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大学在中国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关键作用及特征分析

导学关系会不会因为在博士生教育环境中，受到来自招生、培养、评价、管理以及博士生自身因素的影响，让导学关系呈现出差异性特征，而最终影响导学关系和对科研活动的价值判断呢？就这个问题，本研究将就以下内容进行差异分析，包括博士生年龄差异、博士生性别差异、博士生导师性别差异、博士生导师年龄差异、博士生导师主持重大项目数量差异、“软”“硬”学科差异、学业背景差异、工作背景差异、科研背景差异、年级差异分析、招生性质差异分析、学位性质差异、博士生是否参加横向项目差异和博士生是否跨专业（学科）报考等共14个因素。

进行差异分析时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的方法进行分析，采用从全国范围内抽取的418个博士生样本进行研究，问卷采用基于国内外博士生、研究生学习和科研参与问卷和科研质量调查问卷、学习质量调查和研究生培养质量调查问卷及部分高校的研究生满意度调查问卷而开发的博士生科研投入问卷进行研究。问卷的信效度较高，可以用于分析博士生的导学关系的元素、结构和类型特征。采用的分析工具是社会科学常用的统计软件SPSS21。

出于研究便利性和有效性考虑，在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时，对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第一是对博士生年龄进行了重新分组。通过对本研究所涉及418个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博士生的年龄基本可以以30岁为标准，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大于30岁的博士生，另一类是小于或等于30岁的博士生。结合我国博士生教育中有一部分大龄博士生存在的实际。本研究拟将博士生分为大龄博士生和非大龄博士，目的在于考察年龄因素给博士生带来的影响。故将博士生以30岁为标准，将博士生分为了大龄博士和非大龄博士，前者大于30岁，后者小于或等于30岁。第二，对博士生导师进行了重新分组，将导师分为了年长导师组和非年长导师组，根据我国博士生教育实际，结合本研究的418个样本所呈现出来的数据特征，本研究以50岁为限，将博士生导师分为年长博士生导师和非年长博士生导师，考虑导师年龄因素给博士生带来的影响。第三，依据其主持重大项目数量，对博士生导师进行了分类，将博士生导师分为了大数量重大项目博导和小数量重大项目博导两个组进行差异分析。第四，将博士生所在的专业分为了“软”“硬”两个学科进行比较。“软”“硬”学科的分类主要参照英国知名学者托尼・比彻和保罗・特罗勒尔在其著作《学术部落及其领地》^[3]中对学科的划分方法。以工学理学为代表的学科属于“硬”学科，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代表的学科为“软”学科。第五，对博士生就读博士前攻读硕士学位的类型进行了分类，分类的依据是博士生所就读的学校是否是研究型大学，则博士生被分为了有研究型大学读硕背景和无研究型大学读硕背景两类博士生。国内学者把中国的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应用型大学、高等专科学校等六大类。并认为研究型大学在中国知识创新体系中有着关键性的作用，相应的高质量生源是其重要特征。故本研究把博士生的求学背景是否为研究型大学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第六，按博士生读博前的工作性质，分为了从事科教工作的博士生，从事非科教工作的博士生。就数据分布来看，在418名博士生中，有工作背景的博士生为246人，占被试博士生总量的58.9%，所以在进行差异分析结论时，需要考虑数据分布的因素。第七，对博士生的年级分布进行重新分类，按博士生是否是一年级学生的标准把博士生分为了是初入学博士生和非初入学博士生。第八，对博士生进行招生入学性质的分类，按博士生是否是普通招考模式入学，把博士生分为普通招生方式入学博士生和非普通招生方式入学博士生。

（一）婚姻状态差异分析

表5-6　婚姻状况差异分析结果

从表5-6中数据可以看出，已婚博士生和未婚博士生群体在各类型师生关系性质归属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数据表明，博士生的婚姻状态没对师生之间的信任度和影响度产生显著影响。

在对同一导师的两位博士生的访谈过程中，对于婚姻状态与导师关系特征之间所存在的在统计上的“非关联性”会有一些深层次理解。家庭因素之所以没有影响到导学关系在信任和影响两方面的特征，也与博士生与导师之间的这种特殊交流和接触方式存在关联。

接受访谈的其中一位博士生这样说，“我结婚两年了，丈夫刚从我们学校拿到博士学位，他明白要取得博士学位的艰辛，考虑要拿博士学位的话，生活节奏会比较快，所以暂时不要孩子。我不会花太多时间去考虑家庭中的一些琐事，倒是丈夫很体贴，会对我的读博生活问长问短，差不多每周都要从家里给我寄点东西什么的，我的读书状态差不多就是一个无牵无挂的自由状态。从时间上讲，我有充分的时间去做导师交代的学习任务和科研任务，对与导师交流不存在任何影响。”

另一位博士生这样理解她的婚姻状态和师生之间交往的关系，“我师姐结婚两年了，没有要孩子。我呢，目前还没有考虑结婚的事，跟男朋友商量，一拿到博士学位就结婚。要说结婚和没结婚对师生关系有影响的话，我认为多少还是有一点的。师姐是已经有家庭的人，与导师交流和相处都显得要成熟得多。每当节日或导师生日什么的，师姐总会首先提议我们能不能与导师一起吃吃饭，与导师聊聊科研和学习。我在这一方面就显得‘白痴’多了。当然，这一点不真正影响我们与导师交流。”

（二）性别差异分析

表5-7　性别差异分析结果

续表5-7

表5-7表明，男博士生和女博士生在“高信任-中影响型”（ht-mc）导学关系的性质归属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101，P=.002），表现为男博士生高于女博士生。男博士生和女博士生在其他类型导学关系的性质归属差异不显著，不具有统计意义。男博士生群体和女博士生群体在“高信任-中影响型”导学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差异，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它客观地反映了两个群体在导学关系在信任度和影响度方面的综合性评价，男博士生群体整体偏高。其次，它反映了两个博士生群体在对导学关系中的信任和影响方面的需求差异，男博士生群体和女博士生群体师生之间的互信方面的需求都较高，相对而言，女博士生群体可能认为师生在双方互信的现实状况方面还与自己的需要方面不完全匹配，师生之间还需要在这一方面做出更多努力。同样，在导师对博士生的影响方面，两个群体所遭遇的客观现实和两个群体的内在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理解的是，为什么两个群体在师生之间仅在中影响度方面存在差异。可能的原因是导师对博士生产生影响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导师对博士生产生影响的性质也具有复杂性。而在博士生教育过程中，导师对博士生的影响又包含了“导师对博士生的支持和指导”因素和“导师对博士生的监督、控制与合作”的因素。所以，博士生在对导师的影响打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也是复杂的，既是一种期待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排斥的倾向。

（三）年龄差异分析

表5-8　年龄差异分析结果

续表5-8

表5-8显示，大龄博士生和非大龄博士生在各类导学关系的归属上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无统计意义。大龄博士生群体和非大龄博士生在导学关系类型上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本质上反映了不同年龄段的博士生在导学关系的信任度和影响度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态度。就目前我国招生整体趋势进行观察，博士生招生对报考年龄基本没有做太严格限制。部分学科针对在职人员招收专业型博士生学位，要求报考博士必须有工作经验，使得这些招生单位对博士生的年龄更是放松，这样，一些大龄考生有机会报考博士，改变了博士生的年龄背景情况。此外，我国博士生招生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招生的形式是普通招生和其他多样招生方式并存的现象。招生单位所招收的博士生具有年龄增大的趋势。使得博士生的导学关系有别于硕士生和本科生的师生关系。对于博士生年龄与导学关系中的信任度和影响度之间的关系，接受访谈的博士生存在自己的看法。

“……我老师带了三个学生，我年龄最小，没有参加过工作。那两位是高校中的老师，年龄大一点，职称也高。我们跟导师单独交流的时候不多，很多时候都是一起讨论问题，从他们那可以学到很多，导师对我们的信任谈不上对谁多一点对谁少一点，但分配的工作还是稍微有一些差异，他们俩有社会经验，有工作经历，老师会把一些与外界打交道的事交给他们来办，他们会办得出奇的顺利。老师会让我干一些收集和处理资料的事情。我的这两位师兄师姐办事认真，效率很高，导师很喜欢。他们写论文的时候，导师也要给他们使劲地改，发文章发得很快，几乎没有遇见太大的困难，写毕业论文就更不要说了，老师是把毕业论文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改，一字一句地看，两位师兄师姐说，自己写的论文都不好意思交给老师，怕老师太累。与这两位师兄师姐相处，我发现自己成长得很快，成熟得很快。有时候都忘了我们之间有年龄差异……”

（四）发文数量差异分析

表5-9　发表文章数量差异分析结果

表5-9数据显示，大量发文章的博士生群体和未大量发文章的博士生群体在导学关系的归属上方面，在“中信任-低影响”（mtlc）型导学关系类型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具有统计意义（t=-2.430，P=0.019），表现为未大量发文章的高于大量发文章的博士生群体。表5-9数据显示，大量发表文章的博士生群体和未大量发表文章的博士生群体在其他类型的导学关系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具有统计意义。

两个群体在“中信任-低影响”导学关系上所表现出的显著性差异，尤其是未大量发表文章的博士生群体高于大量发表文章的博士生群体，反映出的是当师生之间相互信任水平一般，而导师对博士生的影响度又处于低水平的情况，博士生发表文章的情况在数量上会偏低，这种情况是博士生教育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信任欠缺，导师也没有太多时间来管学生，而博士生发表文章的情况较差的现象的折射。在导学关系的影响度和信任度以及博士生发表文章的情况的关联性的问题上，存在一些特殊的例子，这让问题变得复杂化了。

“……是的，我和导师的关系可以说是一般，在一年级二年级都很少跟导师接触，与其他同门的关系也有些紧张，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是为什么。我发的文章倒是不少，我不太喜欢与人合作发表文章。我倒不是觉得自己的能力特别强，不需要老师来指导。我是觉得，写文章这件事情，与老师交流过一两次，就差不多知道他的写作套路，写作要点。跟老师接触收益还是比较大的，但我还是要强调，我发文章跟导师是没有太大直接关系的……”

“……在南理工读书，我在提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的时候，导师是不同意我的方向的。他认为我的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前途，出不了什么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我坚持了自己的看法，没有和老师争论下去，我找了其他老师，从别的地方找了一些资料，研究的结果基本上还是满意。我发文章出成果的量还比较可以，和老师的关系都这个样子了，谈不上什么影响和信任的问题。要说影响是反面的，逼我向其他老师多请教。我所请教的老师跟我的导师差不多也是朋友关系，我走了“曲线救国”的道路。不管怎么说，发文章出成果还是离不开人家的指导和帮助的，有高手领路，会少好多周折。我自己觉得是缺少沟通技巧和沟通能力，没有能够与自己的老师沟通好，责任还在我这边。我的另一个同门做得比我要好得多，老师把啥事儿都交给他干，去年也让他出去了（出国）……”

（五）主持科研项目状况差异分析

表5-10　是否独立主持科研项目差异分析结果

续表5-10

表5-10数据显示，独立主持过多项科研项目的博士生群体和未独立主持过多项科研项目的博士生群体在“中信任-低影响”（mt-lc）型导学关系（t=-2.742，p=.006）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具有统计意义，表现为未独立主持过多项科研项目的博士生群体高于独立主持过多项科研项目的博士生群体。表5-10同样也显示，独立主持过多项科研项目的博士生群体和未独立主持过多项科研项目的博士生群体在“高信任-低影响”（ht-lc）型导学关系（t=-2.679，P=.008）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表现为未独立主持过多项科研项目的博士生群体高于独立主持过多项科研项目的博士生群体。两组数据反映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导学关系中的影响度因素与博士生独立主持科研项目的状况存在关联。当导师对博士生的影响水平处于较低值，而师生共信程度处于中高水平时，博士生独立主持科研项目的情况表现相对良好。

就难度而言，博士生独立主持科研项目的情况差异是比较大的，以学科差异为例，理工科类的博士生要独立主持科研项目，从事科研工作，对博士生在过去的积累和博士生的素质要求都比较高，相对来说，文科博士生独立主持科研的情况会多一些。结合本研究中不同学科主持科研的统计数据，可以印证这一说法。这样一来，博士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的信任因素和影响因素，较少有可能与博士生独立主持科研项目的情况产生某种联系。故，独立主持多项科研项目的博士生群体和未独立主持多项科研项目的博士生群体没有在基于信任度和影响度进行分类的导学关系类型上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六）学位性质差异分析

表5-11　专业型学位与学术型学位差异分析结果

表5-11中数据显示，专业型博士生群体和学术型博士生群体在“低信任-中影响”型（lt-mc）导学关系（t=1.990，p=0.47）存在显著性差异，具有统计意义。专业型博士生群体高于学术型博士生群体；专业型博士生群体和学术型博士生群体在“中信任-低影响”（mt-lc）型导学关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2.324，p=.021），具有统计意义。表现为学术型博士生群体高于专业型博士生群体。专业型博士生群体和学术型博士生群体在“高信任-低影响”（ht-lc）型导学关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2.600，p=.010），表现为学术型博士生群体高于专业型博士生群体。专业型博士生群体和学术型博士生群体在（ht-hc）型导学关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2.134、P=.033），表现为专业型博士生群体高于学术型博士生群体。专业型博士生群体和学术型博士生群体在“中信任-高影响”（mt-hc）型导学关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2.481，P=.014），具有统计意义，表现为专业型博士生群体高于学术型博士生群体。几组数据，共同反映出专业型博士生群体和学术型博士生群体在导学关系中所存在的信任和影响的问题。那就是专业型博士生导学关系中的师生共信水平偏低，影响水平偏低。

从接受访谈的博士那里获取的资料部分反映了专业型博士生因为工作原因，在科研学习方面能够投入的时间较少，师生之间的交流时间过短，交流频次不够，而导致导师对博士生不满的情况。博士生L向研究者描述了这方面的经历，导师差不多每学期结束，或者是在一年的年终，总会在师生的微信群或qq群里“发飙”，表示对这类情况的不满和担忧：

……尽管为照顾在职博士生的特殊情况，团队活动时间已经从工作日调整到休息日、已经从提前一周发布团队活动通知到提前数周发布通知，而本学期的通知则是在一开学就公布给大家了。即使是这样，仍有部分同学经常以各种理由请假，有的同学几乎不参加团队活动，特别是一些高年级的博士生，本应该成为师弟师妹们的好榜样，并带动低年级的同学们一起学习、研究和交流。但遗憾的是，近年来我们高年级的博士生与学术研讨渐行渐远，甚至在团队中慢慢开始形成负面的影响，这样不仅会使团队的学术风气涣散、研讨氛围淡漠，也必然导致越来越严重的学业上的拖延、懈怠，让本该按时完成的学业变成了猴年马月、遥遥无期！要说忙，现在谁不忙？关键是要明白自己究竟在忙什么，应该忙什么，必须忙什么！自己的身份是什么，职责是什么？作为一个研究生本分是什么？作为N大学的研究生使命是什么？研究生怎可丢失自己的本分、忘记自己的使命？是可忍，孰不可忍！鉴于以上情况，经与其他老师商量，特做出如下决定：第一，从下次的活动开始，除非遇到不可抗拒的因素，否则要求人人参加每次活动，说单位有事，请单位领导和我联系，外地的学生来参加团队活动，团队负责报销全部差旅费，并按出差的财务规定给予出差补贴。一个学期若有1/3的团队活动不参加，在团队中给予严重警告，若次学期依然如故，则建议退学。第二，若有同学有特殊诉求，我们也可以因材施教，个别对待。如就像我们前面有些同学那样，承诺自己已经确立了明确的研究方向，每年可以独立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发表C刊论文4~6篇，学位论文完全可以独立完成，肯定能按期参加学位论文答辩并获得学位。若还有同学也可以做出这样的承诺，我们依然可以特殊情况特殊对待：自行决定是否参加团队活动，即完全可以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第三，如果既不能给予承诺，又拒绝参加团队活动，建议退学，等以后有时间和精力，欢迎再报考。

（七）跨学科性质差异分析(www.xing528.com)

表5-12　是否跨学科差异分析结果

表5-12数据显示，跨学科博士生群体和非跨学科博士生群体在各类导学关系上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具有统计意义。从两位博士生的言辞中可以帮助我们对数据中所得到的结果加以理解。

“本科和硕士都是学物理的，现在是理转文，我是慕名来报考我现在导师的博士的。导师在现在这个领域名气很大，在全国都有影响，我的几个师兄师姐对老师的评价都非常高，每次讨论论文时，导师会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要求，并能够和他们很好的交流。刚与导师接触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些别扭，跟老师有些对不上话，老师似乎发现了什么，找我谈过话，提醒我一些专业课程需要补一补，并建议我到本校的一些学院去听听课，还给我推荐了好几本书让我好好读一读，差不多两个月时间，这种别扭的感觉基本上就没有了。导师带我跟其他的同学没有大的差别，让我跟他们一起讨论，商量研究方案。如果要说导师对我的影响的话，我觉得不是跟他直接交流而产生的影响，导师写了好多书，花时间去读一读，我认为是与导师之间的深度交流，更容易理解导师的内心，从思想上方法上都可以受到他的启发。倒是没有因为我是跨学科过来，而对我采取特别的管理方式。”

“我老师带的几个博士生都是外语背景的，老师做的研究课题也是跟语言有关，例如语言教育政策，双语教学等，老师需要的是在语言学和语言教学方面有经验有思考的学生，这样对他的课题进展应该是非常有利的，团队内有几个是其他学科背景的，在参与课题过程中能干的事儿不太多，与老师交流的机会相对来说就比较少，老师也很少把课题交给他们尤其是课题中重要的部分，那是不敢把这些任务交给他们。老师做的课题要面临实验学校的考验，也要面临地方教育局的各种挑战。团队内需要跨学科的博士生，团队最缺的还是有计算机背景的博士生，我们做的课题如果要再拔高一截的话，做美工的和计算机的都是我们团队稀缺的人才。目前团队内跨学科的这几个同学，平常跟老师交流的确实不太多，都是在依托以前申请的项目在做一些东西，独自写写文章。要谈他们跟导师之间的交流和信任，似乎有些遥远，我个人觉得，导师对这些博士生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这几个博士生与导师接触得少，要说有什么想法，似乎不太可能……”

（八）参与科研项目状况差异分析

表5-13　是否参与横向科研项目差异分析结果

表5-13中数据显示，参与横向科研项目的博士生群体和没有参加横向科研项目的博士生群体在各类导学关系上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没有统计意义。数据表明博士生参与科研项目的类型和导学关系的信任度和影响度之间是不存在统计上的关联与影响的。从问卷所获取的信息看，博士生参与导师主持的科研项目是必须的。博士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会存在层次上的差异。而师生之间的互信和导师对博士生的影响是在师生交往过程中出现的，博士生没有机会参与到导师所主持的横向科研项目中去，并不意味着导师和博士生之间失去了交往的机会，博士生还有机会在导师的指导下从事其他类型和层次的科研活动。

（九）工作经历差异分析

表5-14　是否有工作经历差异分析结果

表5-14中数据显示，有工作经历的博士生群体和没有工作经历的博士生群体在“高信任-低影响”（ht-lc）型导学关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表现为有工作经历的博士生群体高于没有工作经历的博士生群体（t=2.057，p=.040），具有统计意义。国内学者在对博士生群体进行师生互动的测试时，发现了“高信任-低影响”类型的师生互动会对博士生科研绩效产生影响，本研究所获取的信息证实了这种结果，还进一步表明了信任和影响对师生关系的质量和状态产生影响，会进一步影响博士生科研能力和科研绩效的可能性。

（十）年级差异分析

表5-15　年级差异分析结果

表5-15中数据显示，初入学的博士生群体和非初入学的博士生群体在“高信任-中影响”（ht-mc）型导学关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具有统计意义（t=2.366，P=.019），表现为初入学的博士生群体高于非初入学博士生群体。初入学的博士生群体和非初入学博士生群体在其他类型的导学关系上不存显著性差异，无统计意义。一年级和中、高年级博士生群体在“高信任-中影响”型导学关系上所表现出来的显著性差异，与我国博士生教育现状中“一年级以学课程为主，中高年级以科研参与为主”的现实基本相符，初入学博士生和非初入博士生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博士生所面临的任务和问题也会不同，由此而产生师生交往过程中的信任问题和影响问题也会不同。应该注意到，博士生对于师生之间所存在的“影响”因素是非常敏感的，不愿意把它理解成师生之间的控制、监督。在对师生关系的影响度评价也相对较为保守，所以两个群体在“高信任-中影响”型导学关系上存在显著差异，师生关系中的信任度因素和影响度因素与博士生是否是初入学读博存在较为明显的关系。

（十一）学科文化性质差异分析

表5-16　学科差异分析结果

续表5-16

表5-16中数据显示，“硬”学科领域博士生群体与“软”学科领域博士生群体在“低信任-中影响型”（lt-mc）导学关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2.459，p=.014），“硬”学科领域博士生群体与“软”学科领域博士生群体在“高信任-低影响”（ht-lc）导学关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2.986，p=.003），具有统计意义。“硬”学科领域博士生群体与“软”学科领域博士生群体在“高信任-中影响”型导学关系（ht-mc）导学关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2.402，p=.017），具有统计意义。

我们注意到，“软”“硬”两个学科领域的博士生在高信任度和低信任度时，都存在差异，但当导学关系处在高信任水平时，“软”学科的博士生群体高于“硬”学科的博士生群体，而当导学关系处在低信任水平时，“软”学科的博士生群体低于“硬”学科的博士生群体。我们也注意到，当导学关系处于中低影响水平时，“软”学科的博士生群体高于“硬”学科博士生群体。这说明“软”学科博士生在导学关系的信任度和影响度反映的灵敏度上表现都相对较高。“软”学科领域的博士生对导学关系中的信任度和影响度的内在期待和现实反差可能较大，也比较容易出现在导学关系上的矛盾不和谐现象。王东芳以西方一所高校为例，访谈了该校不同学科的35位博士生导师，证实了不同学科文化对于博士生的师生关系的影响作用，提出了“博士生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受到学科文化的影响，并呈现学科差异。学科知识生产活动的社会条件是反映学科文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师生关系的权力结构和紧密程度。不同学科师生关系的结构也对博士生教育实践提出了不同挑战。”^[4]的说法。本研究的问卷调查结果，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王东芳的质性研究结果，支持了王东芳的研究结论。

（十二）招生入学性质差异分析

表5-17　招生入学性质差异分析结果

续表5-17

表5-17显示，属于普通招生性质的博士生群体和不属于普通招生性质的博士生群体在“低信任-中影响”型（lt-mc）导学关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2.42，P=.012），具有统计意义，不是普通招生性质的博士生群体高于是普通招生性质的博士生群体。属于普通招生性质的博士生群体和不属于普通招生性质的博士生群体在“高信任-低影响”（ht-lc）型导学关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3.178，P=.002），具有统计意义，普通招生性质的博士生群体高于非普通招生性质的博士生群体。

两组数据出现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表明了两种性质的博士生群体是受信任度的影响比较大的，普通招生性质的博士生群体对于导学关系的信任因素表现较为敏感。在导学关系处于高信任水平时，普通招生性质的博士生群体得分高于非普通招生性质的博士生群体。当导学关系处于低信任水平时，普通招生性质的博士生群体得分低于非普通招生性质的博士生群体。

我国的博士生招生的整体趋势处于多元化的状态。普通招生和直博、硕博连读等多种形式同时存在，但还存在结构上的调整，近年来，在招生政策和招生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一些研究型大学博士生招生倾向于招收直博生，同时也针对一些名校的生源开展“申请-审核”制招生，而普通招生的规模则相对有所缩减。就学术背景而言，非普通招生性质的博士生是更有基础从导师那里取得信任，在师生之间建立更为畅通的影响渠道。基于招生性质而带来的信任获取优势和影响渠道优势，普通招生性质与非普通招生性质的博士生在导学关系上所显现出来的差异，是可以部分得到解释的。华东师范大学的闵韡对35所研究生院的理工科博士生进行调查发现：高水平大学和高人才层次的导师更倾向于硕博连读和直接攻博的招生方式。其中，硕博连读者在导师指导效果、管理认同和科研产出上具有较大的优势。直接攻博者则表现出较低水平的管理认同和较高水平的发表压力和焦虑，在科研产出上相对于普通招考亦无明显优势。闵韡的调查结果反映出了招生方式对于包括师生关系因素在内的博士生培养因素和培养过程的影响。

（十三）学习背景差异分析

表5-18　是否研究型大学毕业差异比较结果

续表5-18

表5-18中数据显示，来自研究型大学的博士生和来自非研究型大学的博士生在“中信任-低影响”（mt-lc型）导学关系上存在显著性差异（t=2.321，p=.021），具有统计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导学关系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具有统计意义。来自研究型大学和来自非研究大学的博士生群体在以信任和影响为基础的导学关系上差异显著，尤其表现在低影响水平上，依然可以从生源素质为建立信任获取优势而带来的两种类型导学关系上的差异加以理解和诠释。刘阳和林荣日在分析了国内6所“985高校”的2017年招生简章后，结论认为这些简章中“申请条件重英语水平和科研成果，但存在院校出身歧视之嫌”^[5]，进一步分析招生过程和招生环节，结合我国博士生培养的现状，博士生的学业背景会影响到师生之间的信任度和影响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十四）工作背景差异分析

表5-19　是否有科研工作经历差异分析

表5-19中数据显示，从事过科教工作和未从事过科教工作的博士生在各类导学关系上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不具有统计意义。数据表明了博士生的学术背景性因素对于导学关系影响相对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