，谁还敢不以头撞地；看到狱卒，也只能屏息静气。为什么？已经被牢狱的积威吓破了胆。投入监牢的士人，说不会受辱，那是自欺欺人，人哪里还有尊严！当年的西伯周文王，是身为伯爵的诸侯，被羁押在羑里；李斯是秦国的丞相，受到五刑处死；淮阴侯韩信曾受封为楚王，在陈县被戴上刑具；彭越、张敖南面为王，也被关押在牢狱，受尽折磨；绛侯周勃诛杀吕氏，权倾朝野，也被关押在请室（清洗罪过之室，即囚禁有罪官吏的牢狱。请，通“清”）；魏其侯身为将军，也被迫穿上赭衣（古代囚衣。因以赤土染成赭色，故称），戴上三种刑具；季布做过朱家的钳奴；灌夫在居室受辱。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王侯将相，声名远扬，及至身陷囹圄，没有含愤自杀，只能与平民一样，古今相同，怎么会不受到侮辱！因此说来，人的勇敢和胆怯，是形势造成；人的强与弱，为环境所逼迫。这其中的道理，明白以后，就不会感到奇怪！人不能在定罪前就自杀，稍显犹豫，等到鞭子落在身上，再想着为名节去死，岂不是太晚了！对士大夫用刑，古人很慎重，就是这个道理。人没有不贪生怕死的，思念父母，顾念妻儿。也有激于义理者，不屑于此，但那也是迫不得已。我不幸很早失去双亲，又没有兄弟姊妹，孤身一人，少卿想，我当时会怎样思念妻子、儿女？勇敢不一定非要为名节去死，怯懦也可以向往道义，何时何地不能激励自己！我虽然怯懦，为活命而苟延残喘，也懂得生命的意义，以至于含垢忍辱，在狱中忍受酷刑！奴婢侍女尚且能不甘心受辱而自杀，面对死亡，我却这样身不由己！之所以隐忍苟活，陷入粪土而不肯离世，是我心中还有未了的心愿，耻于一旦死去，所著作的文章不能流传于后世。

自古以来，富贵而声名湮没者，人数难以统计，只有那些卓越者才会留名于后世。在往昔，西伯受拘，演绎《周易》；仲尼受困，撰写《春秋》；屈原流放，写下楚辞《离骚》；左丘失明，著有《国语》；孙子受髌刑，整理《兵法》；不韦迁蜀，传世《吕览》；韩非被囚于秦国，才有《说难》《孤愤》的问世。《诗经》三百篇，大抵是圣贤遭受磨难、发愤努力而写成。这是因为他们心中郁结，壮志未酬，不能直抒胸臆，不得不将思绪诉诸笔端，用笔辑录下来，昭示于后人。左丘明双目失明，孙子被施以刖刑，均已经成为废人，不能再与常人一样，只好退而写书，以抒发愤懑，希望通过文章阐述胸中的志向。我不揣冒昧，也以身残为借口，整理天下的逸闻旧事，考察成败得失的起因，总结国家兴衰的教训，写成一百三十篇文章。希望能够找出天人间的联系，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初稿还未完成，遭受李陵之祸，痛惜著作未成，在身遭腐刑时，仍然心存意念，面无愧色。现在全书著作完毕，希望能够将其藏之于名山，传之于后人，在通衢大都，人们都能够读到它，以此弥补我此生经受的屈辱，即使忍受千刀万剐，又有何惧！然而这只能与智者交谈，又怎能向俗人流露！

我已经遭受酷刑，卑贱之人很难在社会上立足，常受到世俗的诽谤、议论。我以口舌招来祸灾，被乡邻耻笑，令先人蒙羞，还有何面目到父母的坟前祭扫？即使经历千秋万世，也难以洗刷我的屈辱！言及此，我已经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在家中常有忽忽若失之感，出门则茫然不知所往。一想到遭受的羞辱，就会汗流浃背，难以名状。我现在身为宦者，如闺阁之臣，难道因为羞辱就躲藏在深山洞穴！也只能随世俗而沉浮，因时事而俯仰，以此麻痹自己，免得疯狂。而今，少卿教我在朝中举荐贤良，更显得荒谬不经。即使我有此想法，自我修饰一番，花言巧语，聊解忧闷，不但无益，反而会受到世俗猜疑，自取其辱。等到我去世以后，或许能看到我的功过是非。书不尽意，略陈鄙陋。

司马迁去世，史书开始面世。在宣帝朝，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恽首先评论司马迁的史书，《史记》在社会上流传。到了王莽执政，有人请求朝廷封司马迁的后人，司马迁的后人受封为史通子。

赞辞如下：从上古以来，有了文字，就开始有史官职务，由史官记录历史，载入史籍。到了孔子编撰《春秋》，记述的内容，上至唐尧，下至秦缪公。唐尧、虞舜之前，虽然有文献记载，留存的很少，有些记载荒诞不经，不能当作经典，因此，黄帝、颛顼的历史不是很清楚。及至孔子编修鲁国历史，撰写《春秋》，左丘明辑录史实，撰写《左传》，又将很多史料编写进《国语》。还有《世本》，辑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的帝王、公侯、卿大夫及帝王谱系。春秋之后，七国纷争，秦兼并诸侯，拥有天下，又有了《战国策》问世。汉兴以来，伐秦之后，楚汉相争，又有了《楚汉春秋》。司马迁根据《左氏》《国语》，采用《世本》《战国策》的内容，以及《楚汉春秋》的内容，详列在书中，一直写到武帝天汉年间。叙述秦汉部分较为详细，摭取典籍，采纳民间传说；记载古时的传略，写得较为简略，有些部分还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涉猎的史实很广泛，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年，司马迁可谓奋笔耕耘，辛勤备至。但是，对于是非的评论不如古人，论述大道，先黄老而后六经；叙述游侠，舍弃士人而收录奸雄；谈论货殖，崇尚财势而羞于贫贱，这是司马迁略显不足之处。刘向、扬雄博览群书，均以为司马迁有良史之材，赞赏司马迁善于厘清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俗，文章叙事直观，引用史实，强调实据，不虚美，不隐恶，对历史人物可谓实录。呜呼！以司马迁的博学多才，还不能凭借智慧安身处世，最终遭受迫害，惨遭酷刑，既而发愤著述。《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内心的真实表露，其表述，犹如《小雅》中巷伯在愤懑时写下的诗篇。《大雅》讲的“既明且哲，善保其身”，只有达人才能做到，真的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