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传：白话汉书第26章

董仲舒，广川县人。从年轻起，董仲舒就钻研《公羊春秋》，在景帝朝，担任博士。董仲舒广招学生，在教室挂上帘幕，教授经学，招收的学生很多，按照受业先后，再转相传授，学生很少能见到老师。据说，董仲舒钻研学问，三年没有进过屋后的花园，其治学精神可谓刻苦。董仲舒是大儒，进退有据，非礼不行，学生们很尊敬老师。

武帝即位，诏令郡国举荐贤良文学士人，有一百余人受到举荐，董仲舒被举荐为贤良，回答皇帝策问。

皇帝制策书：朕继承帝位，愿将先帝传下的尊位、美德传至于后世无穷，向海内广施恩德。朕深感肩负重任，守成至难，日夜思虑，难以安宁，千头万绪，唯恐有所缺失。故招揽四方俊杰、有识之士。朕诏令太守、国相、列侯，举荐贤良、博学多才的士人，希望与他们探讨大道及治国方略。今天，朕看到举荐上来的士大夫，意气风发，举止不凡，朕甚为欣喜。恳请士大夫尽心竭力，回答朕的策问。

人们常讲，三皇五帝，为使天下和谐，治国理政，首先制作礼乐，后世百王，莫不遵循。舜帝制乐，以《韶》乐为尊；周公制乐，以《勺》乐为美。圣王已逝，钟鼓管弦之乐仍在，而大道衰微，直至桀、纣暴虐，王道受损。五百年间，坚守道义的国君，手握权柄的士人，都希望继承先王的礼法，补正缺失，校正时弊，这种想法世代不绝，王道日复一日，仍在衰微，直至后世圣王，竭力遏制。难道天道轮回，无可挽回？一定要反复遭受挫折，令人不断反思，才能达到目的？呜呼！君王日夜操劳，夙兴夜寐，希望从古人的智慧中受到启发，为何效果总不理想？三代受命于天，其秘诀在哪里？上天降临灾异，其原因在何处？生命长短，或夭折或长寿，人的品德，或仁爱或鄙陋，常常听到这些议论，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多么希望风俗淳朴，政令畅通，刑罚减少，奸邪匿踪，百姓和谐，政治开明，要做出怎样的努力，才能够甘露普降，五谷丰登，德润四海，草木向荣，三光照耀，寒暑承平，天地保佑，鬼神显灵，普施恩惠，域外兼容，天下共享有一个太平世界。

士大夫通晓先圣治国的方略，熟悉风俗教化，了解朝代更替。教学授徒，讲授这些很久了，请你们把治学的心得告诉朕。分出条目，切忌含糊，引用经术，指明出处。不必担心不正直、不忠厚，拘泥于事务的官员为难，你们的上书不会泄露，会直接送到朕的手里，不必担心。士大夫们要袒露胸臆，切勿隐瞒，朕将仔细阅读你们的对策。

董仲舒对策：

陛下发出德音，颁下明诏，召问天命与治国理政的关系，这些绝非愚臣所能回答。从《春秋》记载的内容，臣审慎对比研究，可以看出，前代有很多事情，都是上天与君王治理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结果令人敬畏。国家一旦有危亡迹象，上天就会降临灾异，以此发出警告，如果国君不能自省，就会以更加严厉的灾害警示，仍不能迷途知返，就会以败亡惩罚。从这些看，可知上天仁爱，国君须敬畏天命，发现乱源，就要及时修正。只要不是无道的末世昏君，上天都会尽力扶持，使其转危为安，事在人为罢了。努力做学问，学识就会渊博，人就会变得聪明；崇尚道义，德就能显现出来，事业就能成功；这些努力，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诗经》讲：“朝夕不懈。”《尚书》讲：“勉哉勉哉！”都是在勉励国君，要不懈努力。

什么是道？道是通向治国理政的正确道路，仁义礼乐包括在其中。上古时，圣王离开人世，他们的子孙仍然享受国祚数百年，这其中，礼乐教化起了很大作用。后世君王没有制作礼乐，可先借用先王的礼乐，用以教化百姓。教化的效果不理想，只能说明雅颂礼乐还未普及，圣王功成，一定要制作礼乐。礼乐，用以歌颂圣王功德；礼乐，可以改变民风、民俗。用礼乐转化民风、民俗，最容易操作，劝人向善的效果也最为明显。柔和的乐声发乎于情，传入耳中，藏于骨髓。即使王道受损，管弦之乐不会因此而衰微。舜帝怎样治理国家，后世人已很难知晓，但是，舜帝倡导的雅颂遗风被后世人继承，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三个月不知肉香。

国君都希望国泰民安，没有人希望走向败亡，但是国家败亡的事情仍然发生，这是国君不能重用贤者的缘故，施政有缺失，才会导致国家衰亡。幽王、厉王时，王道已经衰落，这并非周室的“道”衰落，而是幽王、厉王施政不能坚持正道。及至周宣王思考先王的德政，兴利除弊，恢复文王、武王的事业，周室的“道”又粲然复兴，诗人以华美的乐章歌颂，上天保佑，贤士辅佐，后世称颂，《诗经》均有反映。这就是夙兴夜寐、积德行善的结果。孔子讲：“人能够弘扬道，并非道弘扬人。”治与乱，废与兴，全在人的掌握，遭遇衰世，并非天命不可挽回，而是人君施政荒谬，背离先王的正“道”。

臣听说，上天将天下授命予某人，成为帝王，一定是某人有超乎寻常的能力，既而受命于天。天下百姓向心归附，犹如儿女归附父母，上天会显示祥瑞。《尚书》讲：“白鱼跳入王舟，火焰覆盖王屋，变成白乌。”这是受命于天的瑞兆。周公讲：“应哉应哉。”孔子讲：“德不孤，必有邻。”指的就是积德行善，而后有了灵验。及至后世帝王，奢侈淫靡，不能抚恤百姓，诸侯叛离，黎民遭殃，天下纷争，昏君背离先王的德政，一味强调刑罚。刑罚达不到效果，邪气既而产生；邪气蕴积在下，仇恨弥漫在上。上下不和，阴阳错谬，妖孽丛生。故灾祸因缘而生。

臣听说，天命就是上天的命令，人生下来就有性情，人的性情是人的欲望。或夭折或长寿，或仁厚或鄙陋，经过陶冶，不断完善，不会从一开始就尽善尽美，有治世的表现，也有乱世的表现，并非一致。孔子讲：“君子的德如风，小人的德如草，草被风吹，必偃倒。”尧舜实行德政，百姓自然仁厚、长寿；桀、纣实行暴政，百姓自然夭折、鄙陋。从上到下，君王推行教化，百姓接受教化，犹如泥巴制作陶器，全在于陶工的修饰加工；在熔炉冶炼金属，而后铸造器物，全在于冶铸者的模形。《论语》讲：“安抚民众，民众会向心归善；鼓舞民众，民众会齐心协力。”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臣研究《春秋》要义，探求王道开端，在正月。顺序：正次于王，王次于春。春天，是一年的开端；正道，是王道追求的目标。意思是：君王对上接受天命，对下端正行为，君王要追求正道。君王欲有所作为，要向上天寻求做事的目标。天道之根本在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德主生。阳居于盛夏，孕育万物生长；阴居于隆冬，储存收藏万物。由此来看，天重视德，并非重视刑。天让阳处于上位，主导万物生长，让阴处于下位，辅佐万物收藏；阳没有阴辅佐，不能完成一年四季的更替。一年须以阳成岁命名，这是天意。帝王做任何事情，都要秉承天意，强调德政，而不能强调刑罚。不能用刑罚治理天下，这就好像不能用阴为一年成岁命名。治国理政，以刑罚为主，就是悖逆天德，先王不会这样做。不用先王的“德”治国理政，而是任用酷吏，这是过于强调刑罚的作用！孔子讲：“不教而诛谓之虐。”以虐政治理天下，欲令“德”化被四海，终将难以成功。

臣研究《春秋》一元的意思，“一”是万物初始，“元”是事物的大，“一”就是“元”，这是表示，大从初始发端。正本清源，《春秋》探其本源，从尊贵者开始，端正国君就是端正朝廷，端正朝廷就是端正百官，端正百官就能端正万民，端正万民就能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统一于正道，就不会有邪气作祟。阴阳和谐，风调雨顺，百姓祥和，生育旺盛，此时，就能看到五谷丰登、草木茂盛，天地万物享受润泽，一切表现出良好，四海之内传颂盛德，远方蛮夷前来归附，各种祥瑞纷至沓来，王道自然就形成了。

孔子讲：“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我该完了吧！”孔子认为，自己的德行可以引来祥瑞，由于身份卑微，不能引来祥瑞。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所处的尊位可以引来祥瑞，有引来祥瑞的身份，还有引来祥瑞的资本，行高而恩厚，智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是一位有道之君。可是，天地还没有感应，祥瑞还未显现，这是为什么？因为还没有推行教化，百姓还未走上正途。民众追求利益犹如水流，由高处向低处流动，不用教化作为堤防，就不能遏制民众趋利的欲望，只有推行教化，才能制止奸邪贪婪，这就好像修筑堤坝，挡住水害，是必须做的事情；舍弃教化，就会产生奸邪，此时再使用刑罚，就难以发挥作用，教化就好像堤坝，用以阻挡洪水。在上古，圣王懂得这些道理，一旦南面称王，治理天下，首先想到的是推行教化，教化是国家的首要任务。在国都设立太学，在乡邑设置庠序，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推行教化，引导百姓向善，崇尚仁厚、礼义，谋求利益要有节制。上古时，刑罚很轻，犯罪的百姓也少，就是教化发挥了作用，是风俗淳厚导致的结果。

继承乱世的君王，欲消除上代留下的恶行，同样要推行教化。教化发挥作用，百姓有好的民风民俗，子孙因循成习，经历五六百年，王朝不会衰落。周代末年，君王无道，最终失去天下。秦在衰周之后，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严禁文学，禁止私人挟书，抛弃礼义，厌恶经学，抛弃先王的治世之道，专注于肆意妄为的法家思想，拥有天下十四年，土崩瓦解。自古以来，从未像秦这样，以乱治乱，民众饱受刑罚的摧残。秦政的危害，至今还未消除，秦政使得民风浇薄，人民顽劣，道德败坏，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孔子讲：“腐朽之木不可雕，粪土之墙不可圬（wū）。”汉继暴秦之后，社会犹如朽木粪墙，欲用善政治理，难以凑效。法出而奸生，令行而诈起，扬汤止沸，抱薪救火，越治理问题越多，难以有好的效果。这就好像琴瑟已经不能调音，应该将其拆开，重新装配，才能演奏；制度败坏到极点，只有重新制定，改弦更张，才能治理好国家。应该改弦而不改弦，乐师再好，也难以将音调好；应该改变制度而不改变，大圣大贤也难以治理好国家。汉拥有天下，常欲治理好国家，至今达不到目的，就是没有改变制度，很多制度应改而未改。古人讲：“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建国已有七十余年，欲将国家治理好，效果不佳，不如彻底改革；从中求得大治，在大治中消除祸患，迎来祥瑞。《诗经》讲：“贤君安民，天降福禄。”为政能为百姓考虑，上天自然会降下祥瑞。仁义礼智信，是五常之“德”，君王应时时修养；五常同时修养，上天自然会襄助，享受鬼神祝福，仁德延及域外，惠及群生。

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对策，很新奇，再次策问：

皇帝制策书：人们常讲，舜帝时，君王在游廊散步，无为而治，天下就可以享受太平。周文王时，君王忙碌到夕阳西下，还顾不上吃饭，国家才能享有治理。帝王治国理政的方式，难道没有一定之规？怎么劳碌、安逸，相差如此之大？

勤俭的帝王连玄色、黄色的旌旗也不用。在周代，修建了两座华丽的宫阙，乘坐大辂车，制作朱红的盾牌和玉制的斧钺，享受六十四人的大型舞蹈，周室的德政，至今仍在传颂。帝王治理的方式，怎么有这么大差异？有人讲，良玉不用琢磨。又有人讲，没有文采，何以辅德？这两种说法为什么截然相反？

在殷代，君王治理，用五种刑罚惩治邪恶，身体受到损伤，才能达到效果。周代成康年间，减少刑罚，四十几年没有刑案，关押犯人的监狱形同虚设。秦国使用酷刑，死伤者甚多，受刑的人道路相望，致使人口锐减！

呜呼！朕早起晚睡，思考上古帝王治国的经验，常想如何才能不辜负至尊之位，彰显祖宗的宏业，我认为关键在于重视农业，为国家重用贤者。现在，朕亲自耕种籍田，劝导百姓稼穑务农，奖励孝悌，崇尚善行，朝廷派出的使者，在通往郡国的路上络绎不绝、冠盖相望，到民间访贫问苦，鼓励勤劳，抚恤鳏寡孤独，尽心竭力。但是，朕期望看到的效果，仍然遥不可及。朕现在看到的，却是阴阳错缪，戾气充塞，百姓疾疫，黎民哀怨，贫民得不到抚恤，寡廉鲜耻，贤与不肖难以区分，真假难辨。因此，朕才想，不拘一格广纳人才，或许会有成效！应召上来的士大夫，已经有一百余人，对时政要提出见解，对上古、当下的治理，有哪些看法？有哪些借鉴？不必拘泥于文字，要畅所欲言，谈出真知灼见。有何意见、见解，都要写出来，写成文章，不要担心有关部门干预。主题要鲜明，意见要中肯，以符合朕意。

董仲舒对策：

臣听说，尧帝受命，以天下为忧，不以权位为乐，首先惩治乱臣，或杀或逐。然后访求贤者，得到虞舜、夏禹、后稷、商契、皋陶。尧帝重用贤者，辅佐理政，让教化充分发挥作用，天下和谐，百姓安宁，崇尚道义，各行各业都能用礼仪相规范，各种行为都能以道义为准则。孔子讲：“圣王治理，要有三十年的仁政才能看到效果。”指的就是这些。尧帝在位七十年，把帝位禅让予舜。尧帝驾崩，天下百姓不肯归附尧帝的儿子丹朱，而归附舜帝。舜帝知道不能推卸责任，这才继承帝位，任命禹为国相，继续重用尧帝时的辅政大臣，开拓尧帝的事业。舜帝在位，无为而治，天下大治。孔子讲：“《韶》乐尽美，且尽善。”指的就是舜帝治理天下。到了纣王，逆天行事，残酷暴虐，杀戮贤臣，荼毒百姓。伯夷、太公都是贤士，宁可隐居，也不肯在朝中为官。勤恳守责的大臣纷纷出逃，逃往河滨、海上。天下混乱，百姓不安，上天抛弃殷室，选择周室。文王顺天应人，以圣贤为师，招揽闳夭、大颠、散宜生等贤臣在朝中议事，对治下的百姓广施仁爱，天下归心。此时，太公姜尚从海滨来辅佐文王，成为三公。殷商末年，纣王居于帝位，朝中尊卑错位，百姓流离失所。文王痛感时政荒谬，欲安抚天下，废寝忘食，治理国家。孔子写作《春秋》，首先肯定王道正义，再阐述其他事情，指出文王虽然不在帝位，已经显示帝王禀赋。从这些看，先圣所处的世代不同，追求的目标却一致，无论是劳苦，还是安逸。孔子讲：“《武》王伐纣，尽美，还未尽善。”指的就是这些。(www.xing528.com)

臣听说，无论制度，还是文采、服饰的颜色，用以表现尊卑，区别贵贱，引导民众有德。《春秋》强调，受命于天的君王，首先确立制度，改正朔，易服色，这是顺应天意。宫殿旌旗的制作也有制度规定。孔子讲：“奢则不逊，俭则鄙陋。”俭朴并非圣人必须遵守。臣听说良玉不琢磨，是因为它的质地本来就润美，不需要再琢磨，这就无异于街巷里的普通人，不通过学习也能获得知识一样。美玉不琢磨，不能显示更美的形式；君子不通过学习，不能显示更高尚的品行。

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年幼者，教导他们学习；成人后，按照才能授予官职。在朝为官，以爵禄、封赏培养德行，以刑罚、监狱惩治恶行。有制度保证，还要有礼仪约束，民众才不敢犯上作乱。武王以德义诛杀残贼，周公制作礼乐，辅佐治理天下，周代在成、康年间，政治清明，监狱空虚达四十余年，这是教化有了效果，仁义得到百姓认同，不以酷刑伤害身体，同样能达到治理的目的。到了秦朝，则是背道而行。秦国崇尚申不害、商鞅的法家学说，推行韩非的理论，抛弃仁义正道。秦地的民俗以贪狠为时尚，秦国不是以道德引导百姓向善，而是滥施酷刑，不顾及后果，为善者刑罚加在身上，施恶者却能规避惩治。朝中官员以虚辞谄谀皇上，不管对国家是否有利，外表有事君之礼，内心存背主之意。巧饰诈伪，见利忘义。秦政喜欢使用酷吏，搜刮百姓赋敛无度，致使百姓民穷财尽，背井离乡，连活命的稼穑耕织都难以维持。群盗蜂起，民众犯法此起彼伏，死刑囚犯道路相望，可是犯法的案件仍然难以遏制，民风坏到了极点。孔子讲：“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讲的就是这些道理。

现在天下一统，海内莫不率服，陛下广召人才，兼听不同意见，群臣集中智慧，将天下所有的美德尽可能加以发挥。功德影响域外，夜郎国、康居国仰慕汉德，不远万里，欣然归附，这是盛世景象。然而，有些德政还未在百姓身上体现，君王还没有顾及到这些吧。曾子讲：“遵其所闻，则高明；行其所知，则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于其他，在于是否留意。”愿陛下留意社会上的反映，将仁德更多地施与百姓，到那时，还怕达不到三王的德政？

陛下亲自耕种籍田，重视农业，率先垂范，夙兴夜寐，为万民操劳，羡慕上古时的圣王治理，刻意访求贤者，这些都是尧舜的行为。德政的效果还未显现，这是士人还未受到鼓励。平时不重视士人，需要时才想到求贤，这就好像美玉没有琢磨，却想要得到文采。朝廷要在平时养士，最好的方法就是兴办太学。太学是贤士集中的地方，也是推行教化的地方。现在，每个郡国有那么多读书人，居然找不到应对皇上策书的人，这是王道还没有普及的结果。愿陛下早日设置太学，让有学问的学者担任老师，在太学培养天下士人，通过考试发现人才，将其中的优秀士人发掘出来。现在的郡太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让他们向民众宣示教化；如果老师不贤，出了问题，朝廷的恩德得不到体现，百姓也难以感受到朝廷的仁政。现在的官吏，对下不能起教化作用，对上不能领会陛下圣意，只知对百姓滥施酷虐，狼狈为奸，使得贫穷孤弱愁苦无助，辜负陛下对官员的信任。这也是阴阳错谬、戾气充塞四野、百姓失助、黎民困苦的原因，官吏不能尽职守责，才有这样的结果。

现任官吏大多来自郎中、中郎，或二千石官员的子弟，选择郎吏，又是从有钱人中选拔，这样选出的人未必贤能。在古代，考查官吏首先要看其德能，在任官员是否称职，不是看其任职时间长短。没有德能的官员，尽管年深日久，仍然是小官；贤能的官员，任职时间不长，却能成为辅政大臣。这样，官员才会尽心竭力，务求做出成绩，以求得到君王肯定。现在不是这样，只要有了年限，就可以享受富贵，时间久了还可以升官，廉、耻，好、坏没有区别，贤与不肖混在一起难以区分。臣愚以为，让列侯、郡太守、二千石官员，负责选拔属下官吏及百姓中的贤者，每年向朝廷举荐，至少举荐两人，让举荐上来的贤者在宫中宿卫。从被举荐者判断大臣的能力，被举荐者贤能则有赏，被举荐者平庸则有罚。这样，列侯、二千石官员才会认真访求贤者，从士人中选拔能胜任职务者。把天下贤士收归朝廷，那么，三王的事业还达不到吗？尧舜的盛世也能达到。不以年深月久为标准，以贤能为标准，量才录用，考核官员，按照德能授予职务，廉、耻就能分清楚，贤与不肖就不会再混杂。陛下施以恩德，让臣放胆讲话，臣不懂忌讳，对策仅供参考，以表达愚意！

武帝再次策问：

皇帝制策书：人们常讲：“善于从天命中找到启示，一定能在人事中得到验证；善于总结古人的经验，一定能在现实中找出对比。”朕垂问的是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往古，朕上羡慕唐尧、虞舜，下痛悼夏桀、殷纣，思考圣王享有昌盛，暴君走向灭亡，从中得出经验及教训，虚心汲取。士大夫研究阴阳转换的道理，熟悉先圣治理的方法，呈上的文章，语焉不详，对当下事务仍有疑虑？以至于条理不清，结尾含糊，是担心朕不明事理？怎么越读越糊涂？三王的教化，根据不同，仍有不足之处。有人讲，持久不变才是“道”，为什么意见相冲突？士大夫既然已经谈了“道”，陈述了治乱的方法，对涉及的问题再具体些、再详细些。《诗经》不是讲“我说君子，别贪图安逸，神在倾听，会赐予你福气”吗？朕会仔细阅读，士大夫们，把意思写得再明白些。

董仲舒再次对策：

臣在《论语》中读到：“有始有终，只有圣人！”现在，陛下施以恩德，愿意听臣述说，愿向上古的圣君学习，又颁下明诏，希望臣把意思讲得再明白些。谈到圣德，非愚臣所能阐述。前些时的对策，条理不清，叙述没有结尾，语焉不详，指出的问题不够明确，这是臣浅陋，犯了表述不清的毛病。

策问提到：“善于从天命中找到启示，一定能在人事中得到验证；善于总结古人的经验，一定能在现实中找出对比。”臣听说，天是世上万物之祖，包罗万象，不会有所偏爱；天设置日月风雨，调和万物，再通过阴阳寒暑，让万物经历磨炼。圣人效法天，建立“道”，倡导仁爱无私，圣人施以仁德，善待百姓；圣人设置礼仪，引导百姓。春天是生育的季节，仁要求君王爱护百姓；夏天是抚育的季节，德要求君王养育百姓；秋冬是肃杀的季节，君王用刑罚惩治罪犯。从这些来看，天与人的关系，从古至今道理相通。孔子编撰《春秋》，上从天道得到启发，下联系人的情欲，以古代经验为参考，联系现实问题。因此，《春秋》讥讽的，都会联系到上天降临的灾异；《春秋》厌恶的，都会联系到上天降临的灾害。在《春秋》里，记录诸侯很多教训，附上灾异与教训间的联系，说明事在人为，美恶善丑，与上天有一定联系，再加以对比，阐释天人感应。在古时，专门有掌握教化、引导百姓向善的官员，他们的任务就是用“德”教化百姓，民众受到教化，犯罪的人就会减少。现在没有这样的官员，对民众无所谓教化，民众只能舍弃道义、追求利益，不避刑罚残酷，犯法的人很多，一年内投入监狱的百姓成千上万。从这点也能得出结论，不能抛弃古人的经验。《春秋》对否定古人会加以讥讽。天发出的指示叫“天命”，圣人执行“天命”；崇尚质朴叫“天性”，通过教化养成“天性”；人有了欲望叫“情欲”，要用礼仪约束，情欲才不会膨胀。君王要谨慎奉承天意，顺应天命；向民众推行教化，引导民众淳朴向善；还要制定礼仪，区别上下尊卑，防止人们僭越。做到这三点，就抓住了关键。人接受天命，不同于其他生物，在家，有父子兄弟亲属；在社会，有君臣上下尊卑；人们相聚，有耆老长幼。有粲然的文辞，表示尊敬；有恩爱、欢欣，表示尊重。这是人为什么会尊贵的原因。天生五谷，满足人的饮食；种植桑麻，满足人的着装；饲养六畜，服牛乘马，圈豹槛虎，这些都是受命于天。人具有灵性，是万物中最高贵的生物。孔子讲：“天地之间人为贵。”明白天赋予人的秉性，就知道人在万物中为何高贵；知道人高贵，就懂得仁义的重要；懂得仁义的重要，就要重视礼仪；重视礼仪，就会以“善”行事；以“善”行事，就会遵循义理；遵循义理，就会成为君子。孔子讲：“不知天命，无以称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策问讲：“朕上羡慕唐尧、虞舜，下痛悼夏桀、殷纣，思考圣王享有昌盛，暴君走向灭亡，从中得出经验及教训，虚心汲取。”臣听说，聚少成多，积小见大，圣人也是从微弱的荧光，最终变得光芒万丈，从微小到显赫。尧帝来自小国诸侯，舜帝生活在深山野岭，并非在一日间就变得显赫无比，都是由小到大逐渐发展。说出去的话不能收回，做过的事情不能掩盖。君王要谨慎对待言行，君子之所以感动天地，是因为善小而见大，慎微而知著。《诗经》讲：“即使文王，也要小心翼翼。”尧帝始终兢兢业业，奉行遵循的“道”；舜帝始终兢兢业业，奉行遵循的“孝”。“善”，通过积累实现，彰显“德”，要让民众感受有一个积累过程。积善在身，天长日久，自然会有益处，人不会马上感受到善的效应；积恶在身，犹如灯火燃烧膏油，人不会很快感受到恶的结果。不是通达性情、洞察世俗之人，能了解这些？这也是唐尧、虞舜之所以享有美名，夏桀、商纣为人所痛悼的原因。善、恶相随，如影随形，犹如山谷回音。夏桀、商纣暴虐，谗贼乘虚而入，贤者、智者潜行隐踪，恶行日显，国家日乱，暴君怡然自得，以为日在中天，最后，国家败亡，走向灭亡。暴虐的昏君，并非一天之内灭亡，同样要有一个过程，夏桀、商纣无道，仍然享国十几年，不断衰微，最终走向灭亡。

策问讲：“三王的教化，根据不同，仍有不足之处。有人讲，持久不变才是‘道’，为什么意见相冲突？”臣听说，享乐而不淫乱，反复施行而不厌倦，称之为“道”。道，一万年也不会有弊端；出现弊端，是因为背离“道”。先王的道也会有偏颇，没有发挥作用；也会有政治昏昧，有行不通之时。找出偏颇，纠正弊端就是了。三王的教化形式不同，但是并不对立，为补救缺失，会有所变化，需要改进。孔子讲：“无为而治的圣王，只有舜帝！”改正朔，易服色，是为了接受天命；其余的，按照尧帝制定的礼仪，没有改变！君王有改制之名，并未改变实质。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根据前代缺失，加以补救，有所损益。孔子讲：“殷代根据夏代的礼仪，有所损益，这一点知道；周代根据殷代的礼仪，有所损益，这一点知道；周代以后的礼仪，即使经历百代，也应该知道。”这是说，以后百代君王，均应在三代范围之内有所损益。夏代继承舜帝，没有谈损益，因为夏代的教化与上代一样。“道”的本源来自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禹帝继承舜帝，舜帝继承尧帝，三位圣王奉行的“道”相同，不需要补救缺失，也就不谈损益。这样看来，继承盛世的“道”不需要修改，继承乱世的道才需要补救。现在，汉继承暴秦的乱世，应该减少周代的文治，增加夏代的忠诚。

陛下的方向明确，具备德能，肯定道义，痛恨世俗浇薄，哀叹王道难以施行，诏令郡国举荐贤良方正士人，讨论问题，希望发扬仁义之美德，制定礼仪，建立万世之太平。臣愚蠢，讲述的仅是学习的一些体会，从老师继承的一点感想还没有全忘。若谈到政治得失、国家经济发展，这是朝廷大臣的责任、三公九卿的责任，臣董仲舒不敢越位，然而，臣仍然有话要讲。古时的天下，也是今天的天下，今天的天下，重复古人的天下，都是一个天下。古代的天下做到大治，上下和睦，风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邪，百姓没有盗贼，监狱空虚，君王的恩泽惠及草木、润泽四海，凤凰翔集，麒麟来游。以古时的标准看待今天，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差距！是什么原因使荒谬的东西如此之多？今天的“道”偏离了古时的道吗？违背了天理吗？从古时的大治，再回到天道，能找出问题的症结吗？

天赋予万物灵性，再加以区别：给予利齿，就把尖角去掉；给予翅膀，就安排双足行走；有了大端，就不能再有小端。在古时，得到朝廷俸禄的官员，报酬不像工农一样来自辛勤劳作，也不像商人一样来自经商牟利，享受了君王的俸禄，就不能再从其他途径谋取利益，这与天赋予万物以灵性道理相通。既然有了大端，还要觊觎小端，即使天也难以满足，更何况人！这就是民众为什么怨声载道的原因。身处高位，享受朝廷的俸禄；家产丰厚，凭借雄厚的财力，还要与民众争夺利益，民众会服气吗？家里蓄养有奴婢，野外放牧有牛羊，田宅广阔，产业繁多，唯恐积累不厚。有了这一切，仍然不知满足，还要侵夺百姓的利益，百姓被搜刮殆尽，穷困不堪。富贵者骄奢淫逸，贫困者愁苦度日；贫困愁苦得不到赈济，民众就难以维持生计；民众无法生活，又不怕死，还怕犯罪？这就是刑罚越来越多、奸邪得不到制止的原因。享受俸禄的官员，倚靠俸禄生活，不能再与民众争夺利益，只有这样，才能让利益均衡，民众也才有养家糊口的活路。这是天赋予的“理”，是上古奉行的“道”，朝廷要制定制度，让官员遵照执行。在春秋，公仪休做鲁国丞相，回到家，看到妻子织帛，生气地将妻子赶出家门；在家中吃饭，吃到自家园子里种的葵，生气地将葵拔掉。公仪休说：“我已经有了俸禄，怎么能与种菜的园丁、织帛的织女争夺利益！”古代在位的君子想法都一样，因此，黎民百姓才会崇尚他们的美德、服从教化，民众服从教化，以廉洁为美，就不会贪鄙。周王室衰微，卿大夫抛弃“义”，追求“利”，失去谦让之风，有了争田之讼。诗人痛心疾首，做诗讽刺：“终南山高峻，岩石嶙峋，赫赫尹太师，民众鄙视你。”官员好义，民众向仁，风俗自然向善；官员好利，民众奸邪，风俗自然衰败。朝廷的官员时刻被黎民百姓盯着，四面八方注视着官员的行为。近的看到你的行为进行模仿，远的加以效仿；处于君子的位置，做出连俗人都不齿的事情！贪求钱财唯恐不足者，才是庶民百姓要做的；追求仁义，仍担心百姓尚未受到教化，这是朝廷官员应时时考虑的。《易经》讲：“背负财物，还要乘坐马车，这是在召唤强盗。”乘车的人应该是君子，背负东西是小人做的事情，坐在君子的位置，却像庶民百姓一样想着谋取利益，祸患迟早会到来。坐在君子的位置，就应做君子的事情，像公仪休做丞相那样，做你应该做的。

《春秋》强调诸侯列国应该统一在周天子之下，把这看作是天经地义，古往今来应遵循的道理。现在，老师教授的学问有差异，学生所学有分歧，百家言论，倡导的主旨不同，朝廷无法将其统一；制定礼仪经常会有抵触，官员百姓不知该遵循哪一个。臣愚以为，凡不属于六经（《诗经》《尚书》《易经》《礼经》《乐经》《春秋》）、孔子学说，一律禁止，勿使它们相互抵触。邪僻的学说应该受到禁止，全国统一在经学之下，制定制度有明确的标准，民众才知道应该遵循什么。

对策完毕，武帝拜董仲舒为江都国相，辅导江都易王刘非。江都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哥哥，骄横恣肆，好勇斗狠。董仲舒以礼义教导易王，易王很敬重董仲舒。时间久了，易王与董仲舒闲聊，易王讲：“越王勾践与大夫泄庸、文种、范蠡共同策划讨伐吴国，最终灭亡吴国。孔子说，纣王有三位仁者，寡人认为，越王也有三位仁者。春秋时，齐桓公有疑问，要向管仲请教。寡人有疑问，也要向君请教。”董仲舒回答：“臣愚蠢，不能回答高深的问题。但是，臣听说，鲁国国君请教柳下惠：‘我欲讨伐齐国，可以吗？’柳下惠答：‘不可以。’柳下惠回家后，脸上露出忧虑的神色，说：‘我听说，讨伐别人的国家，不向仁者问计。今天这种事情，国君为什么要向我请教！’只是被问了一句，柳下惠就已经感到羞耻，更何况设谋讨伐吴国？从这点看，越国没有仁者。仁者要坚持正义、不谋私利，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不计较功利。所以说，在孔子门下，五尺孩童羞谈五霸，五霸崇尚欺诈、暴力，而后再谈论仁义。崇尚欺诈、暴力，孔子的学生羞于介入其中。五霸比起其他诸侯已经是贤者，但比起三王，只能是片石与美玉相比。”江都易王说：“讲得好。”

董仲舒担任国相，从《春秋》阐释的灾异变化，推演阴阳。在求雨时，制止阳，放纵各种阴；阻止下雨时，用相反的方法。在江都国推行这种方法，很灵验。后来，董仲舒在朝廷担任中大夫。辽东郡高庙、长陵（高帝的陵寝）祠庙发生火灾，董仲舒在家中推演，说明火灾原因，写出奏书，还没有呈递，主父偃来看望董仲舒，看了奏书，心生妒忌，将董仲舒的奏书送给武帝看。武帝召儒生讨论，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老师写的，认为奏书内容荒谬。武帝逮捕董仲舒，交予有关部门，按照法律，判处死罪，武帝下诏赦免。以后，董仲舒不敢再谈论阴阳灾异之事。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当时，武帝对周边蛮夷用兵，公孙弘研究《春秋》不如董仲舒，但是，公孙弘善于阿谀逢迎武帝，在朝中担任公卿。董仲舒认为，公孙弘只懂得阿谀，公孙弘嫉恨董仲舒，胶西王刘端是武帝的哥哥，也是骄横无比，几次害死国中的二千石官员。公孙弘向武帝推荐：“董仲舒到胶西国担任国相，可以履行职务。”胶西王刘端知道董仲舒是大儒，优待董仲舒，董仲舒担心时间久了还是会获罪，以有病奏请免职。前后在两个诸侯国担任国相，两位诸侯王都很骄横跋扈，董仲舒以正直、廉洁，率先垂范，为下属做出表率，多次向诸侯王谏言，在国内推行教化，两个诸侯国治理得都很好。及至董仲舒离职回家，没有考虑过添置家产，只是教学著书，以此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

董仲舒辞职在家，朝廷有大的决策，仍然会派使者或廷尉张汤到家中咨询，董仲舒的回答都能在典籍中找出依据。武帝即位初，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先后担任丞相，推崇儒学。及至董仲舒回答武帝策问，武帝正式确立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作为国学，罢黜百家，在郡县设立文学官员，各州郡举荐孝廉茂才，这些举措，来自董仲舒的对策及谏言。董仲舒在家中寿终，家眷迁至茂陵县，董仲舒的儿子及孙子以学问做到大官。

董仲舒的著述，解释经学主旨，呈递朝廷的奏书，担任国相时颁发的教令，共计有一百二十二篇存世。解释《春秋》发生的事情及成败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等文章，还有几十篇，有十几万言，流传下来。采选其中切中时弊的对策，收录进传记。

赞辞如下：刘向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才，商代的伊尹、周代的吕望也不过如此，至于管仲、晏婴，只能辅佐春秋五霸，他们还有差距。”刘向的儿子刘歆则以为：“伊尹、吕望，辅佐圣人，没有他们，圣王的事业难以成功。颜渊死后，孔子讲：‘唉！天要亡我啊。’意思是说，颜渊是王佐之才，其他的弟子宰我、子贡、子游、子夏还不行。汉继承暴秦毁弃百家学说，《六经》遭遇厄运，董仲舒发愤读书，潜心钻研，为以后的学者奠定儒学的至尊地位，成为儒学大宗，仔细考察董仲舒的老师、朋友，溯其渊源，应该不如孔子的学生子游、子夏。认为管仲、晏婴比不上董仲舒，伊尹、吕望与董仲舒不相上下，这些话有些过誉。”刘向的曾孙刘龚，善于评价人物，刘龚同意刘歆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