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元王传第六：吕后执政时的有关楚国的重大事件

楚元王刘交，字游，是高祖的同父异母兄弟。刘交喜欢读书，多才多艺，年轻时，与鲁国人穆生、白生、申公是好朋友，一起向浮丘伯学习《诗经》。浮丘伯是荀况的学生。在始皇焚书时，这些学生离开老师。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刘伯，次兄刘仲，刘伯去世得早。在秦末起义时，高祖被义军推举为沛公，当时，景驹自立为楚王，沛公让刘仲与审食其留在家中侍奉刘太公，刘交、萧何、曹参等跟随沛公，前去拜见景驹，在途中遇上项梁，沛公与项梁共同拥立楚怀王。沛公率领义军南下，进攻南阳，从武关攻入关中，与秦军在蓝田大战。既而，沛公率领义军驻扎在霸上，再以后，沛公被项王封为汉王，汉王封刘交为文信君。刘交跟随汉王，率领汉军进入蜀郡、汉中。汉王回军平定三秦，与项王争夺天下，最终迫使项王在乌江边自杀，登上皇帝位。在此期间，刘交与卢绾始终跟随在高祖身边，出入卧室，为大臣们传递公文，在内室商量机密。高祖的叔伯兄弟刘贾，在汉军担任将军。

汉纪元六年，高祖撤销楚王韩信的封国，在楚国故地分出两个诸侯国，立刘贾为荆王，立刘交为楚王，楚国领地包括薛郡、东海郡、彭城，有三十六座县邑，因为此前打天下的功劳，高祖封了这二位为诸侯王。高祖又封了二哥刘仲为代王，封长子刘肥为齐王。

当初，高祖还是布衣时，因社会交往，常会带些客人到大哥家里吃饭。大嫂讨厌刘邦带着客人到家里吃饭，有一次佯装饭吃完了，用饭勺刮锅边。客人们听到刮锅的声音，都走了。刘邦进家后，看到锅里还有饭，为此而怨恨嫂子让自己难堪。及至汉建国，高祖在封齐王、代王时，刘伯的儿子没有受封为诸侯王。太上皇为孙子说情，高祖说：“我不会忘记侄儿，只是想，他母亲做人太不厚道。”汉纪元七年十月，高祖封刘伯的儿子刘信为羹颉（jié）侯。

楚元王刘交来到封国，任命同学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在吕后执政时，浮丘伯住在长安，元王派儿子刘郢客与申公到长安，向浮丘伯学习《诗经》。在文帝朝，文帝听说申公对《诗经》很有研究，拜申公为博士。元王刘交喜欢《诗经》，元王的儿子也学习《诗经》，申公为《诗经》作注解，成为后来的《鲁诗经》。元王刘交编辑《诗经》，成为后来的《楚元王诗经》，至今还有流传。

吕后执政时，任命元王的儿子刘郢客为宗正，封刘郢客为上邳侯。楚元王刘交在位二十三年，去世，太子刘辟非在此前已经去世，文帝让宗正上邳侯刘郢客继承王位，这是楚夷王。申公在朝廷担任博士，辞去朝中职务，跟随刘郢客来到楚国，楚王刘郢客任命申公为楚国中大夫。刘郢客在位四年，去世，谥号为夷王，嗣子刘戊继承王位。文帝很尊敬楚元王刘交，元王的儿子，受封的爵位与皇子一样。景帝即位，欲亲近皇室宗亲，封元王刘交的五个儿子为列侯：刘礼为平陆侯，刘富为休侯，刘岁为沈犹侯，刘艺为宛朐侯，刘调为棘乐侯。

当初，楚元王刘交以宾客礼对待同学申公等，穆生不能喝酒，元王刘交每次安排酒宴，为穆生专门准备甜酒。楚王刘戊即位，按照旧例，仍然准备甜酒，有一次忘记准备。穆生退出酒宴：“可以归隐了！现在没有甜酒了，楚王对我的态度已经改变，再不走，楚人就要用铁环套住我的脖子，推到大街上示众啦。”穆生遂称病，在家里修养。申公与白生到穆生家，将穆生从床上拉起来，说：“你怎么不想一想先王刘交如何礼遇我们？为这点儿小事，你怎么能这样做！”穆生说：“《易经》讲：‘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能看出征兆，这是神灵相助！征兆决定此后的事情，决定吉凶祸福。君子要及时采取行动，不要迟疑。’先王刘交以宾客礼对待我们三人，是因为先王还记得同学友情；而今，楚王刘戊忽略这些小事，是因为刘戊已经忘记祖父与我们交友的情谊。已经忘记情谊的人，还能交往吗？这哪里是失礼！”穆生称病，离开楚国。申公、白生仍然留在楚国，与楚王刘戊交往。

楚王刘戊变得荒淫残暴，刘戊即位二十年，薄太后驾崩，刘氏宗亲都要服丧，在服丧期间，刘戊继续与女子同房，被朝廷削去东海郡、薛郡，于是，刘戊暗中与吴国共谋叛乱。申公、白生劝谏刘戊，刘戊不听，将申公、白生关押起来，还强迫他们劳动，穿上囚徒的衣服，在集市上舂米。刘戊的叔叔休侯刘富派人劝说刘戊，刘戊竟然说：“叔叔与我不同心，我举兵起事，首先取叔叔的脑袋。”休侯刘富害怕，与母亲太夫人逃往京师。刘戊即位第二十一年春天，景帝三年，朝廷削去楚国部分县邑的诏书到了，刘戊随即响应吴王刘濞，在楚国造反。楚国相张尚、太傅赵夷吾劝谏，刘戊不听，杀了他们。刘戊起兵与吴军会合，向西攻打梁国，攻下梁国的棘壁，在昌邑南边，刘戊与汉将周亚夫大战。汉军断绝吴楚的粮道，吴楚军粮匮乏，吴王刘濞逃走，楚王刘戊自杀，楚军投降。

汉军平定吴楚叛乱，景帝立宗正平陆侯刘礼为楚王，奉祀元王刘交的祠庙，这是楚文王。刘礼在位四年，去世，嗣子刘道即位，这是楚安王。刘道在位二十二年，去世，嗣子刘注即位，这是楚襄王。刘注在位十四年，去世，嗣子刘纯继位，这是楚节王。刘纯在位十六年，去世，嗣子刘延寿继位。宣帝即位，刘延寿认为，广陵王刘胥是武帝的儿子，天下如果有变，刘胥一定会登基当皇帝，遂暗中与广陵王刘胥勾结，还为后母的弟弟赵何齐娶了广陵王刘胥的女儿为妻。刘延寿与赵何齐商议：“我与广陵王联合，天下一旦有变，我就发兵帮助广陵王，广陵王登上帝位，你今天娶了翁主，到那时，一定会被封为列侯。”刘延寿派赵何齐与广陵王刘胥暗中传递书信，说：“愿意做广陵王的耳目，大王不要行动迟缓，落在别人后边，失去天下。”赵何齐的父亲赵长年向朝廷告发。朝廷将案件交予有关部门审理，证据确凿，刘延寿自杀。刘延寿在位三十二年，撤销楚国。

当初，休侯刘富逃往长安，楚王刘戊造反，刘富受到牵连，被免去爵位，削去宗籍。后来，景帝知道刘富曾多次劝说刘戊，重新封刘富为红侯。刘富的母亲与窦太后有亲戚关系，平定崤山以东叛乱，太夫人奏请留在长安，景帝准奏，刘富的儿子刘辟强等四人奉养祖母，在朝廷做官。太夫人去世，朝廷赐予太夫人墓地，葬在灵户。刘富的爵位传至嫡曾孙，没有后嗣，撤销封爵。

刘辟强，字少卿，喜欢《诗经》，善于写文章。在武帝朝，刘辟强以宗室子弟身份，参加中二千石官员廷议，当时，刘辟强的名气在刘氏宗室中排在首位。刘辟强性情沉静，不嗜权欲，常以读书自娱，不喜欢做官。汉昭帝即位，有人向大将军霍光建议：“将军没有看到前朝吕氏败亡吗？将军身处伊尹、周公的尊位，在朝中摄政，却不能依靠刘氏宗室，不能与他们共事，这很难取得天下人信任，会有覆亡的危险。现在，将军正处在鼎盛之时，皇帝年轻，应该多选用刘氏宗室子弟，多与大臣们商议，不要像吕氏那样，这样做，才能够消灾免祸。”霍光认为有道理，于是选择刘氏宗室可用者。刘辟强的儿子刘德在丞相府任待诏，已经三十几岁，霍光欲起用刘德。有人提醒霍光，说刘德的父亲刘辟强还在，也是先帝信任的人。霍光任命刘辟强为光禄大夫，兼长乐宫卫尉，此时，刘辟强已经八十余岁，还担任宗正，几个月后，去世。

刘德，字路叔，钻研黄老，很聪明，年少时，刘德多次向朝廷提出谏言，在甘泉宫被武帝召见，武帝称刘德为“千里驹”。昭帝即位，刘德被任命为宗正府丞，与其他官员共同审理刘泽（齐孝王的孙子）谋反案。刘德的父亲担任宗正，刘德改任大鸿胪丞，又改任太中大夫，再后来，刘德也担任宗正，与其他官员审理上官氏、盖主谋反案。刘德坚持《老子》知足不辱的观点，妻子去世，大将军霍光欲将女儿嫁予刘德，刘德不敢娶，害怕权势太盛。盖长公主的孙子盖长谭曾经拦住刘德，解释盖长公主谋反之事，刘德严厉斥责盖长公主无礼，不符合皇室的道德规范。侍御史误以为霍光怨恨刘德不愿意娶女儿，弹劾刘德，说刘德诽谤皇帝指定的案件，刘德遭到免职，被贬为庶人，刘德搬到一处荒僻的山野间种地。霍光知道此事，很生气侍御史误解自己的意思，遂召回刘德，任命刘德为代理青州刺史。一年后，再次任命刘德为宗正，与刘德一起商议拥立宣帝，刘德以拥立宣帝有功，受赐爵关内侯。地节年间，宣帝因为要亲近皇室宗亲，加上刘德为人敦厚，宣帝封刘德为阳城侯。刘德的儿子刘安民被任命为郎中右曹，在刘氏宗亲里，像刘德这样获得官职或宿卫皇宫者，有二十余人。

刘德性情宽厚，乐善好施，愿意帮助他人，在审理京兆尹处理过的案件时，刘德平反了许多犯人。刘德家里的财产超过百万，全部用于帮助昆弟或招待宾客，刘德常说：“钱太多，会招来百姓怨恨。”受封为列侯第十一年，刘德的儿子刘向因为伪铸黄金案，被判罪服刑。刘德上书，为儿子辩护，在此期间去世。大鸿胪弹劾刘德为儿子辩护，有失大臣的道德风范，不应该享有谥号。宣帝制诏书：“赐刘德谥号为缪侯，还是要安排祭祀。”刘德的爵位传至孙子刘庆忌，刘庆忌担任宗正，兼任太常，去世后，嗣子刘岑继承爵位，担任诸曹中郎将、校尉，升任太常。刘岑去世，爵位传予嗣子，直至王莽篡汉，封爵才断绝。

刘向，字子政，原名更生。十二岁时，因为父亲的职务，刘更生被任命为辇郎。刘更生长大成人，举行加冠礼，很注重品行休养，在朝中担任谏议大夫。当时，宣帝欲按照武帝朝的行事方式，在身边安排一些士人。刘更生善于写文章，与王褒、张子侨等受到宣帝召见，应对策问，刘向献上赋、颂、文章数十篇。宣帝对神仙术很有兴趣，淮南国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中讲，神仙可以将普通物体变为黄金，以及驺衍重视道学、延长寿命等故事，世上很少有人读过，刘更生的父亲刘德在武帝朝负责审理淮南国谋反案，读过此书。刘更生在少年时也读过，感觉很神奇，将这部书献予宣帝，说这部书指导如何冶炼黄金，宣帝诏令主管冶铸的尚方署负责此事，花了很多钱，并不灵验。宣帝将刘更生交予有关官员查办。有关官员认为，刘更生伪铸黄金，应该判死罪。刘更生的哥哥阳城侯刘安民上书，愿意将一半食邑上交给国家，赎刘更生的罪。宣帝也很欣赏刘更生的才华，过了冬天，赦免刘更生。此时《穀梁春秋》刚刚列于学官，宣帝征召刘更生学习《穀梁春秋》，在石渠阁研究《五经》，拜刘更生为郎中，在黄门当差，担任散骑侍郎、谏议大夫，兼任宫中给事。

元帝即位，太傅萧望之担任前将军，少傅周堪担任诸吏光禄大夫，二人兼领尚书职事，受到皇帝信任。刘更生比萧望之、周堪年轻，但是二人很看重刘更生，认为刘更生是宗室子弟，为人正直，有学问，品行端正，提拔刘更生为散骑宗正，兼宫中给事，与侍中金敞在皇帝身边拾遗补阙。四人同心辅政，对外戚许氏、史氏横行不法，在朝中为所欲为，中书省宦官弘恭、石显玩弄权术多有怨言。萧望之、周堪、刘更生商议，要向皇帝上书，斥退这些佞臣。还没有来得及实施，谈话内容被泄露，遂被许氏、史氏及弘恭、石显诬陷，周堪、刘更生被投入监狱，萧望之被免去官职。详情记载在《萧望之传》。当年春天地震，夏天，一颗忽隐忽现的客星在昴星、卷舌星之间出现。元帝也认为，处罚得有些重，下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享受奉朝请礼遇。秋天，元帝召见周堪、刘更生，欲任命为谏议大夫，弘恭、石显连忙阻挠，后来，元帝任命二人为中郎。到了冬天，再次发生地震，此时弘恭、石显、许氏、史氏子弟及侍中、诸曹，都愤恨地盯着萧望之等。刘更生害怕，通过亲属向皇帝上书，解释灾变的原因：

臣认为，原前将军萧望之等，都是朝廷忠正无私的大臣，他们希望国家大治，但是得罪了外戚及宫中尚书。现在，连路人都盼望萧望之能够恢复职务，但又担心他们会再次遭受谮毁，说犯有错误的大臣，是否还能得到起用，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臣听说，《春秋》记载，发生地震，是因为在位的大臣气焰太盛。现在，再次发生地震，这就可以证明，不是因为此前三位大臣的过错。在汉初，季布得罪高祖，高祖要判季布的灭族罪，后来，季布被高祖赦免，担任将军，在高后、文帝朝，季布成为一代名臣。在武帝朝，兒宽因为犯有重罪被关押，按道侯韩说向武帝谏言：“前些时，吾丘寿王被杀，陛下为此事仍然后悔不已；现在要杀兒宽，以后会更加后悔！”武帝受到触动，赦免兒宽，兒宽又受到起用，担任御史大夫，此后担任御史大夫的官员，均比不上兒宽。董仲舒因为写了有关灾异的书，主父偃上奏朝廷，董仲舒被捕入狱，判为不道罪，幸亏没有被杀头。再后来，董仲舒担任太中大夫、胶西国相，因为年老退休。朝廷需要制定政策时，还常要向董仲舒咨询。董仲舒成为有汉一代的名儒，董仲舒参与制定的政策，至今对国家有益。在宣帝朝，夏侯胜犯有诽谤罪，被关押在监狱三年，贬为庶人。宣帝再次起用夏侯胜担任长信宫少府、太子太傅，以敢于直言闻名天下，天下人都称颂夏侯胜的美德。至于其他大臣，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再逐一列举。犯了错误的大臣，仍然可以为国家效力，有益于天下，以上四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前些时，弘恭弹劾萧望之等人有罪，萧望之等受到惩治，三个月后，再次发生地震。弘恭有病搬出官府，病好后重新在内朝处理政事，仍然天阴下雨雪。这样看来，地震与弘恭有关。

臣愚以为，应该斥退弘恭，以表明对诬陷忠臣的惩罚，重新起用萧望之等，为朝廷疏通进贤的道路。如此，才能打开国中的太平之门，堵塞灾异之路。

奏书呈上，弘恭、石显怀疑是刘更生写的，禀告皇上，要严查奸臣。调查结果出来，刘更生被捕入狱，由太傅韦玄成、谏议大夫贡禹及廷尉共同审理此案。大臣们指责刘更生曾担任九卿，却与萧望之、周堪等共同谋划排挤车骑将军史高、侍中许氏、史氏，挑拨离间外戚与皇帝的关系，欲独揽大权。刘更生等人为臣不忠，侥幸没有被杀，重新得到朝廷起用，不思悔改，继续挑唆他人，扰乱朝政，诬蔑大臣。刘更生再次被贬为庶人。萧望之让儿子上书，为自己申冤，弘恭、石显暗示皇上，让萧望之到廷尉署当面对质。萧望之愤而自杀。至此，元帝才幡然醒悟，但是为时已晚，元帝非常懊悔，提拔周堪为光禄勋，周勘的学生张猛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兼任宫中给事，二人都得到元帝信任。弘恭、石显更加惶恐，多次诋毁他们。刘更生看到周堪、张猛已经在位，希望再次得到元帝起用，但也担心事情会有反复，于是，刘更生向元帝密封上书：

臣侥幸以刘氏骨肉，此前担任九卿，因为不够谨慎，受到惩处，得到皇上恩典，又再次得到起用。现在看到灾异横生、天地失和，这些均与国运有关。本来不想再说什么，但想到即使是身居荒野，忠臣也应该报效君王，这是做臣子的道义。更何况刘氏骨肉，再加上旧恩未报！臣愿意向皇上献上愚忠，又担心越职，但想到两件恩情均未报答，作为忠臣应该做的，就是努力向皇上表达想法，即使再回去种田，臣也毫无怨言。

臣听说，在古时，舜帝任命九位官员，他们在朝中和衷共济，相互团结。众贤士在朝中团结，万物在朝外和谐。在当时，用洞箫九次吹奏《韶》乐，迎接凤凰来仪；敲击钟磬，欣赏百兽起舞。四海之内，一片祥和。在周文王时，西部开拓，迎来很多贤士，气氛融洽，在当时，推崇礼让之风，避免因纷争而引起诉讼。文王去世，周公思慕文王的仁义，歌颂文王的圣德，《诗经》讲：“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在当时，武王、周公秉政，朝臣和于内，万国欢于外，天下归心，周室继续拓展先祖的事业。《诗经》讲：“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意思是说，四方因为和谐，汇聚在王室周围。诸侯祥和于下，苍天赐福于上，《周颂》讲“降福穰穰”，还有“贻我厘麰”。厘麰，就是麦子，麦子从天而降。这些都是因为崇尚和谐，有了和谐，才会获得苍天赐福。

在周幽王、周厉王时，朝中不和谐，朝臣间相互诋毁，诗人为此而忧虑，《诗经》讲：“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小人在位，邪议横行，朋比为奸，背离君子之道，《诗经》又讲：“相互诋毁，何其悲哀！谋之则善，否之则违；谋之不善，只能相依！”君子独善其身，不屈服他人的诽谤，为了国家利益，反而受到恶言毁伤，《诗经》讲：“勤恳做事，不敢告劳；无罪受谤，毁誉声高！”在当时，日月昏暗无光，《诗经》讲：“初一辛卯，出现日食，显示凶兆！”又讲：“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致使下民，为之悲哀！”又讲：“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贤良！”天上出现变化，地上发生地震，泉水涌出，山谷移动。《诗经》还讲：“百川沸腾，山崩地裂，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可怜人们，无动于衷！”霜降的出现不能按照时令，《诗经》又讲：“正月霜降，我心忧伤；民之讹言，流传甚广！”说的就是百姓不能明辨是非，造成舆论哗然。朝中不和谐，是因为贤与不肖共存，导致朝政失和。

从此以后，天下大乱，篡位、弑君、杀戮，各种灾祸频繁出现，周厉王逃到彘地，周幽王被杀。在周平王末年，鲁隐公即位，周室大夫祭伯因为关系不和，逃往鲁国，《春秋》为尊者讳，不说逃走，哀叹灾祸从此开始。周室的尹氏在朝中世代担任卿相，专权跋扈，诸侯相继背叛王室，不再到京师朝见周王，周室愈发衰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三十六次出现日食，五次发生地震，两次发生山崩地裂，三次出现彗星，夜间应该闪亮的星星不再出现，一次流星雨，十四次火灾。胡狄三次入侵诸侯，五块巨大的陨石从天上坠落，六次鶃（yì）鸟逆飞，糜鹿大量繁殖，血吸虫、蝗虫肆虐，八哥筑巢，各种异象纷纷出现。白天像黑夜，树上结满冰挂，李树、梅树冬天开花，七月下霜，草木枯死，八月豆荚遭灾，天上落下大冰雹，下雨、下雪时，雷声震震，水灾、旱灾、饥馑、虫灾、蝗灾、螟灾此起彼伏。在当时，祸乱频仍，诸侯有三十六次国君被弑杀的事件，五十二个国君先后亡国，国君逃离国土，不能保全社稷，层出不穷。周室的灾祸更多：晋侯在贸戎打败王室军队，在郊地与王室军队作战；郑侯射伤周桓王；戎狄扣押王室使者；卫侯违抗周王的诏命，奉诏拒派军队，齐侯违抗周王的诏命，帮助卫侯；王室五位大夫争权夺位，三位君王更替，没有公理可言，在此情况下，周室再也没有振兴。

从历史上看，和气生祥，乖气致戾；祥多者安，戾多者危，古今一样，这是不变的道理。现在，陛下继承三代的伟业，招揽文学士人，优游宽容，贤士齐头并进。可是，贤与不肖混在一起，黑白不分，邪正杂糅，忠谗难以区别。公车署人满为患，北军待诏的士人摩肩接踵。朝堂上，大臣们意见相左，言语刻薄，相互诋毁，搬弄是非。文案叠加，奏书荒谬，前后错乱，毁誉参半，难以辨明是非，造成皇上决断前后失据，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大臣们朋比为奸，党同伐异，使得忠臣屡屡遭受陷害。正派的大臣进言只能治标，而遭受陷害却成为乱源。在治乱时，还没有出现效果，灾异就又反复出现，臣为此寒心不已。那些在朝中掌权的人，他们的子弟把持朝政，羽翼遍布朝野，纠合在一起，使得毁誉此起彼伏，意见不能统一。这是日月无光、寒霜在夏季出现、海水涌出、山谷错位、天上星辰失序的原因，是怨气产生的恶果。现在，周室衰落的迹象已经在本朝显现，诗人所讽刺的，正在一样样暴露，要想使天下太平，得到《诗经》称颂的结果，这就好像退着走路，却幻想要赶上前边的人。初元以来，已经有六年时间，察看《春秋》六年时间里出现的灾异，也没有今天多。《春秋》记载的灾异现在频繁发生，但不再有孔子那样的圣人，即使有，也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更何况还没有，而且远远超过《春秋》描述的灾变。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邪臣当道。邪臣之所以当道，是因为皇上疑心太重。既然重用贤者，要实施善政，一旦贤者遭到谮毁，贤者就会遭到贬黜，善政也随之结束。陛下常抱着怀疑的态度看人，谗贼就会乘势而入；在决断时拿不定主意，致使蒙冤受屈的大臣接连不断。奸邪小人得势，贤能大臣遭贬，受冤枉的大臣增加，有志之士横遭打压。《易经》讲，有《否》有《泰》。小人得志，君子受压；君子受压，朝政混乱，这就是否，否者，闭且乱。君子得志，小人受压；小人受压，政通人和，故为泰，泰者，通且治。《诗经》讲：“雨雪纷纷，日出天晴。”这与《易经》讲的道理一样。在古时，鲧、共工、欢兜和舜、禹同在尧帝的朝堂共事，周公和管叔、蔡叔一起辅佐王室，在当时，不断有谗毁的言论，流言蜚语，数不胜数！尧帝、成王重用舜、禹、周公，斥退共工、管叔、蔡叔，国家获得大治，直到今天，人们仍在传颂。孔子和季孙氏、孟孙氏同在鲁国为官，李斯和叔孙通都是秦朝的官员，鲁定公重用季孙氏、孟孙氏，排斥孔子；始皇重用李斯，排斥叔孙通，天下大乱，至今为人们所耻笑。因此说，用人与治乱，就是荣辱的开始，要看陛下选用什么样的人。即使选用的是贤者，也要敢于坚持，不改初衷。《诗经》讲“我心匪石，不可扭转”，意思是说，在选用贤者时，要坚定不移，要坚持始终。《易经》讲“涣汗其大号”，意思是说，皇上发出的号令，就像出汗，汗出来了，就不能再收回去。现在，皇上发出招贤令，招揽贤者，不到一个时辰，就要改变主意，这是把汗再收回去；选用贤者，不能三个月就变，像拨转小石头一样，意志太不坚定。《论语》讲：“看到不善的人，就像把手伸进开水一样。”丞相府、御史大夫府向朝廷上奏，应该斥退那些尸位素餐，占有权位的佞臣，但问题多年得不到解决。发出诏令，选用贤者，随后又改变，就像把汗收了回去；选用贤者，不能坚持，好像拨动小石头；斥退奸臣，好像撼动大山，这样做，要想阴阳协调，岂不是很难！

小人觅缝钻孔，巧饰文字，肆意毁谤，制造流言蜚语，挑起民间舆论喧哗。《诗经》讲：“忧心忡忡，唯恐得罪小人。”小人太多，就容易得罪。在古时，孔子和颜渊、子贡相互称赞，并没有结成朋党；大禹、后稷与皋陶相互引荐，并没有结党营私。为什么？因为他们想的是国家利益，没有邪念。贤人在上位，引其同类，聚于朝堂，施展才能，《易经》讲：“飞龙在天，大人相聚。”贤人在下位，志同道合者相聚，为国家举荐贤才，《易经》讲：“拔茅茹以其汇，是吉兆。”在上引其同类，在下推荐贤才，商汤重用伊尹，非贤士即斥退，是贤士则引进，就因为同类相聚。现在，邪臣与贤臣混在一起，同聚朝堂，邪臣结党营私，违善向恶，危言耸听，诋毁贤臣，这是在蛊惑皇上。重用这些人，天地自然会发出警告，灾异也会反复出现。

自古以来，贤明的圣君，没有不通过诛杀奸邪使得国家大治，因此才有舜帝放逐四恶，孔子在两观下诛杀邪臣，圣人的教化才得以推行。现在，陛下应该明查，真诚地思考天地的告诫，反思诛杀佞臣的必要，从《否》《泰》找出处理政务的要义，从《诗经》雨雪诗，从周文王、唐尧帝选用贤者，悟出可供借鉴的道理。从秦朝、鲁国的教训，思考怎样才能带来福瑞，怎样才能避免灾祸，了解时事的变化，斥退奸臣的干扰，杜绝奸邪小人在朝堂结党营私，避免忠贞大臣受到伤害，广开纳贤之路，当机立断，不再犹豫，让是非观念在朝中显现，只有这样，灾异才能消除，祥瑞才会到来，奠定天下太平，谋求万世福祉。

臣幸得以刘氏宗室倾吐肺腑，确实是看到阴阳错谬，难以调和，不敢隐瞒心中的忧虑。臣引用《春秋》发生的灾异，对比今天朝中的政务，分条举例，宣泄一通。密封奏书，冒死呈上。

弘恭、石显首先看到刘更生的上书，与许氏、史氏商量，更加嫉恨刘更生等。周堪耿介、正直，在已经被孤立的情况下，仍然宁折不弯。这一年，夏天寒冷，太阳光灰白无力，弘恭、石显和许氏、史氏说这是因为周堪、张猛掌权引起。元帝内心欣赏周堪，但又怕大家对周堪的非议太多，无法协调。当时，长安令杨兴因为个人才能，受到元帝信任，也常常称颂周堪。元帝希望从杨兴那里得到支持，于是问杨兴：“朝臣不停地讲光禄勋周堪的坏话，这究竟是为什么？”杨兴是一个圆滑的人，以为元帝对周堪不满，便顺着话讲：“周堪不但朝臣对他不满，下边的州郡也这样。臣听人讲，此前，周堪与刘更生等诽谤皇室骨肉，此二人该杀，我以前说不能伤害周堪，是要为国家养恩。”元帝问：“是什么罪，一定要杀头？现在呢，又怎样？”杨兴说：“臣愚以为，可以赐周堪爵关内侯，享受三百户食邑，不要让周堪再负责朝中事务。明主不忘记师恩，这是最好的方法。”元帝也有了疑心。恰好城门校尉诸葛丰也在说周堪、张猛的坏话，元帝对诸葛丰大发雷霆，罢免诸葛丰的官职。详情记载在《诸葛丰传》。元帝说：“诸葛丰说周堪、张猛言行不一，朕同情他们，没有惩治，惋惜他们的才能，还未很好发挥，调任周堪为河东郡太守，贬张猛为槐里县令。”

石显等在朝廷的权势炙手可热。此后三年，孝宣帝陵庙阙门发生火灾，月末，又发生日食。元帝召诋毁周堪和张猛的大臣问话，他们说此前的灾异，是由于周堪和张猛的缘故，这些人吓得跪在地上，叩头谢罪。元帝下诏：“河东郡太守周堪，是先帝信任的大臣，辅导朕学习，品行优秀，通晓经术，议论正直，仁慈有德，常怀有忧国之心，因为不能阿谀权贵，受到孤立，遭到奸臣的压制，被斥退，还不能为自己申辩。此前，大臣们看到出现灾异，不检讨自己，查明灾异的原因，反而借议论天灾，将责任推到朝臣身上。朕不得已，只好让周堪到下边担任郡太守，这也是彰显周堪的才能。周堪下去后，灾异仍然发生，这些人没有话讲了。周堪下去不到一年，郡里的三老、官员、有识之士都称赞周堪，朝廷派出巡视的使臣，也都称赞周堪的政绩。这些足已说明，先帝生前知人善任，朕也有自知之明。俗人制造事端，肆意诋毁贤臣，假借一些难以说清楚的天象无事生非，让可以讲清楚的事情变得扑朔迷离，以达到陷害目的，朕不会再受他们的欺骗。朕迫于无奈，此前没有坚持原则。这一向反复出现灾异，朕深感忧虑。周堪年老体弱，恐怕很难为自己申冤，又受到他人排挤，无力申辩，把周堪调回长安。”元帝拜周堪为光禄大夫，俸禄为中二千石，负责尚书事务。张猛担任太中大夫兼给事中。石显仍然插手尚书事务，尚书五个人，都是石显的同党。周堪很难向元帝反映问题，什么事情都要通过石显，权力把持在石显手中。周堪有声音嘶哑的毛病，不能多讲话，最后抑郁去世。石显诬陷张猛，迫使张猛在公车府自杀。刘更生对他们的遭遇很痛心，写了《疾谗》《擿要》《救危》《世颂》等八篇文章，托古喻今，哀叹与自己相同的士人。此后，被搁置一边，十多年得不到重用。

成帝即位，石显遭到贬黜，病死在返乡的途中，刘更生得到起用，此后，将名字改为刘向。刘向以原九卿担任中郎，负责三辅的水利，多次向成帝密封上奏，后来，又担任光禄大夫。当时，成帝的舅舅阳平侯王凤担任大将军，主持朝政，背后有太后王政君的支持，朝中大权掌握在王氏手中，兄弟七人先后受封为列侯。多次发生灾异，刘向认为，外戚过于显贵，发生灾异，是因为王凤兄弟把持朝政的结果。成帝正在学习《诗经》《尚书》，阅读古文，成帝诏命，刘向负责校勘收藏在天禄阁、石渠阁的《五经》书籍。在读《尚书·洪范》时，刘向看到箕子为武王解释五行阴阳，遂将上古以来，从春秋到秦汉，所有的符瑞灾异记录下来，再联系祸福，对比分析，考察灵验，理出条目，刘向写了十一篇文章，起名叫《洪范五行传》，上奏成帝。成帝心里清楚，刘向忠心耿耿，写这些文章，还是因为王凤兄弟把持朝政，有感而发，但是，成帝始终不愿意疏远外戚。

过了很久，成帝营建昌陵，经过几年不能完工，又回过头修建延陵，花费巨大。刘向上书谏言：(www.xing528.com)

臣读《易经》：“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才能安身立命，保证社稷安稳。”贤圣的君王，要深入思考，才能辨明是非，懂得天地人三统间的关系，理解天命神授，所授者须博大无边，天下不会始终为一姓所拥有。孔子在谈论《诗经》时讲：“殷商的士人聪明，在京师为周室宗庙助祭，”为此而喟然长叹：“天命宏大！生前做过善事，会影响子孙，须知富贵无常；否则，王公大臣为何要谨慎小心？就连百姓，也要不断提醒自己。”殷室王子微子，在殷商灭亡后，不得不低头做了周室的臣子，痛心殷商被周室灭亡。像尧舜这样的圣人，仍然会有难以教化的儿子丹朱；大禹、商汤有非凡的德行，也会有像桀、纣这样的子孙。从古至今，没有不亡的国家。高帝推翻暴秦，欲将国都建在洛阳，受到刘敬谏言的启发，认为自己的德不能与周室相比，好于秦，遂将国都改建在关中，凭借周室的德，倚仗秦地的险。一个朝代的长短，要看其德政的效果，高祖在晚年时，常战战兢兢告诫自己，不敢忘记前朝覆亡的教训。孔子强调“富贵无常”，讲的就是这些道理。

孝文帝的陵寝在霸陵，北边靠近灞河。有一次，文帝感伤，凄怆悲凉，对群臣讲：“唉！用北山的石头做成椁室，用纻絮混合生漆，填补缝隙，看谁还能撼得动！”张释之进言：“如果陵寝有值得偷盗的东西，就是封闭在终南山，也会有缝隙钻进去；如果没有可盗取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何担心？”死者已经没有生命，国家仍然有兴替，张释之的话，为长远考虑。文帝悟出其中的道理，改为薄葬，不再修筑山陵。

《易经》讲：“古时的丧葬，用薪柴制成棺木，埋葬在荒郊野外，不封土，不在四周栽树。后世的圣人把薪柴改为棺椁。”用棺椁丧葬，从黄帝开始。黄帝葬在桥山，尧帝葬在济阴，他们的墓冢很小，葬具简陋。舜帝葬在苍梧九嶷山，二位妃子没有与舜帝合葬。大禹葬在会稽，为的是不烦扰百姓。殷汤不知葬在何处。文、武、周公葬在毕邑，秦穆公葬在雍邑槖泉宫祈年馆下边，樗里子葬在武库，他们也没有堆高陵寝。这充分说明，明王、贤君、智士考虑长远，他们的贤臣孝子能够秉承遗命，按照遗嘱实施薄葬，这才是奉安君父，忠诚至孝的表现。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负责安葬哥哥，用的葬具简陋。孔子在防邑安葬母亲，特别强调古时葬亲人，不筑坟丘：“我孔丘，要周游天下，不能在返回后，认不出母亲的坟茔。”这才把母亲的坟墓堆成四尺高的土丘，遇到雨水，坟丘坍塌。孔子的弟子帮助修缮，告诉孔子，孔子流着泪说：“我听说，古时的人不筑坟墓。”还责怪他们。延陵季子出使齐国返回，儿子在途中去世，葬在嬴邑、博邑之间，墓穴向下没有挖到水层，殡殓时穿着平时的衣服，封土仅达到手臂高度，和手伸出来一样高，季子边哭边说：“骨肉又回到土中，这是你的命啊，让魂灵飘荡吧。”嬴邑、博邑距离吴地有上千里，季子没有把儿子送回去安葬。孔子生前去看过，说：“延陵季子做的，符合礼制。”仲尼作为孝子，延陵作为慈父，舜禹作为忠臣，周公作为悌弟，在埋葬君王、骨肉时，都是施行薄葬；不是舍不得花钱，而是以符合礼制为准。宋国大夫桓司马为丧葬准备石椁，仲尼说：“不如任尸体很快腐朽。”秦国相吕不韦召集文人编撰《吕氏春秋》，也强调薄葬，他们都是明白事理的人。

吴王阖闾违背礼仪，施行厚葬，才过去十几年，就被越人发掘。秦惠文、武、昭、庄襄大兴土木，营建很大的坟丘，埋藏很多的珍宝，全部被发掘，尸骨暴露在外，真是令人哀叹。始皇葬在骊山，一直挖到第三层水源，坟丘高如山陵，高度有五十几丈，环绕五里；墓圹以石为椁，用人膏点燃灯烛，用水银布设江河湖海，用黄金做成凫雁。珍宝之多，机械之巧，棺椁之华丽，宫馆之华美，难以描述。还杀了很多宫人，活埋很多工匠，人数有上万。天下百姓因徭役而造反，骊山墓圹还未修完，周章的百万大军就已经兵临城下。项籍一把火烧毁这些宫馆楼宇。此前，很少听说墓圹被挖掘，有一位牧羊童丢失羊，羊跑进墓穴，牧羊童持火把进去寻羊，不小心烧毁了棺椁。从古至今，埋葬没有比始皇更奢华，仅几年时间，外遭项籍火灾，内遭牧童火患，其遭遇令人叹息！

德厚者要求薄葬，智深者葬具愈少。只有无德寡智者，才会葬具丰厚，坟丘堆高，宫庙修建得越奢华，被人盗掘的机会越大。从这些来看，贤愚结果，丧葬吉凶，昭然可见。周室的德在衰落时，丧葬变得奢侈，周宣王贤德，周室中兴，周宣王要求俭省宫室，缩小寝庙。诗人为之赞美，《斯干》讲的就是这件事，上篇写王室宫殿遵守礼制，下篇写王室子孙繁多。到了鲁庄公，修饰宗庙，修建很多宫馆苑囿，结果子嗣断绝，《春秋》讥讽鲁庄公。周宣王做的，使得国家不断繁荣昌盛；鲁庄公、始皇做的，在身后国家走向灭亡。这正是奢、俭带来的结果。

陛下即位初，躬行节俭，初陵修建时，规模很小，天下人都认为陛下贤明。及至修建昌陵，陵寝修得如此之高，堆得像山丘，发掘百姓的墓冢多达数万，陵寝所在县还要修建房屋，工期紧迫，费用上十亿。亡灵在地下怨恨，百姓愁肠百结，怨气撼动阴阳，灾荒饥馑频仍，有十几万百姓流离失所，知道情况的朝臣无不感到哀痛。如果死者有知，坟墓遭到挖掘，祸患就大了；如果死者无知，陵寝修得如此高，又有何益处？与贤者、智者谈起这些，他们都认为不智，与百姓谈起来，更是叫苦连天；这些景致，只能满足愚夫的观感，又有多大益处？陛下敦厚仁慈、聪明盖世，应该弘扬汉家美德，崇尚刘氏仁爱，昭显五帝、三王的仁政，陛下却在与暴秦攀比奢侈，比陵寝高大，以满足愚夫的观感，为一时的虚荣而夸耀，违背贤智之心，忘却社稷安危，臣为陛下感到羞愧。愿陛下远向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学习，领会穆公、延陵、樗里、释之的用意。文帝摒弃陵寝高大，实施薄葬，因节俭得以安宁，可以效法；秦昭、始皇堆山藏厚，奢侈无度带来祸患，可以借鉴。初陵的规模，要征询公卿的意见，让百姓获得安宁。

谏书呈上，成帝读了很感动，但还是下不了改正的决心。

刘向看到社会风气，崇尚奢靡，赵皇后（飞燕）、卫婕妤出身卑微，做事情逾越礼制。刘向认为，教化应该从内向外，从身边人开始。刘向采集《诗经》《尚书》记载的贤妃贞妇，兴国安家，以及嫔妃受到君王宠幸，导致国家祸乱的例子，写了一本书，叫《列女传》，共八篇，劝诫天子。又采集一些传记，行事的方法，写了《新序》《说苑》等五十多篇，献给成帝。刘向多次向成帝上书，陈述利害得失，祸乱教训。递上去几十次，希望能够拾遗补缺。成帝虽然没有全部采纳，但对刘向的忠心，常感叹不已。

成帝没有子嗣，朝政掌握在外戚王氏手里，灾异频繁出现。刘向对陈汤在西域以勇敢智慧建立功勋，表示赞赏，与陈汤的关系很好，私下里对陈汤讲：“灾异如此频繁，外戚权势熏天，早晚会威胁到刘氏江山。我是刘氏宗室，世代蒙受皇恩，作为遗老，经历三朝皇帝。皇上把我当作先帝的旧臣，每次召见，都予以礼遇，我要不讲话，谁还敢讲话？”刘向又向成帝密封上奏谏言：

臣听说，君王都希望天下太平，可是危亡还是会发生；君王都希望国家永续，然而国家还是会灭亡。这其中的道理，就是因为用人失察。奸佞大臣手握大权，掌控朝政，没有不危及社稷。在古时，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崔氏，卫国有孙氏、宁氏，鲁国有季氏、孟氏，他们都长期把持国家权力，世代掌控朝政。最终，田氏取代姜氏；六卿瓜分晋国；崔杼杀害国君；孙林父、宁殖赶跑国君并杀害剽；季氏在家里观赏天子才能享用的八佾舞，三家在祭祀时享有天子才能享有的《雍》乐，三家把持国政，赶走鲁昭公。周室大夫尹氏干预朝政，王室政治混乱，王子姬朝、姬猛交替废立，经过很多年才安定下来。《诗经》讲“王室紊乱”，又讲“尹氏杀害王子姬克”，造成的危害如此之大。《春秋》列举很多成败得失，举了很多灾祥祸福的例子，都是阴盛阳衰、大臣祸乱朝纲所致。《尚书》讲：“臣子作威作福，小者害家，大者害国。”孔子说“权力离开公室，掌握在大夫手里”，都是危亡的征兆。秦昭王的舅舅穰侯和泾阳君、叶阳君专权擅政，凭借太后的权威，三人的权力超过昭王，家里的财富与国家不相上下，国家已经很危险，幸亏有范雎的提醒，秦国的政权才得以稳固。二世皇帝把大权交给赵高，赵高专权跋扈，蒙蔽皇帝，才有阎乐在望夷宫杀害二世的悲剧，秦朝灭亡，近事不远，下边就是汉朝建立。

汉建国初，吕氏家族无道，掌握朝政，夺取相位，滥封吕氏为王，吕产、吕禄倚仗太后的权威，窃据将、相的尊位，掌握卫戍京师的南军、北军，吕氏子弟受封为梁王、赵王，骄横跋扈，几乎危及刘氏的江山社稷。幸亏有忠心为国、正直的大臣绛侯周勃、朱虚侯等，竭诚维护汉室，尽忠守节，诛杀吕氏，刘氏的江山社稷才得以保全。现在，王氏一姓乘坐朱轮华毂车者，有二十三人，穿青紫貂皮的王氏子弟在帷幄内、在朝堂中执掌朝政。大将军王凤专权擅政，受封为列侯的王氏五侯，骄奢淫逸，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牟取私利，假公济私，依靠东宫的权威，与皇帝又是甥舅关系，权力太大。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要经过王氏任命。他们掌握着中枢，朋党肆虐，称誉者引进，忤逆者诛杀；游说者得利，掌权者代言。排挤宗室，削弱公族，对待刘氏宗室有智慧者，更是肆意毁谤，阻塞刘氏宗室子弟进入仕途，不让在朝中担负重要职务，也不让他们接近宫廷，唯恐与王氏分权；总是提到燕王、盖主，以此加重皇上的疑心，避免谈到吕氏、霍氏，担心与他们相关联。对内，他们有着管叔、蔡叔的叛逆野心；对外，却又假托是周公为国家辅政。王氏兄弟受封为列侯，成为朝廷重臣，盘根错节，把持权力部门。从上古到秦汉，外戚擅权还没有像王氏这样。就是周室的皇甫、秦国的穰侯、汉朝的武安侯、吕氏、霍氏、上官氏，也难以与他们相比。

物盛必然有非常之象，以告诫人们警惕。在昭帝朝，巨大的山石在泰山上耸立，已经僵卧的柳树在上林苑抽芽复活。此后就有了孝宣帝即位。现在，王氏在济南的祖先坟墓，棺床上的柱子居然长出枝丫，还长出地面，根插在土中，非常茂盛，就是立起来的山石、重新发芽的柳树，也不如这种异象令人惊恐。事物的异象与人物的权势，竟然同时出现，王氏与刘氏怎么能并立！从表象上看，刘氏的江山，还像泰山一样稳固，其实就像垒起的鸡蛋一样危险，令人担心。陛下作为刘氏子孙，守护刘氏宗庙，却将国祚移于外戚，将皇帝的尊位降为扈从，陛下就是不为自己考虑，奈何祖宗的庙堂放置何处！一个女人已经出嫁，想到的首先是丈夫家人的利益，将父母家族放在次要位置，皇太后与此相反。对比孝宣帝当年，宣帝没有将权力交予舅舅平昌侯、乐昌侯，外戚的地位，也因此得以保全。

聪明者，迎来福祉于无形，消除祸患于未然，陛下应该颁发明诏，表明态度，多亲近刘氏宗室，重用刘氏，疏远外戚，收回外戚的权力，让他们回到家里，效法先帝对待外戚的方式，在钱财上厚待，这样做，才可以保全外戚家族，也是向东宫表示诚意，让外戚获得福祐。王氏得以保全，享受爵禄；刘氏安享天下，社稷不受威胁。宗室与外戚和睦相处，这也是为子孙考虑，让他们世代享受福祐。如果不尽早采取措施，田氏篡夺齐国的悲剧还会在本朝上演，六卿瓜分晋国的悲剧还会重现于汉家天下。为了子孙的利益，不能不认真思考，应该早做谋划。《易经》讲：“君不谨慎，会失去臣的忠诚；臣不谨慎，会失去身家性命；做事不谨慎，会一事无成。”愿陛下深思，谨慎对待，警惕过往的教训。把事情做得稳妥，不出纰漏，让刘氏宗庙稳如磐石，皇太后安享晚年，天下幸甚。

奏书呈上，成帝召见刘向，哀伤叹息一番，对刘向说：“君且将此事再放一放，让我再想一想。”成帝任命刘向为北军中垒校尉。

刘向为人简易，没有架子，崇尚俭朴，不结交世俗，专心致志于经学，白天大声诵读典籍，夜晚观察星象，甚至通宵达旦。成帝元延年间，有彗星在东井方向出现，蜀郡的岷山崩塌，壅塞岷江。刘向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详情记载在《五行志》。刘向放心不下，又向成帝上奏：

臣听说，舜帝告诫伯禹，不要像丹朱那样倨傲；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像纣王那样暴虐。《诗经》讲：“殷鉴不远，就在夏朝末世。”也是说商汤告诫后世，以夏桀为教训。圣明的君王常以天下祸患告诫后人，不忌讳谈论国家兴替的道理，臣才敢不避忌讳，谈论兴废，愿陛下留意。

臣察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有三十六次，鲁襄公时最为频繁，每三年五个月就会有一次日食。汉建立以来到元帝竟宁年间，景帝朝日食最多，每三年一个月就会有一次日食。臣此前说有日食，现在，连续三年出现日食。自从建始以来，二十年，八次日食，平均两年六个月就有一次，这种异象古今罕见。异象有大小，有缓急，圣人将异象作为判断成败的依据。《易经》讲：“观察天文，以察时变。”古时候，孔子把鲁哀公与夏桀、殷纣并列，当时，历法混乱，摄提星方位偏离，无法判断时间，这是政权更替的异象。从始皇驾崩到二世即位，有很多日食月食，山崩地裂，启明星在四季的月初出现，太白金星在中午还悬挂在天空，天上没有云彩，却发出隆隆的雷声，流星频繁出现，荧惑星袭月，宫廷发生火灾，野禽在宫廷降落，官署的大门向内倾倒，临洮县出现巨人，东郡坠落陨石，大角星方位出现彗星，遮蔽大角。从孔子的感叹，再思考暴秦时的异象，天命可畏。项籍将要败亡时，大角星方位出现彗星。汉军进入秦地，五星在东井汇聚，这些都是天象感应。在孝惠帝朝，天上落下血雨，太阳、月亮在运行的交会点冲突，遮蔽太阳的光线。在昭帝朝，泰山上的卧石自然立起，上林苑僵卧的柳树重新发芽，巨大的星星像月亮一样向西运行，后边跟随众星，异象很怪异，这是宣帝即位的象征。巨大的流星坠落西方，天气阴沉，二十几日没有下雨，这是昌邑王不能即位的异象。详情记载在《汉纪》。观察秦、汉交替，思考惠帝、昭帝没有子嗣，再看昌邑王失去封国，宣帝即位，上天对于人事的安排，岂不是早就告诫人们！殷商高宗武丁、周代的成王，有野鸡在鼎耳鸣叫，高宗为此而发奋努力，享有百年之福，成王有风向反转的感悟。神明效应，如影随形，道理相通。

臣有幸作为汉室宗亲，看到陛下有宽厚、圣明的德行，欲消除异象，重现高宗武丁、成王时的盛世，为了刘氏的宗庙社稷稳固，臣甘冒杀头的危险，提出谏言。现在，日食频繁出现，彗星又在东井出现，摄提星侵犯紫宫星，有见识的老人看到这些异象，都很惊恐，这是大灾变的征兆，很难用一两句话讲得清楚。《易经》讲：“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还需要设卦布爻，解释卦意。《尚书》讲：“用图来解释。”天文很难用图象解释清楚，臣虽然需要图象，还是要用嘴分条缕析，才能讲得明白，愿陛下在方便时，臣用绘图的方式，向陛下一点点说明。

成帝把刘向召入内廷，但仍然不能重用，每次召见，刘向都要向成帝强调，刘氏宗室好比大树的枝叶，枝叶落尽，树干就得不到保护，陛下疏远宗室，外戚掌控大权，重要职位不在宗室手里，权力归于外戚，这不是加强刘氏，削弱外戚，保全社稷，巩固江山的做法。

刘向自以为得到成帝信任，常常向成帝赞誉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言辞恳切，出于至诚。成帝也想提拔刘向担任九卿，但是得不到王氏支持，也得不到丞相、御史大夫支持，最终没有任命刘向职务。刘向在朝中担任大夫三十几年，享寿七十二岁，去世。死后十三年，王氏篡位。刘向的三个儿子聪明好学；长子刘伋，教授《易经》，做到郡太守；二儿子刘赐，担任九卿丞，很早去世；小儿子刘歆，最有名气。

刘歆，字子骏，从小喜欢学习，精通《诗经》《尚书》，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受到成帝召见，在宦者署任待诏，又担任黄门侍郎。河平年间，刘歆受诏，与父亲刘向校勘皇家收藏的书籍，从六艺传记、诸子百家，到诗赋、算术、方技，无所不包。刘向去世，刘歆在北军担任中垒校尉。

哀帝即位初，大司马王莽举荐刘歆，说刘歆是刘氏宗室最有才学的人，哀帝任命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兼任骑都尉、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很受信任。刘歆负责《五经》整理，继承父亲的事业，校勘经书，编辑六艺，编为《七略》。详情记载在《艺文志》。

刘歆和刘向当初都研究《易经》，在宣帝朝，宣帝下诏，让刘向学习《穀梁春秋》，精心学习十几年，刘向对《穀梁春秋》已有很深的研究。及至刘歆校勘皇家密室收藏的古书，看到古文《春秋左氏传》，刘歆很喜欢。丞相府掾史尹咸研究《左氏春秋》，与刘歆校勘古书典籍，刘歆跟随尹咸向丞相翟方进学习，探讨《左氏春秋》。《左氏春秋》有很多古字古意，学者只是在训诂上下功夫，刘歆改用《左氏春秋》解释经文，这是一种新的治学方法，从此有了以章句解释义、理。刘歆性格沉静，聪明好学，父子二人都喜欢研究古文，刘歆博闻强记，超过一般人。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与圣人一样，与孔子是同时代人，公羊高、穀梁赤只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以后的人物，传闻与同时代亲身经历，在叙述上会有差异，刘歆多次与父亲辩论，刘向不能解答，仍然坚持《穀梁春秋》是对的。刘歆受到哀帝信任，谏言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全部列于学官，设置博士。哀帝诏令刘歆向五经博士阐明观点，五经博士不肯与刘歆辩论，刘歆用书面形式，质问太常博士：

在古时，唐尧、虞舜之后，夏商周三代兴起，圣君明王前后继承，业绩辉煌灿烂。及至周室衰落，礼乐不行，经义纷乱，道义难以推行。孔子忧虑，才周游列国，从卫返回鲁，孔子整理音乐，将《雅颂》作为正音；修订《易经》，整理《尚书》，编撰《春秋》，阐述帝王治国理政的道理。孔子去世，对过往历史的批评就听不到了，七十二弟子去世，没有人再为经学申张大义。战国时，抛弃礼仪，诸侯重视的是穷兵黩武，孔子崇尚的道义不再有人欣赏，诸侯推崇的是孙吴杀伐诡诈。暴秦走向极端，焚烧经书，坑杀儒生，制定禁书的律令，就连肯定古代也要定罪，道术遭到毁弃。汉建国后，离开圣君明王的时代已经很遥远，孔子坚持的道义也荒废了很久，欲继承也没有可供遵循的成法。当时，只有叔孙通略微懂得一些礼仪，天下只保留用于占卜的《易经》，找不到其他典籍。到了孝惠帝朝，才废除藏书令，可是公卿大臣，像绛侯周勃、灌婴等，都是一些赳赳武夫，他们对读书不感兴趣。到了孝文帝朝，才由掌故晁错从伏生那里学习《尚书》。《尚书》从墙壁里取出，有很多已经散乱，当看到还有古书存在，大家又开始跟随老师学习。《诗经》的学习，蔚然成风。天下的古书不断涌现，尤其是诸子百家，朝廷安排学官，每种学问都有博士。然而汉初的大儒，出名的只有贾谊。到了孝武帝朝，在邹、鲁、梁、赵，又有一批《诗经》《礼经》《春秋》的名师，他们都是在武帝建元年间出现。在当时，一个人还不能完整讲解一部经书，有的人钻研《雅》，有的人钻研《颂》，几个人才能讲解一部经书。《泰誓》这篇古文尚书，也是在后来发现，博士们聚集在一起研究。武帝有诏：“礼崩乐坏，书简脱落，朕深感忧虑。”汉建国七十余年，离开经书的日子，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鲁恭王刘馀拆毁孔子的旧宅，扩建王宫，在孔子旧宅的夹壁发现古文，有三十九篇《逸礼》，十六篇《尚书》。在武帝天汉年间，孔安国把这些古书献给朝廷，因为巫蛊案，仓促间，这些古书没有列于学官。《左氏春秋》是左丘明编撰，是古文旧书，多达二十余部，藏在皇家秘府，没有公开。孝成帝痛感文献缺失，有些已经失去原意，诏命学者整理皇家藏书，校勘旧文，这三部古书（《古文尚书》《逸礼》《左氏传》）才得以问世，检验学官所教授的内容，有些经书已经脱简，有些简牍编排错乱。在民间寻访学者，有鲁国的桓公、赵国的贯公、胶东国的庸生，他们的教授与这些古文相同，因为受到压制，不能流传。有识之士深感痛心，士人常常为此而叹息。辍学的士人，不愿意抛弃已经缺失的文章，因陋就简，分文析字，尽管文章破碎，学者终其一生，还不能读完一部整书，有些相信今文，否定古文，因为找不到古书。当国家举行大典时，譬如建立辟雍、封禅、巡狩，只好不断摸索，不知道原来的礼仪。抱残守缺，也是害怕出现纰漏，不敢面对现实，有了这样的私心，就不愿再从公心出发，采纳正确的建议，或诋毁，或妒忌，不能从实际考虑，或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这三部古书迟迟得不到承认，有些学者说什么《尚书》已经完备，说什么左氏没有写过《春秋》，等等，这些论调，可悲荒谬！

现在，圣上圣德通明，继承传统，弘扬伟业，痛惜文学错谬，学者的碌碌无为，虽然圣上言辞恳切，奈何有些学者模棱两可，喜欢追随大流，陛下才颁发明诏，将《左氏春秋》列于学官，派近臣传达诏命，扶持衰微的经学，与志同道合者同心协力，继承一度失传的古文。情况还不乐观，有些学者态度顽固，拒绝讨论，以不予理睬来敷衍皇上的明诏，阻塞学问的探讨，扼杀还未得到肯定的微学。一般人坚持已有的定论，不肯知难而上、从头再来，这是常人的态度，不是有志君子所为，更何况古文典籍。虽然先帝亲自过问，当今圣上重视，这些古文典籍，均有明证，民间与皇家的图书收藏也可以证明，学者岂能以敷衍对待！

古人讲：“礼失而求之于野。”现在找到的这些古文，不就是求之于野得到的吗？此前，博士精修的有欧阳《尚书》，有公羊《春秋》，有施氏、孟氏《易经》，孝宣帝还是要设立学官，讲授穀梁《春秋》、梁丘氏《易经》及大小夏侯《尚书》，书义即使有冲突，仍然置于同样地位。为什么？与其有冲突而废，宁可让冲突保留。《论语》讲：“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于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有这样几家言论，包罗大小经义，怎么能随意废弃！如果一定要抱残守缺、党同伐异，妒忌真实道义的存在，违逆陛下明诏，辜负圣意，陷文吏于无谓的争执，这不是君子应持的态度。

言辞恳切，众位大儒看了刘歆的上书，群情激愤，有一位有名望的大儒——光禄大夫龚胜，看了上书，深感耻辱，奏请乞骸骨，退休回家养老。大儒师丹在朝中担任大司空（御史大夫），更是勃然大怒，上奏哀帝，说刘歆乱改章程，非议诋毁先帝设立的学官。哀帝说：“刘歆只是想扩大经学讨论的范围，怎么就是非议诋毁？”这下子，刘歆得罪了满朝大臣，被那些宿儒、名臣群起攻击。刘歆担心被杀，提出到外地做官，哀帝任命刘歆为河内郡太守。汉朝制度，宗室不宜在三河郡为官，又改任五原郡太守，转任涿郡太守，刘歆在三个郡担任太守，几年后，以有病免官回家，在家中又被起用，担任安定郡属国都尉。哀帝驾崩，王莽执掌朝政，在年少时，王莽与刘歆一样，担任黄门侍郎，王莽很欣赏刘歆，向太后推荐。太后留任刘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转任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负责修建明堂、辟雍，受封为红休侯。刘歆主管儒林、史官、卜筮，考定音律、历法，著有《三统历谱》。

哀帝建平元年，刘歆曾改名刘秀，字颖叔。及至王莽篡汉，刘歆担任国师，后来的事情记载在《王莽传》。

赞辞如下：孔子讲“贤才难得”，从孔子以后，能写文章的人很多，只有孟轲、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等留名于青史。他们都是博物洽闻的学者，博古通今，他们写的文章对后世有巨大影响。《孟子·公孙丑下》讲：“圣人不出，其间必有闻名于世者。”他们不就是闻名于世的贤士吗？刘向的《洪范五行传》阐明《大传》，强调天人感应；刘歆的《七略》，整理百家学说，分门别类，剖析艺文；《三统历谱》考证日月五星的运行，着重于考证本源。呜呼！刘向预言山陵的告诫，现在看来，已经被言中，真是可悲可哀！从梓柱发芽，推断江山兴废，可谓做人明白！这正是率真、谦逊、博闻多识的结果，古人常言，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