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园林史:三个重要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

除了社会因素之外，影响园林向着风景式方向发展的，就不能不提到三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天人合一思想、君子比德思想和神仙思想。

1.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的命题由宋儒提出，但相关哲学思想早在西周时便已出现了。它原本是古代人的政治伦理主张的表述，即《易经·乾卦》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儒家的孟子再加以发展，将天道与人性合而为一，寓天德于人心，把封建社会制度的纲常伦纪外化为天的法则。秦、汉时，以《易经》为标志的早期阴阳理论与当时的五行学派相结合，天人合一又衍生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象和自然界的变异能够预示社会人事的变异，反之，社会人事变异也可以影响天象和自然界的变异，两者之间存在着互相感应的关系。

天人合一的思想源于上古的原始农业经济，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自然观，即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这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它包含着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人是天地生成的，人的生活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第二层意义，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类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因此，人生的理想和社会的运作应该做到人与大自然的协调，保持两者之间的亲和关系，天人合一的思想便又有所发展而衍生出“天人谐和”的思想。这就是说，既要利用大自然的各种资源使其造福于人类，又要尊重大自然、保护大自然及其生态，即《易经·大传》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天人谐和的思想影响于人们对山林川泽的认识，于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之中，羼入了人的某些属性，体现着人对大自然的一定程度的精神改造。相应地，大自然的气质也对人性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渗透进人们的心胸，而且在那里积淀下来，形成民族心理、习尚，成为性格赋乃至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又赋予人们以朴素的环境意识——保护山林川泽的生态环境。据《周礼》记载，周代对生态环境的管理已形成制度化，并设专职保护山林川泽。先秦儒家学说中已有维护大自然生态平衡、保护植被和动物的简单的片段主张，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行为规范。

正是由于天人谐和的哲理的主导和环境意识的影响，园林作为人所创造的“第二自然”，更加明确了发展方向。两晋、南北朝以后，通过人的创造性劳动更多地将人文的审美融入到大自然的山水景观之中，形成中国风景式园林“本于自然、高于自然”“建筑与自然相融糅”等基本特点，贯穿于此后园林发展的始终。

2.君子比德思想

它源于先秦儒家，是从功利、伦理的角度来认识大自然。在儒家看来，大自然山林川泽之所以会引起人们的美感，在于它们的形象能够表现出与人的高尚品德相类似的特征，从而将大自然的某些外在形态、属性与人的内在品德联系起来。孔子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以水的清澈象征人的明智，水的流动表现智者的探索，而山的稳重与仁者的敦厚相似，山中蕴藏万物可施惠于人，体现出仁者的品质。(www.xing528.com)

把泽及万民的理想的君子德行赋予大自然而形成山水的风格，这种“人化自然”的哲理必然会导致人们对山水的尊重。中国自古以来就把“高山流水”作为品德高洁的象征，“山水”成了自然风景的代称。园林从一开始便重视筑山和理水，这就决定了中国园林发展之必然遵循风景式的方向。

3.神仙思想

它产生于周末，盛行于秦、汉。战国时期，燕、齐一带出现方士鼓吹的神仙方术，虚构出种种神仙境界，神仙飘忽于太空，栖息在高山上。神仙思想的产生，一是由于时代的苦闷感，战国时期正处在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大变动时期，人们对现实不满，于是祈求成为神仙而得到解脱。二是由于思想解放，旧制度、旧信仰解体，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也最能激发人们幻想的能力，人们借助于神仙这种浪漫主义的幻想方式来表达破旧立新的愿望。神仙思想乃是原始的神灵、山岳崇拜与道家的老、庄学说融糅混杂的产物。到秦、汉时，民间已广泛流传着许多有关神仙和神仙境界的传说，其中以东海仙山和昆仑山最为神奇，流传也最广，成为我国两大神话系统的渊源。

东海仙山相传在山东蓬莱市沿海一带，有岱屿、员峤、方丈（方壶）、瀛洲、蓬莱五座仙山，山上居住着许多神仙并有长生不死之药，后来，岱屿、员峤两座仙山飘去不知踪迹，只剩下方丈（方壶）、瀛洲、蓬莱三座仙山了。

昆仑山在今新疆境内，西接帕米尔高原，东面延伸到青海。据《山海经》《淮南子》《水经注》等描述，昆仑山可以通达天庭，人如果登临山顶便能长寿不死。山上居住着神仙，山顶为太帝之居，半山有黄帝在下界的行宫——悬圃。成书于汉代的《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巡游天下，曾登昆仑山顶的瑶池，会见神仙的首领西王母的情形。

东海仙山的神话内容比较丰富，因而对园林发展的影响也比较大。园林里面，由于神仙思想的主导而摹拟的神仙境界实际上就是山岳风景和海岛风景的再现，这种情况盛行于秦、汉时的皇家园林，对于园林向着风景式方向上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