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园林：中外园林史中的独特景观

西汉初年，朝廷崇尚节俭，私人营园的并不多见。汉武帝以后，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广置田产，拥有大量奴婢，过着奢侈的生活。关于私家园林的情况就屡见于文献记载，所谓“宅”“第”，即包含园林在内，也有直接称为“园”“园池”的。其中尤以建在城市及近郊的居多，《汉书田蚡列传》记述了汉武帝时的宰相田蚡“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此外，大官僚灌夫、霍光、董贤以及贵戚王氏五侯的宅第园池，都是规模宏大、楼观壮丽的。

到西汉后期，更趋奢华，汉成帝在一份诏书中曾提到这种情况。西汉地主小农经济发达，政府虽然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人规定了种种限制，但由于商品经济在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供应皇室、贵族、官僚的生活享受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由经商而致富的人不少。大地主、大商人成了地方上的豪富，民间营园已不限于贵族、官僚。豪富也有造园的，而且规模也很大。

《西京杂记》记述了汉武帝时茂陵富人袁广汉所筑私园的情况：“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兽怪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其中致江鸥海鸥，孕雏产縠，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广汉后有罪诛，没入为官园，鸟兽草木，皆移植上林苑中。”

从上文的描写来看，这座园林的规模是相当大的。人工开凿的水体“激流水注其内”，池中“激水为波涛”，“积沙为洲屿”，足见水池面积辽阔。人工堆筑的土石假山延绵数里、高十余丈，其体量可谓巨矣。园内豢养着众多的奇禽怪兽，种植大量的树木花草，还有“徘徊连属，重图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的建筑物。可以设想，其相当于皇家园林的规模。

到东汉时，私家园林见于文献记载的已经比较多了，除了建在城市及其近郊的宅、第、园池之外，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郊野的一些庄园也掺入了一定分量的园林化的经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朴素的园林特征。在一些传世和出土的东汉画像石、画像砖和明器上面，就有园林形象的具体再现。东汉初期，经济有待复苏，社会尚能保持节俭的风尚。中期以后，吏治腐败，外戚、宦官操纵政权，贵族、官僚敛聚财富，追求奢侈的生活。他们都竞相营建宅第、园池，往往“连里竞街，雕修缮饰，穷极巧技”。到后期的桓、灵两朝，此风更盛。

梁冀为东汉开国元勋梁统的后人，汉顺帝时官拜大将军，历事顺、冲、质、桓四朝，汉桓帝又赐以定陶、咸阳、襄县、乘氏四县为其食邑。梁冀高官厚禄，家世显赫，他当政的二十余年间先后在洛阳城内外及附近的千里的范围内，大量修建园、宅供其享用。一人拥有园林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均为前所未见。《梁统列传》所记述的梁冀的两处私园——园圃和菟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贵戚、官僚的营园情况。

园圃“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具备浓郁的自然风景的意味。园林中构筑假山的方式，尤其值得注意，它摹仿崤山形象，是为真山的缩移摹写。崤山位于河南省与陕西省交界处，东、西二崤相距约15 千米，山势险峻，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隘口，园内假山即以“十里九坂”的延绵气势来表现二崤之险峻恢宏，假山上的深林绝涧亦为了突出其险势，足见园内的山水造景是以具体的某处大自然风景作为蓝本，已不同于皇家园林的虚幻的神仙境界了。梁冀园林假山的这种构筑方式，可能是中国古典园林中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例子。

建在洛阳西郊的菟园“经亘数十里”，园内建筑物不少，尤以高楼居多而且营造规模相当大。东汉私家园林内建高楼的情况比较普遍，当时的画像石、画像砖都有具体的形象表现。这与秦汉盛行的“仙人好楼居”的神仙思想有着直接关系，另外也是出于造景、成景方面的考虑。楼阁的高耸形象可以丰富园林总体的轮廓线，成为同景的重要点缀，楼阁所特有的“借景”的功能，人们似乎已经认识到了。

传世和出土的东汉画像石、画像砖，其中有许多是刻画住宅、宅园、庭院形象的，都很细致、具体，可以和文字记载互相印证，表现了一座完整的住宅建筑群，呈两路跨院，左边的跨院有两进院落，前院为大门和过厅，其后为正厅所在的正院，庭院中畜养着供观赏的禽鸟。右边的跨院亦有两进院落，前院为厨房，其后的一个较大的院落即是宅园，园的东南隅建有类似“阙”的高楼一幢。四川出土的东汉庭园画像砖（见图2-6）。

东汉园林理水技艺发达，私家园林中的水景较多，往往把建筑与理水相结合而因水成景。山东省微山县两城针出土的东汉画像石（见图2-7）表现的便是一幢临水的水榭，整幢建筑物用悬臂梁承托悬挑，使之由岸边突出于水面，以便于观赏水中游鱼嬉戏之景。山东诸城出土的一方画像石描绘一座华丽邸宅，其第二进院落中有长条状的水池，池岸曲折自然，类似于梁冀邸宅庭院内的“飞梁石蹬，陵跨水道”的开凿水体的点缀。

东汉初年，豪强群起，奴役贫苦，农民充当徒附，强迫精壮充当部曲，形成各地的大小割据势力。他们逐渐瓦解了西汉以来的地主小农经济，促成了农民依附于庄园主的庄园经济的长足发展。庄园远离城市，进行着封闭性的农业经营和手工业生产，相当于一个个在庄园主统治下的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庄园主除豪强之外，还有一些出身世家大族。例如光武帝的舅父樊宏，有大量庄田和奴仆，经营农工商业，而又出身高贵、位居要津，在地方上有很高的威望。像这样的世家大族庄园主，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的前身。

政府的各级官僚也通过种种方式兼并土地而拥有自己的庄园。东汉中期以后，帝王荒淫，吏治腐败，外戚宦官专政，许多文人出身的官僚由于不满现状、逃避政治斗争所带来的灾祸和迫害，纷纷辞官回到自己的庄园隐居起来，一些世家大族的文人也有终生不愿为官而甘心于庄园内过隐居生活。因此，在社会上便出现了一大批“隐士”。(www.xing528.com)

隐士自古有之，即避世隐逸的士人，亦称高士、逸士。他们的抱负不见重于统治者，或者不愿意取媚于流俗，更不愿同流合污，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社会理想和人格价值，乃避开现实社会，跑到山林里长期隐居起来，传说中的许由、巢父、伯夷、叔齐就是这样的人物。

图2-6　四川出土的东汉庭园画像砖

图2-7　山东省微山县两城针出土的东汉画像石

到了西汉时期，大一统的皇帝集权政治空前巩固，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士人若欲建功立业，必须依附于皇帝这唯一的最高统治者并接受其行为规范和思想意识的控制，否则就只能选择做隐士一族，方可以保持一些自己的独立的社会理想和人格价值。因此，隐士除了极少数通过各种机敏方式得以隐于朝廷即所谓“朝隐”者外，其余的大抵都遁迹山林，逃避到荒无人烟的深山野林中去。蓬门荜户，岩居野处，过着十分清苦而危险的生活，并非平常人所能忍受，所以隐士的人数虽较之春秋战国时期有所增加，但毕竟还是不多的。

到了东汉时期，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庄园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许多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开皇帝的集权政治，得以成为比较理想的隐避之所。这时的隐士，不论是致仕退隐者，或终生不仕之隐者，绝大多数已不必要遁迹山林了，取而代之的是“归田园居”，即到各自的庄园中去做那悠哉游哉的安逸的庄园主——隐士庄园主。他们的物质生活虽不如在朝居官的锦衣玉食，却也能保证一定的水准。精神生活则能远离政坛是非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回归田园的大自然怀抱，充分享受诗书酒琴和园林之乐趣。所以，隐士的人数逐渐增多。他们的言行影响及于意识形态，“隐逸思想”便在文人士大夫的圈子里逐渐滋长起来了。

隐士庄园主多半为文人出身，他们熟习儒家经典而思想上更倾向于老庄，又深受传统的天人谐和哲理的浸润，因而很重视居住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尤为关注后者的审美价值。他们经营的庄园，往往有意识地去开发内部的自然生态之美，延纳、收摄外部的山水风景之美。开发、延纳又往往因势利导地借助于简单的园林手段，这便在经营上羼入了一定分量的园林因素，赋予了一定程度的朴素的园林特征，从而形成园林化的庄园。

这样的园林化庄园既是生产、生活的组织形式，又可以视为私家园林的一个新兴类别， “别墅园”的雏形——坞。它们远离城市的喧嚣，为庄园主创设了淡泊宁静的精神生活条件，同时又不失其有奴仆供养的一定水准的物质生活。更难能可贵的是，它们有意识地把人工建设与大自然风景相融糅而创为“天人谐和”的人居环境。这种极富自然清纯格调之美的环境，正是士人们所向往的隐逸生活的载体，当然，也可以视为流行于东汉文人士大夫圈子里面的隐逸思想的物化形态。

庄园既是物质财富，又是精神家园。隐逸不仅与山林结缘，而且也开始与园林发生了直接关系。园林化的庄园在东汉时期尚处于萌芽状态，到了下一个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才得以长足发展。相应地，隐逸思想亦随之而丰富其内涵，更深刻地渗透后世的私家园林创作活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