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汉书：军民合一乘马法与春秋五霸

人有天地样的形貌，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品行，聪明睿智，是万物中的精灵。人的手足不足以满足对物资的需要，双足奔跑不足以躲避危险，身上的毛发不足以御寒，为满足养生需要，人需要利用物资，通过智慧，而不仅凭借力量，这是人最可宝贵之处。不具备仁爱，就不能组成集体，没有集体的力量，就难以战胜自然，从而获得物质。没有足够的物质，就难以繁衍生息。组织起来，满足物质需要，在分配物资时，就会有差异，会有恃强凌弱。品德高尚者，会表现出谦逊礼让，对公众施以仁爱；有德且付出仁爱者，会得到公众的拥护，这就有了领袖，这就是君主。小集体走到一起，形成大的集体，这个集体的领袖，就是君王。《尚书·洪范》说：“天子好比天下人的父母，是天下人的君王。”先圣取其同类，确定君王的地位，君王负有万民父母的责任，像父母对待子女，要施以仁爱，要有高尚的品行，这是王道要求。施以仁爱，获得尊敬，相互间的关系才不会遭到破坏；施以仁爱，还要有权威，才能长久拥有地位。制定礼仪，对施以仁爱的君王表示尊敬，再附以刑罚，加强君王的权威。圣人懂得这些，按照天地运行的法则，制定礼仪制度，向民众推行教化。制定礼仪，再设置刑狱，同样效法天象。先王制定礼仪，“依天之明，因地之性”。制定刑罚，设置监狱，就好像电闪雷鸣，显示肃杀之气；制定礼仪，推行教化，就好像天地孕育万物。《尚书》说：“有礼者，天进而用之。”“有罪者，天讨而罚之。”圣人依据天象，制定五种礼仪；效法天罚，制定五种刑罚（甲兵、斧钺、刀锯、钻凿、鞭扑；也指墨、劓、剕、宫、辟）。大刑用甲兵，军事讨伐；其次用斧钺，斩首示众；中刑用刀锯，伤残肢体；其次用钻凿，脸上刻字，剜去髌骨；鞭扑是轻刑，用鞭打，棍敲。在战场上，把尸体弃于荒野；在和平时期，把尸体弃于市场。使用刑罚，已有很久远的历史。

涿鹿之战，黄帝打败炎帝，颛顼与共工之争，获取胜利。唐尧、虞舜时，是天下治理最好的时期，仍然要流放共工，驱逐欢兜，将三苗驱逐至遥远的地方，诛杀鲧，这才获得天下安宁。夏启以武力讨伐有扈氏，在战前盟誓，殷商、周室以武力夺取天下。天下安定后，圣王偃武修文，推行礼乐教化，仍然要设置司马，建立六军，通过井田制征缴军赋。地方一里为一井，十井为一通，十通为一成，一成方圆十里；十成为一终，十终为一同，一同方圆百里；十同为一封，十封为一畿，京畿方圆千里。按照土地规模，征收租税及军赋。租税用以供养政府，军赋用以建设军队。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一丘有十六井，饲养一匹战马、三头运输的犍牛。四丘为一甸。一甸有六十四井，饲养四匹战马、准备一辆战车及十二头运输的犍牛，作战的甲士三人，兵卒七十二人，还有作战用的武器，这是军民合一的乘马法。一同方圆百里，有一万井的土地，除去山川湖泊，不能耕种的盐碱地，城池民宅，园囿道路，所有这些，共计有三千六百井的面积，剩下六千四百井可耕种的土地，用以供给军赋，饲养四百匹战马，供养一百辆战车，这个规模，是卿、大夫的采邑，也叫百乘之家。诸侯的封国有三百一十六里，有十万井的土地面积，有六万四千井，用以供给军赋，饲养四千匹战马，供养一千辆战车，这是诸侯的规模，诸侯也叫千乘之国。天子的京畿，方圆一千里，有一百万井的土地面积，有六十四万井，用以供给军赋，饲养四万匹战马，供养一万辆战车，天子也叫万乘之主。有了战马、战车、武器装备，春天，国君率领军队打猎；夏天，国君在野外宿营；秋天，国君训练军队；冬天，国君检阅军队。秋天出外打猎叫秋狝，冬天出外打猎叫冬狩，都是为了整军习武。五个诸侯为属，属有属长；十个诸侯为连，连有连帅；三十个诸侯为卒，卒有卒正；二百一十个诸侯为州，州有州牧。连帅每年检阅战车，卒正每三年检阅步兵，州牧每五年举行阅兵，在阅兵时，同时检阅战车、步兵，这是周室建立军队，加强武备，制定的制度。

周室衰落，法则和礼仪制度遭到破坏，齐桓公重用管仲，齐国变得国富民强。桓公向管仲请教称霸与使用武力之间的关系，管仲说：“公欲建设强大的军队，加强武备，其他大国也会有同样想法，小的诸侯也会加强武备，这就很难使国家变得富强。”管仲在齐国进行改革，整顿军队，在里中，以卒伍把百姓组织起来，军务、政事在乡村建设中同时完成。以什伍组织把居民连成一个整体。居住地相邻，居民同生共死，祸福同享；夜间作战，声音相闻；白天作战，相互关照；情况紧急，相互施救。训练成功，对外抵御夷狄，对内尊崇天子。齐桓公去世，晋文公仿照齐桓公的做法，在国内治理百姓，整顿军队，制定被庐法，领导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在当时，王室的礼仪制度已经遭到破坏，诸侯僭越礼制，晋文公迎合世俗，希望看到尊崇王室的效果，但已经难以恢复先王时的礼仪制度。齐、晋二位霸主去世，礼仪制度愈发遭到破坏，鲁成公时，鲁国制定丘甲制，百姓的赋税变得沉重。鲁哀公时，征收田赋，施行土地私有制，春夏秋冬整军习武的制度已经失去意义。《春秋》讥讽这些做法，认为与先王制定的礼仪相违背。诸侯间频繁发生战争，百姓没有经过训练就被投入战场，为此而死去的士兵不计其数，战争的目的并非为了正义。孔子为此而哀伤：“不经过训练的军队就投入战场，这是把战士们送上死路。”孔子评价子路：“仲由，千乘之国，可以让他率领一支军队。”子路也说：“千乘之国，在大的诸侯间，外有敌国侵犯，内有饥荒灾害，让我治理，只需要三年时间，就可以让民众变得勇敢无畏，知道为何而战。”子路的意思是：通过训练，辅以礼仪教化。

春秋以后，大诸侯兼并小诸侯，兼并的步伐逐渐加快。进入战国，诸侯重视战争技能，编成礼乐，相互夸耀，秦国称为角抵戏，先王制定的礼乐，在武士的搏击中变得无足轻重。各国的英雄豪杰因势崛起，专门研究阴谋诡计，如何颠覆他国。吴国有孙武，齐国有孙膑，魏国有吴起，秦国有商鞅，他们都是研究克敌制胜的杰出人才，把自己的研究写成专著，流传于后世。在当时，合纵连横，攻伐转换，时代造就了很多英雄。齐愍王以战争技能称雄，魏惠王以战士勇敢逞能，秦昭王以勇士的突击获胜。诸侯间争战不已，为谋求利益，游说的辩士把孙武、吴起当作榜样。荀况在阐明王道时，批评孙、吴：“孙武、吴起，崇尚武力，重视计谋；以他们的兵法，在昏聩、傲慢的诸侯间游说，使得君臣猜忌，上下离心离德，正途不能解决，就施以阴谋。仁人治国，受到尊崇，就像子弟保卫父兄，手足捍卫头脑，谁敢侵犯？对其他诸侯，就像对待亲戚，气氛融洽，好似椒兰，芳香扑鼻；对觊觎国君者，就像对待仇敌，同仇敌忾。人的感情与观念，以这样的态度判断是非，还会被邪恶所左右、被贪婪所驱使吗？以桀对付桀这样的恶人，可以实施诈谋；以桀对付尧这样的圣人，施以诈谋，就好像以卵击石，怎么会有好的结果！《诗经》讲：‘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意思是说，以仁义善待民众，就会无敌于天下。按照齐国的标准，在战场上以击技称雄，斩获一级首级，可以获得赏金。战争的规模小，敌人不够强大，这种激励还能起作用；如果对付强敌，军队就会一触即溃，这样的军队，只是亡国之军。魏国的战士，身穿三重铠甲，手持十二石强弓；每人背负五十支利箭，肩上扛着长矛，头上戴着头盔，腰间悬着宝剑，备足三天的军粮，一日强行军，可以走一百里，符合要求的战士，免除徭役赋税，奖励田宅，有了这样的奖励政策，魏国的领土不断扩张，魏国的赋税却在减少，穷兵黩武，使得魏国变得衰弱。再看秦国，秦国的百姓生活窘迫，政府横征暴敛，滥施徭役，百姓穷困到极点，政府以利益相引诱，以刑罚相威慑，鼓励百姓从战场上找出路。秦的政策，把杀敌与奖励挂钩，战场上斩杀五名敌人，可以享受奴役五家的奖励，这项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士兵战场上杀敌的热情，经过四代君王的努力，最终拥有天下。但是，秦军士兵只是效命于沙场的战士，好似商场上为获得报酬干活的佣工，战士们不讲道德，也不懂得礼仪。秦国兵强地广，却常感到恐惧，担心其他国家会联合起来，消灭自己。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是有礼仪、有制度约束的军队，但还不是仁义之师。齐湣王的战士，不敌魏惠王的武卒；魏惠王的武卒，不敌秦昭王的勇士；秦昭王的勇士，不敌齐桓公、晋文公的礼仪军队；齐桓公、晋文公的礼仪军队，不敌商汤、周武的仁义之师。”（仁义之师，即赢得民心之师。）

因此：“善用兵者，不必列阵；善列阵者，不必交战；善交战者，不惧言败；愿言败者，不惧灭亡。”舜帝设置百官，皋陶设置司法官，是因为“蛮夷猾夏，奸宄贼寇”，但并未对他们施以征伐，这是善用兵者，不必列阵。商汤、周武用兵之前，列阵宣誓，并不立即擒拿夏桀、商纣，这是善列阵者，不必交战。齐桓公慑服南边的楚国，迫使楚国向王室进贡，北上征讨山戎，为燕国解除边患，存亡继绝，找回诸侯的后嗣，成为五霸首霸，这是善战者，不惧言败。楚昭王遭受吴王阖闾打击，亡国出逃，楚国的父老相送。昭王说：“乡亲们，回去吧！你们还愁没有新的国君吗？”父老们说：“再没有像你这样的贤君啊！”愿意跟随楚王逃亡。申包胥赶赴秦国，向秦惠公哭诉求救，秦国出兵，两国合兵一处，赶走吴国的军队，楚昭王返国。这是愿言败者，不惧灭亡。秦国通过四代君王的努力，凭借秦地的山河险阻，任用白起、王翦这样的虎贲勇将，奋其爪牙，灭亡六国，兼并天下。但是穷兵黩武的结果，是天下百姓不愿意亲附，最后，刑徒陈胜、吴广掀起灭秦狂涛，同仇敌忾，风卷残云，一举推翻秦朝。这是用兵最失败的例子。凡用兵者，同时要想到存亡继绝，除暴安良。像伊尹、吕尚用兵，子孙后代才会得到祖宗的阴庇，享有封国，与商、周一起，存续始终。战国时，诸侯信奉阴谋诡计，以残暴为时尚，为了争夺城邑，一定要杀人盈城；为了争夺土地，一定要杀人遍野。孙武、吴起、商鞅、白起，最终身遭屠戮，在他们死后，他们为之效命的国家，还依然存在。恶的结果是恶报，播下的种子，尝到的是苦果，可谓天理昭彰。

汉建国，高祖秉持神武之才，宽厚仁慈，总揽英雄，推翻暴秦，诛杀项羽，任命萧何、曹参为丞相，采纳张良、陈平的奇计妙策，发挥陆贾、郦食其的口才，重用叔孙通，为汉朝制定礼仪，文官、武将各显其能，成就建国大业。天下安定，高祖依然延续秦国的军制，在郡国设置军民合一的步兵，在京师设置南军、北军两支卫戍部队。武帝平定百粤，又在京师增设七支部队，由校尉率领，京师外设置楼船水军，每年按时操练，习武备战。在元帝朝，元帝按照贡禹的建议，撤销步兵角抵戏，但从未停止军队的训练。

古人讲：“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民众都会用到，缺一不可，谁能放弃军队？”家法不能缺少鞭子、棍棒，国家不能缺少刑罚、军队，不能偃军息武；在使用时，有轻重缓急，在实践中，有张有弛。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礼仪制度，是推行教化的利器，军队、监狱，是治国理政的必备。礼仪教化成功，军队的作用就会增强；道德力量广泛，监狱的作用就会加强。夏商周三代前期，之所以繁荣昌盛，达到刑狱搁置不用、军队休战，全在于文武两个方面，有张有弛，帝王的德政运用得好。

周室制定法律，分为轻、中、重三种，用以管理诸侯，治理天下：其一，对新诸侯使用轻典；其二：对安分守法的诸侯使用中典；其三，对篡弑谋逆的诸侯使用重典。五种刑罚，判处黥刑者，适合五百种罪行；判处劓刑者，适合五百种罪行；判处宫刑者，适合五百种罪行；判处刖刑者，适合五百种罪行；判处死刑者，适合五百种罪行。此所谓对安分守法的诸侯，使用中典。斩杀罪犯，将尸首弃于市场；判处黥刑的罪犯，安排看守城门；判处劓刑的罪犯，安排守卫边境；判处宫刑的罪犯，安排在宫内服务；判处刖刑的罪犯，安排看守园囿；判处耐刑的罪犯，安排看守仓库。受到判决的罪犯，男子在官府服役，女子在舂人、槁人（周代的官名）的管理下劳动。享有爵位，年龄七十的罪犯，七岁儿童，还未更换牙齿前，免除刑罚。

周室衰落，穆王年老昏聩，诏命司寇吕侯审时度势，制定刑法，以警示四方诸侯。适合黥刑的罪行，增至一千条；适合劓刑的罪行，增至一千条；适合髌刑的罪行，达到五百条；减少适合宫刑的罪行，仍然有三百条；适合大辟杀头的罪行，有二百条。五种刑罚，针对三千种罪行，超过对守法诸侯适用五百种罪行的惩罚，这是对待乱邦采用重典的刑罚。

春秋时，王道遭到破坏，教化不起作用，子产在郑国担任丞相，将刑罚的法典镌刻在鼎上。晋国大夫羊舌肸（xī）指责子产：“先王就事论事，量罪判刑，不公布刑法。担心百姓知道后，会与官府争讼，不容易治理。平时以礼仪约束，发生纠纷，用政令纠正，以礼仪为规范，以信用考查结果，用仁义评价行为，用禄位鼓励官员恪尽职守，用刑法惩治过分的欲求。煞费苦心，仍然担心百姓不肯接受教化，以忠诚劝诱，以善恶警示，教导人们通晓事理、和睦相处，对待上司要敬重，遇到困难要坚强，处理问题要果断。还要访求通晓哲理的贤者辅佐国君，任用断案公平的官员，谨守忠信的长者，仁慈和善的师长。只有这样，百姓才容易治理，国家才不会发生祸乱。如果民众懂得法律，对国君不再有敬畏之心，有了争讼的依据，就会引经据典，知道哪些事能做，以图侥幸，这样，就很难治理。夏出现乱政，制定禹刑；商出现乱政，制定汤刑；周出现乱政，制定九刑。这三种刑法的出现，都是在朝代末世，不得已而为之。子产担任丞相，制定刑法，还要镌刻在鼎上，以此治民，不是自讨苦吃吗？《诗经》讲：‘法律要参考文王的德政，安定四方。’还有，‘参考文王的德政，制定法律，万邦来归。’子产这样做，刑法将如何发挥作用？百姓知道争讼的界限，就会抛弃礼仪，求助于法律。一些细微小事，也会争个你死我活，到那时，监狱里关满了刑犯，贪污贿赂横行。在子产这一代，郑国要亡吗？”子产回答羊舌肸：“像你所说的，我才能不够，不能顾及下一代，我现在要做的，是解决当下的问题。”政治的轻率，从此开始。孔子为此而感伤：“用道德引导，用礼仪限制，百姓懂得耻辱，会自觉遵守法律，不再犯罪；用政令引导，用刑罚惩治，可以限制百姓犯罪，但不能让百姓懂得耻辱。”“礼乐教化不兴，判刑难以准确；判刑不准确，民众会手足无措。”鲁国孟孙氏让阳肤担任监狱官，向孔子的弟子曾子请教，曾子说：“上失其道，民众离心离德很久了。如果审案清楚，不必欢喜，只有哀怜受到惩治的人。”

战国时，王道衰微，韩国任命申不害为丞相，秦国重用商秧，制定连坐法，此后有了灭三族的酷刑，增加肉刑及处死的刑罚，如凿开犯人的颅骨、抽出犯人的胁骨、把犯人放在鼎镬里煮，可谓花样繁多。

始皇即位，兼并六国，天下归秦。始皇废弃先王制定的礼仪，撤销礼义教化官员，强调刑罚，亲自处理案牍，白天处理刑案，晚上处理公文，规定一天的工作量，案件和公文加在一起，重达一石。但是仍不能免除奸邪横行，犯罪的人道路相望，监狱遍布全国，百姓愁怨，终于起来造反。

秦末，义军攻入武关，高祖进入关中，与秦地百姓约法三章，高祖说：“杀人者死，伤人及偷盗，按照罪行大小，给予惩罚。”取消烦琐苛刻的秦法，秦地百姓欢欣喜悦。再后来，由于天下还未安定，战争还未结束，三章法规不足以惩治犯罪，相国萧何挑选适用的秦国法律，结合实际，制定九章法律（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户律、兴律、厩律等九章）。

在惠帝、吕后执政时，百姓刚走出战争的泥沼，人们关心的是抚育幼小，赡养老人。萧何、曹参先后担任相国，以清净无为治理天下，让百姓自由选择生活，不加以干涉，国家经济逐步恢复，很少使用刑罚。

孝文帝即位，文帝继续奉行清净无为的政策，劝导百姓重视农业，栽桑养蚕，减少税赋。在职将相都是当年跟随高祖打天下的功臣，不重形式，讲究实际，厌恶秦国的恶政。朝廷制定的政策，以宽厚为务，痛恨在背后议论他人，形成风气，诬告的案件少了很多。官员恪尽职守，百姓安居乐业，国家财富，日积月累，不断增多，人口繁衍，人口数迅速增加。民风淳朴，法网疏阔。文帝拜张释之为廷尉，决狱断案，疑案从宽、从无，刑事案件大为减少，每年的判案数量仅有四百件，全国案件如此稀少，有刑狱搁置不用的美誉。(www.xing528.com)

文帝十三年，齐国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应处以肉刑，诏狱将淳于意押解至长安。淳于意没有男孩儿，有五个女儿，在被捕时，淳于意骂女儿：“生孩子没有生下男孩儿，遇到情况紧急，一点用都没有！”小女儿缇萦（tí yíng）非常难过，跟随父亲，一路哭着走到长安，向文帝上书：“我父亲是政府官吏，齐国人都说他为官清廉，因为触犯朝廷法律，要处以肉刑。我很难过，人死不能复生，肉刑后不能恢复肢体，就是愿意改过自新，也不能弥补身体的损失。我愿意没入官府为奴婢，为父亲赎罪，让父亲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上书呈上天子，文帝读罢，很感动，遂诏令：“制诏书予御史中丞：‘人们常说，在舜帝时，在罪人的衣服上画上图案，就是惩罚，百姓因此而不敢犯罪，治理百姓竟有如此好的效果！现在仅肉刑就有三种，犯罪仍然得不到制止，原因在哪里？是朕的德能不够，教化还没有普及！我为此而惭愧。教化引导不到位，才使得百姓陷入法网。《诗经》讲：‘恺悌君子，民之父母。’百姓有罪，不进行教育，就予以惩罚，他们欲弃恶从善，身体却已经受到损伤，朕对此很同情。肉刑要切断人的肢体，在肌肤上刻字，终身不能去除，这样的刑罚，给人带来的痛苦太大，缺乏道德！国君还怎么为民父母？废除肉刑，用别的方法代替；按照罪人犯罪轻重，只要不逃跑，到一定时间就可以免除惩罚。以此为令。”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上奏：“以肉刑制止犯罪，由来已久。陛下颁发明诏，同情犯罪的百姓，一旦受刑，终身受误，那些想改过自新的罪人，也失去补过的机会，可谓盛德，臣等没有想到这些。在此，臣向陛下建议，制定新的法律：应该判为耐刑者，男子改为城旦，女子改为舂刑；应该判为黥刑者，男子改为髡发、戴刑具服城旦刑，女子改为舂刑；应该判为劓刑者，改为笞打三百下；应该判为斩左脚者，改为笞打五百下；应该判为斩右脚，以及杀人自首者，官吏受贿枉法者，监守政府财物自盗者，罪犯重新获罪者，一律斩首示众。案件判决完毕，耐罪改为男子城旦，女子改为舂刑者，满三年，男子改为采薪，女子改为择米。鬼薪（男子采薪）、白粲（女子择米）满一年者，改为没入官府为奴婢。奴婢做满一年，可赦免为庶人。奴婢需要服两年刑，改为到边郡服役。服役满一年，或相当于服刑满二年，一律赦免为庶人。有中途逃跑及重新犯耐罪以上罪行者，不适用此法律。以前判决城旦、舂刑的罪犯，没有被监禁者，服完城旦、舂刑，予以免罪。臣冒死奏请批准。”文帝制诏书：“照此办理。”从此以后，对外有了减轻刑罚的好名声，但施行起来，却带来新的问题。斩右脚的改为死刑，斩左脚的笞打五百下，判决劓刑的犯人，打到三百下，就已经打死了。

景帝元年，景帝又下诏：“增加笞打次数与重罪无异，即使不死，也会被打成残废。重新制定法律：笞打五百下，改为三百，笞打三百下，改为二百。”但仍然不能保全性命。到了景帝中元六年，景帝又下诏：“增加笞打次数，有的一直打到死，还没有打完，朕对此很同情。减少数量，该打三百的打二百，该打二百的打一百。”又说：“笞打，也是为了教育，制定笞刑的《捶令》。”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奏请：“打人的刑具，长五尺，手持一端，宽一寸，用竹子制造，末端厚半寸，把竹节铲平。用竹板打屁股，中途不能换人，惩罚一个犯人结束，才能换人。”这以后，接受笞刑的犯人得以存活，可是，酷吏在实施刑罚时，滥施淫威，死刑判得太重，生刑又显得太轻，百姓很容易触犯法律。

武帝即位，热衷于开疆拓土，又喜欢奢侈淫靡的生活，横征暴敛，百姓生活困苦，穷苦的百姓触犯法律，酷吏滥施刑罚，但仍然不能制止犯罪。于是，武帝任命张汤、赵禹等酷吏，将法律条文细化，诸如知法犯法，知情不报，监管不力，负责官员也要负连带责任，对判案的官员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对应处罚的犯人提前释放，都要处以重刑。在此之后，酷吏玩弄法律条文，以案例作为判案依据，疑案重判的事例，层出不穷，法网织得严密。细化的法令达到三百五十九章，判处死罪的法令有四百零九条，具体案例，可以作为参照者有一千八百八十二件事情，死罪按照已判案例为依据，进行对比，就可以判案，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件事情。法律文书，装满了几栋房屋，就连熟悉判案的官员，也不能逐一了解。以至于负责判案的郡国官员无所适从，常出现同罪却判罚有别的情况。贪渎官吏从中营私舞弊，欲让罪犯活命，参照可活的案例；欲判罪犯死刑，参照死罪的案例。受到处罚的犯人，没有不鸣冤叫屈的。

宣帝即位前，在民间生活很久，即位后，廷尉史路温舒上疏，谈到秦政的十个弊端，其中一项依然存在，就是负责判案的官吏滥施酷刑。详情记载在《路温舒传》。宣帝深有同感，于是下诏：“一向以来，官吏负责判案，随意解释法律，这是朕德能不够的地方。对案件判决不公，将会使有罪者继续产生邪念，无辜者遭受冤屈，家庭蒙羞，亲人怨愤，朕甚为同情。安排朝廷官员，协助郡国官吏审理案件，新设置的官员职务轻，俸禄薄，官名叫‘廷平’，俸禄为六百石，定员四人。他们的职责，就是负责平反冤案，不要辜负朕的期望。”宣帝选择于定国担任廷尉，任命以明察宽恕著称的官员黄霸等担任“廷平”。每年秋季，郡国疑难案件上报到朝廷重审，宣帝在宣室殿静心处理政务，将各种疑难案件汇总，亲自过问，从此后，冤案的件数大为减少。在当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圣王设置谏臣，不是用以摆设，歌功颂德，而是为了防止错误；制定法律，明确处罚标准，不是为了治罪而治罪，而是为了防止国家发生祸乱。明主只要重视，即使没有设置‘廷平’，监狱判案也会公正；为了保证后世办案公平，不如裁定删减现行法律条文，一旦确定，百姓知道如何遵守法律，贪渎官员就不敢再肆意枉法弄权。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设置‘廷平’，这是弃本求末，一旦人亡政息，负责的官员也会懈怠。到那时，‘廷平’同样会枉法弄权，反而会成为祸乱的元凶。”宣帝还未来得及处理此事就驾崩了。

元帝即位，颁发诏书：“制定法令，是为了抑暴扶弱，让民众知道，法律不能触犯，知道哪些能做，哪些需要规避。现在，已有的法律条文，繁多不易掌握，即使法律专家也难以通晓，更何况平民百姓，无意犯法，不能自省，这难道是制定法律的初衷！重新议定法律条文，把应该取消或删减的，逐条上奏，一定要做到让百姓方便认知。”

到了成帝河平年间，成帝再次下诏：“《尚书·甫刑》讲：‘五种刑罚，三千律条，判处死刑的有二百个罪行。’现在判处死刑的罪案有一千多条，法律条文过繁过滥，达一百万言，再加上案例，更是繁多，具体判案官员也难以适从，要让百姓通晓法律，岂不是难上加难！以这样的法律对待平民百姓，让无辜者陷入法网，令人悲哀！诏令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员，博士及熟悉法律条文的官吏，讨论减少死刑及可以取消的法律，让法律条文变得明晰易懂，逐条上奏。《尚书》说：‘判刑一定要慎重！’要悉心核查，参照古时的法律精神，朕要认真审阅。”“有些官员不具备周代仲山父那样的明察，不能及时宣扬朝廷的圣德，没有明确的制度约束，制定可供执行的法律，只会寻章摘句，在细微处着眼，以敷衍塞责。诏命得不到执行，延宕至今。有些官员议论，说法律条文难以更改。这是庸人不识时务，固步自封，不能与时俱进，贤圣的君王最讨厌这些。”成帝又列举汉建国以来制定的法律，既符合古制，又便于操作的具体事例。

汉初制定约法三章，法网疏阔，大的罪犯逃脱，但是在判决死刑罪犯时，仍有诛杀三族的法令：“应当诛杀三族的罪犯，首先施以黥刑、劓刑，斩去左右脚，用竹板打死，斩去头颅，悬首示众，而后在闹市将身体斩成肉酱。犯诽谤詈骂、诅咒皇帝罪者，要先割去舌头。”这是用五种刑罚处死犯人。当年，彭越、韩信等罪犯就是这样被处死的。吕后执政元年，撤销三族罪，撤销诽谤妖言令。孝文帝二年，又制诏书予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文帝说：“制定法律，是为了治理国家，走上正确的道路，制止暴虐，保护百姓。现在犯法者受到惩罚，无辜的父母妻子，以及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也会受到株连，朕以为，这样做不妥。讨论解决方法。”左右丞相周勃、陈平讨论后，上奏：“父母妻子、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受到株连，是为了让天下人为此而感到恐惧，不敢再轻易触犯法律。将罪犯家属没入官府为奴婢，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臣等讨论，愚以为，仍应该按照原来的法律执行。”文帝回复：“朕听说，法律公正，百姓自然会诚实守法，判案公道，百姓自然会心悦诚服。治国理政，应该引导百姓向善，朝廷官吏；不能引导百姓向善，还要以严刑峻法惩治他们，这是用法律残害人民，助暴为虐。朕没有看出它有什么好处，再讨论。”陈平、周勃再次上奏：“陛下愿意施恩惠予天下百姓，让有罪者免于刑拘，无罪的家属不受株连，恩德深厚，臣等想不到这些。臣等奉诏，撤销刑拘令和连坐法。”再以后，新垣平犯下谋逆罪，又遭到灭三族的刑罚。由此看来，风俗容易改变，但是性相近，习相远。以孝文帝的仁慈，陈平、周勃的智慧，还强调用刑慎重，仍然不能免除酷刑，更何况庸夫俗子，迎合世俗，随波逐流者？

《周礼》记载，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五听即五种断案的方法：一曰辞听，观其讼辞，是否理直。二曰色听，察言观色，是否正常。三曰气听，观察气息，是否平和。四曰耳听，观察聆听，是否准确。五曰目听，观察眼神，是否安然。八议：一曰议亲，君主的亲属犯罪，可以商议并减免处罚。二曰议故，君主的故旧犯罪，可以商议并减免处罚。三曰议贤，有贤德的人犯罪，可以商议并减免处罚。四曰议能，有本领、技艺的人犯罪，可以商议并减免处罚。五曰议功，有功劳的人犯罪，可以商议并减免处罚。六曰议贵，有高爵位的人犯罪，可以商议并减免处罚。七曰议勤，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犯罪，可以商议并减免处罚。八曰议宾，君主的宾客犯罪，可以商议并减免处罚。还有三刺（询问）：一曰征询群臣，二曰征询群吏，三曰征询百姓。三宥（宽恕）：一曰不知法而犯罪，二曰无意中犯罪，三曰忘记法令条文而犯罪。三赦：一曰年幼，七岁以下的孩子犯罪。二曰老耄，八十岁以上的老人犯罪。三曰愚蠢，痴呆的傻子犯罪。凡是有罪而被囚禁的犯人，“重罪犯人，戴上梏（gù，古代拘束犯人两手的刑具）、拲（gǒng，古代把犯人双手铐在一起的刑具）、桎（古代拘束犯人两脚的刑具）三种刑具，中罪犯人，戴上梏、桎两种刑具，轻罪犯人只戴梏刑具；是君主宗亲的犯人只戴拲刑具，有爵位的犯人只戴桎刑具，等待审判。”高祖七年，高祖制诏书予御史中丞：“判案有怀疑的地方，官吏不能决断，致使有罪者长时间不能结案，无罪者长久关押。从今以后，县、道官员判决疑案，不能决断，上交二千石郡府官员，二千石郡府官员决断后，批复下级官吏处理。如果还不能决断，一律移交廷尉署，由廷尉决断，再批复给二千石郡府官员。廷尉不能决断的，将案件上奏皇帝，附带可参照的法律条文。”皇上有这样的恩典，下层官吏却不能及时传达，到了孝景帝中元五年，景帝又下诏：“各地的疑案，按照法律条文，已经确定有罪，但犯人仍然不服者，可以重审。”此后，判案的官吏刻意规避皇帝的诏命，逞其所能，随意判案。到了景帝后元元年，景帝再次下诏：“监狱判案，是国家大事。人有智愚，官有高低。疑案不能决断，可以重审，有疑案需要重审，报重审后，发觉原审结论不当者，送审官员不以失职罪论处。”从此后，审狱判案，官员才认真对待，这样做，符合五听三宥的本意。景帝后元三年，景帝再次下诏：“年迈老人，应该受到人们尊重；鳏寡孤独者，应该受到人们同情。制定法令：年龄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八岁以下儿童，怀孕、哺乳妇女，盲人乐师、侏儒，需要收押，可以不戴刑具。”到了孝宣帝元康四年，宣帝又下诏：“朕考虑，年老体衰的耄耋老人，发齿坠落，血气衰微，不会再有暴戾行为，因触犯法律收押在监狱，使其不能在家中终其天年，朕甚为同情。从今以后，凡年龄在八十岁，不是由于诬告，杀害人命，其他犯罪，不再追究。”到了成帝鸿嘉元年，成帝又颁发诏令：“年龄不满七岁，斗殴杀人或致人死命者，需要偿命，要上报廷尉署审理，可以减免死罪。”这些措施，均符合三赦，照顾到年幼、耄耋老人。这些法令的制定，符合上古时教化民众的德政。

孔子说：“以仁政治理天下，需要三十年，才能收到仁治的效果；以善政治理国家，需要一百年，才能让人忘记残暴，不妄行杀戮。”圣王继承衰亡国家，拨乱反正，须向百姓推行道德教化；让百姓脱离杀戮的戾气，经过三十年，仁的效果才能显现；至于善政，没有达到仁政的境界，需要一百年，才能让百姓摆脱残暴、杀戮的戾气。这是治国理政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汉正处于盛世，已经过去二百余年，考察从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到平帝，六代帝王，断狱判处死刑的犯人，每年有千分之一，耐罪以上，需要斩右脚的犯人，三倍多一点。古人常说：“满堂人饮酒，有一人向隅哀泣，满座人为之不欢。”帝王对于天下，就好像一堂之主，如果有一人遭遇不公平，内心就会凄怆难过。现在，郡国受刑而死的人每年有上万，天下的监狱有两千多座，这其中受冤而死的人会有多少？监狱人满为患，这就是社会为什么还达不到和谐的原因。

监狱里关押这么多犯人，这是礼仪教化还未发挥作用，法律条文不明晰，百姓贫困，地方豪杰乘机牟利，丑恶的行为得不到制止，刑诉案件不公平，导致的结果。《尚书》讲：“伯夷制定礼法，引导百姓懂得礼仪，而后才使用刑罚。”意思是说：用礼仪教化，代替滥施刑罚，就好像筑堤，是为了防止河水泛滥。现在，堤防已经破败，礼制还未完善；死刑过滥，生刑又容易触犯；百姓饥寒交迫，贫苦不堪；地方豪杰贪得无厌，欲壑难填，这就是罪案越惩治越多的原因。孔子说：“古代执法者，以减少犯罪为务，这是治国理政的根本；现在执法者，不放过一个罪犯，这是治国理政的末端。”孔子又说：“今天断狱审案的人，只想着怎样杀掉一个犯人；古代断狱审案的人，只想着怎样留给犯人一条生路。”与其杀掉一个无辜者，不如放掉一个有疑问的罪人。如今，官员攀比，以苛刻为务，以重判为明，对于轻判，则被认为无能。民间有一句俗话：“卖棺材者盼望连年瘟疫。”这并非商人憎恨人，想要人死得多一点儿，实在是受到利益驱动，才使得他们有如此狠毒的想法。官吏执法判案，让无辜者遭受牢狱之灾，也同样如此。正因为有这五种弊端，才使得监狱里的犯人越来越多。

建武、永平以来，民众脱离战乱，都有安居乐业的想法，与高祖、惠帝年间一样。治国理政，重点放在抑制豪强、扶助贫弱上面，朝廷没有跋扈的大臣，县邑没有不法的豪绅。按照人口统计，判决的罪案应该少于成帝、哀帝年间十分之八，这才是政治清明。然而还不能与古时的仁政相比，因为还有很多弊端没有消除，刑罚的目的还未实现。

说得真好！看荀况对于刑罚的论述：“有些人认为，在古时，治国的君王无须动用肉刑，只有象征性的刑罚，比如黥刑，让罪人穿上草鞋，或不缝边的赭衣，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古时以这样的方式治理，人们就不会触犯法律，那么不但没有肉刑，就连象征性的刑罚也不应该有。人们犯罪，以轻刑处罚，就可以看到效果，杀人者不用偿命，伤人者不会受到严惩，再大的罪也是重刑轻判，那么，民众将会无所畏惧，这岂不是要天下大乱？制定刑罚的目的，就是要惩治罪恶，以儆效尤。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鼓励残暴，放纵恶行。象征性的刑罚，不是产生于天下大治，只能产生于乱世。凡是封赏爵位，设定官职，赏赐、刑罚、庆贺，都要按照不同情况，因时制宜。一旦处理不当，就会成为动乱的祸源。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都会造成不祥的后果。讨伐叛逆，除暴安良，以体现治国的威严。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任何时代、任何统治者都会采取的措施，没有人知道它的由来。天下大治时，只会采用重刑，在乱世时，才会采用轻刑。天下大治，触犯刑律，要加重处罚，在乱世时触犯刑律，罪人侥幸得以轻判。《尚书》讲：‘刑罚因时而异，或轻或重。’就是这个道理。”所谓“象刑唯明”，按照天地四季运行的道理，制定轻重缓急的刑罚，怎么可能仅穿上草鞋、不缝边的赭衣，就能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荀况对于刑罚有自己的观点，通过对世俗的观察，他认为：禹在尧舜之后，自以为德能不够，制定肉刑，商汤、周武顺应时代要求，采取进一步措施，他们认为，所处的时代，风俗已经远不如尧舜时淳朴。汉建国，继承周的衰世及暴秦的恶政，流弊极深，比起三代的民风，更加难以治理，仅采用尧舜时的轻刑，就好像用普通缰绳，欲套住桀骜不驯的野马，难以挽救时弊。废除肉刑，本意是为了保全性命，现在则是，在髡钳上面，就是死刑。以死刑治理百姓，失去施惠于民的本意，每年判处死刑的人数达万人以上，这反而是用重刑虐民。至于普通盗贼，因为激愤伤人，男女通奸，官吏贪赃等，仅以髡钳惩罚，又显得不够。每年这类受到惩罚的罪犯，有十万人以上，犯罪的百姓不惧法律，也就不会因为受刑而感到耻辱，这是惩罚过轻导致的结果。判断能吏的标准，看是否能杀人树威，能杀的就是胜任，轻判就是不懂得治理，这种违背法制的例子太多了，造成法网虽密，犯罪难禁，刑罚虽多，百姓不惧。三十年倏忽而过，仁政的目的仍未达到，一百年过去，逞凶赌狠的戾气仍未能消除，这只能解释缺少礼乐熏陶，刑罚使用不当。要认真思考刑罚的目的是什么。删改、修订已有法律，确定二百章适应死刑的判决。其余罪行，按照等次，在古代应该活命，在今天就是死罪，其实也可以让罪犯交一定赎金，再加上肉刑。至于伤人和偷盗，官吏贪赃枉法，男女通奸，可以按照古代的刑罚惩治，确定三千章法律。那些以苛刻为务，巧饰文辞、过于烦琐的法律，一律废除。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畏惧刑罚、规避禁令，官吏也不再以是否能杀人，确定是否称职。执行法律统一，判刑轻重适当，百姓的性命才能保全。天人和谐，参考古人的智慧，引导百姓向善，努力塑造和谐的风气。像成、康年间刑罚不用的盛世，未必能实现，孝文帝减轻刑罚，监狱空置，通过努力还是可以做到。《诗经》讲：“顺应民心，天予以厚赏。”《尚书》讲：“立功立事，国运长久。”考虑民众的利益，功成事立，得到上天厚报，国祚长久，正所谓“一人有庆，万民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