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帝国与运河：出车云扰，命将星繁，馈军竭，破贼未闻

综括上述，我们可知安史乱后运河对于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连系，实在远不及过去那样密切。当安史乱时，运河北段及运河与长安间的地方，为敌人占领，运河因不能航运而渐渐淤塞。其后叛乱平服，经刘晏改革以后，运河又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连系的程度却比开元天宝时代松懈得多，因为此后运河的运输量要远较开元天宝时代为小了。而且，刘晏关于漕运的改革虽然颇为完备，可是对于阻扰运河交通的跋扈的军人，因为是在当日战后的新形势中产生出来的，他却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是他的漕运改革的一大漏洞。因为有这个漏洞，自此以后，就是连那种远较盛唐时代为小的运输量，运河也不容易长期维持下去。说到跋扈军人对于漕运的阻扰，在代宗时代已经开始，到了德宗时代闹得更为厉害。建中年间中央与藩镇间接连不断的冲突，运河的交通线常被藩镇切断，以致南方出产的物资不能大量输送到北方去。位于关中的中央政府，既然因运河的切断而不能得到江淮物资的充分供应，便要因财政艰窘和粮食恐慌而遭遇到空前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后来虽随着运河的重新打通而平安度过，可是此后运河航运仍不断的遭受跋扈军人的阻扰。因为政府鉴于过去因运河被切断而感受到的痛苦，于运河重新打通后便在足以控制运河交通线的徐州和汴州配置重兵，以免再受藩镇的侵略；可是这两地距离中央很远，在那里配置好的劲兵每因中央政府的不易控制而时常发生变乱，以致危害到运河航运的安全。总之，安史乱后的运河虽然跟着刘晏关于漕运的改革而恢复连系南方的作用，可是由于战后形势的特殊，它这种作用每因跋扈军人的阻扰而不能尽量发挥，从而削弱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不能常借运河的沟通而与经济重心的江淮取得密切连系的结果，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便渐因不能真正统一而力量锐减，从而此后它的势运便渐渐走向下坡路，而不能恢复开元天宝时代的光荣了。

关于安史乱后大唐帝国势运的衰微，《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论》云：

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极炽而衰，厥祸内移。天宝之后，区夏痍破，王官之威，北不逾河，西止秦邠，凌夷百年，逮于亡，顾不痛哉！

又《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云：

史臣曰：……观夫开元之治也，则横制六合，骏奔百蛮。及天宝之乱也，天子不能守两都，诸侯不能安九牧。……明皇之失驭也，则禄山暴起于幽陵。至德之失驭也，则思明再陷于河洛。大历之失驭也，则（仆固）怀恩乡导于犬戎。自三盗合从，九州羹沸，军士膏于原野，民力殚于转输，室家相吊，人不聊生！

又同书卷一三《德宗纪》云：

史臣曰：……德宗……欲混同华裔，束缚奸豪，南行襄汉之诛，北举恒阳之伐。出车云扰，命将星繁，罄国用不足以馈军，竭民力未闻于破贼。一旦德音扫地，愁叹连甍，果致五盗（田悦、朱滔、王武俊、李纳及李希烈）僭拟于天王，二朱（朱泚、朱滔）凭陵于宗社。奉天之窘，可为涕零。罪己之言，补之何益？

按唐自安史乱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势衰微已极。当安史乱时，吐蕃见唐边备空虚，乘机入侵，攻陷凤翔以西邠州以北数十州。此后遂常常入寇，侵劫京畿，有时甚至占据长安。［注五八］回纥在安史乱后，国势尤为强盛，它一方面派兵助唐平乱，他方面又常凌侮唐室。代宗为广平王时，因恳求回纥暂时不要抢劫财物，曾拜于叶护（回纥怀仁可汗之子）马前。德宗为雍王时，往见毗伽阙可汗，因不于帐前舞蹈，备受凌辱，以致随员被痛殴而死。回纥派兵助唐收复洛阳后，便在那里从事大规模的劫掠，政府无从制止。留住在长安的回纥侨民，在市上白昼杀人，政府也无可奈何。［注五九］此外，上面曾说，回纥又每年以数万匹劣马运来换取唐室的绢帛，实行经济侵略政策，以致政府财政非常困难。至于当日内扰的频繁，上面已经屡次提及，这里不再赘说了。

最后，读者或不免要问：自高宗以后直至玄宗上半期，关中也常常发生粮食恐慌，但当日政府只要暂时移驻洛阳，危机便可平安度过，为什么安史乱后政府不仿效这个办法呢？为着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须把这前后两个时期关中粮食恐慌或经济困难的原因分析一下。前一时期关中所以常因物资供需悬殊而发生恐慌，主要由于洛阳长安间运输的困难，故政府只要迁往江淮物资较易到达的洛阳，当日的军事政治重心便可因洛阳的媒介而与经济重心取得密切的连系。因为有这种密切的连系，故当日大一统的帝国仍是真正的统一，从而大体上仍能把太宗以来帝国的威望继续保持下去。至于后一时期关中所以发生粮食恐慌，主因不是洛阳长安间运输的困难，而是运河原来的运输效能之不能充分发挥。运河交通既因常受阻扰而不能把江淮物资大量北运，政府就是像以前那样移驻洛阳，也不能得到充分物资的供应，何况安史乱后的洛阳，又因经过兵燹之大规模的破坏，其本身及附近残破已极，无以“奉万乘之牲饩，供百官之次舍”［注六〇］呢？

☉ 注释

［注一］ 　《新唐书》卷一四五《杨炎传》略同。

［注二］ 　《通鉴》卷二一八，《册府元龟》卷四八三略同。

［注三］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唐会要》卷八四略同。

［注四］ 　《全唐文》卷四一四常袞《减淮南租庸地税制》同。

［注五］ 　 参考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页一一一至一一二。

［注六］ 　参考《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

［注七］ 　《旧唐书》卷一三八《韦伦传》。

［注八］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注九］ 　 《唐会要》卷八七，及《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云：“是时（宝应元年，762—763年）淮河阻兵，飞路绝，盐铁租赋皆泝汉而上。”又参考《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卷一六三（《旧唐书》卷一五五）《穆宁传》。

［注一〇］ 《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三月己酉条。

［注一一］ 　 《旧唐书》卷一三八《韦伦传》。《新唐书》卷一四三本传略同。按安禄山亦曾派兵南下，打算在襄阳附近切断汉水的交通线。《新唐书》卷二〇二《萧颖士传》云：“山南节度使源洧辟掌书记。贼别校攻南阳，洧惧，欲退保江陵。颖士说曰：官兵守潼关，财用急，必待江淮转饷乃足。饷道由汉沔，则襄阳乃今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大事去矣。……洧乃按甲不出，亦会禄山死，贼解去。”这次威胁所以能够解除，由于鲁灵在南阳死守，见《旧唐书》卷一一四，《新唐书》卷一四七本传。

［注一二］ 　 《唐会要》卷八七，《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又参考《旧唐书》卷一二三，《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册府元龟》卷四九八。

［注一三］ 　参考《新唐书》卷一九二《张巡传》。

［注一四］ 　 《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册府元龟》卷四九八，《全唐文》卷三七〇刘晏《遗元载书》。又参考《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唐会要》卷八七。

［注一五］ 　同上。

［注一六］ 《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略同。

［注一七］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唐会要》卷八七云：“广德二年……晏以检校户部尚书为河南及江淮以来转运使，及与河南副元帅计会开决汴河。”又《通鉴》卷二二三载广德二年“三月己酉，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议开汴水。……庚戌，又命晏与诸遒节度使均节赋役，听从便宜行毕以闻。……晏乃疏浚汴水。……”

［注一八］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又《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亦说：“晏即监利雇佣，分吏督之。”

［注一九］ 《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

［注二〇］ 　 《通鉴》卷二二六亦云：“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江船达扬州；汴船达河阴；河船达渭口；渭船达太仓。其间缘水置仓，转相受给。”

［注二一］ 《通鉴》卷二二六。

［注二二］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注二三］ 　 《通鉴》卷二二六。又《唐语林》卷一，苏轼《东坡文集》卷三一《论纲稍欠折利害状》亦有相似的记载，可以参考。

［注二四］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按麻枲是不结实的大麻，又名牡麻；筿是细竹。

［注二五］ 　以上均据《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注二六］ 《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www.xing528.com)

［注二七］ 《唐会要》卷八七同，《册府元龟》卷四九八略同。

［注二八］ 《通鉴》卷二三四贞元八年条节取此文。

［注二九］ 　 《旧唐书》卷一一四《周智光传》。《新唐书》卷二二四上本传略同。又《通鉴》卷二二四大历元年条亦说周智光“擅留关中所漕米二万斛。藩镇所献，往往杀其使者而夺之”。

［注三〇］ 　 见《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册府元龟》卷三五九略同。又《陆宣公翰苑集》卷二〇《议汴州逐刘士宁事状》亦说田神玉死，李灵曜反时，“转轮所经，涂路亟阻”。

［注三一］ 　 见《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二年六月辛丑条，《册府元龟》卷三九三，及《全唐文》卷六一六裴垍《郭子仪传论》略同。

［注三二］ 　 《旧唐书》卷一一四《周智光传》，卷一三四《马燧传》，卷一《代宗纪》，及《册府元龟》卷三九三。

［注三三］ 　 参考《通鉴》卷二二五大历十二年条，卷二二六建中二年条。

［注三四］ 《旧唐书》卷一二四《李正己传》略同。

［注三五］ 　 《新唐书》卷一七〇《张万福传》，《册府元龟》卷三九三略同。

［注三六］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玄佐传》，《册府元龟》卷三五九及三八五略同。按李洧的归顺，事在建中二年十月，参考《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二年十月条。

［注三七］ 　参考《全唐文》卷六〇宪宗《录李侑（按当作洧）等子孙诏》。

［注三八］ 　参考《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通鉴》卷二二七。

［注三九］ 　同上。

［注四〇］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新唐书》卷二二五中《李希烈传》。

［注四一］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卷一二七《姚令言传》。

［注四二］ 　 《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通鉴》卷二三〇与元元年二月条。又参考陈寅恪先生《论李怀光之叛》（《清华学报》第十二卷第四期）。

［注四三］ 　 《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卷一三三《李晟传》，《通鉴》卷二三。

［注四四］ 《新唐书》卷一四九《王绍传》略同。

［注四五］ 　 《新唐书》卷一二六《韩滉传》略同，但末句作：“漕路无梗，完靖东南，滉功多。”

［注四六］ 　 《唐大诏令集》卷五九，《文苑英华》卷四五一略同。按汴州的克复，事在兴元元年十一月，参考《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

［注四七］ 　 按李纳时已被赦，在表面上与中央政府维持友好关系。参考《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卷一二四（《新唐书》卷二一三）《李正己传附纳传》。

［注四八］ 　 按三门北的车道，自裴耀卿开凿来运输之后，到了贞元初年，李泌又重新开凿来陆运，以避底柱之险。《通鉴》卷二三二云：“陕州水陆运使李泌奏：自集津至三门凿山开道十八里，以避底柱之险。是月（贞元二年二月）道成。”又《太平广记》卷三八李泌条引《邺侯外传》说他“又开三门，陆运十八里。漕米无底柱之患，大济京师”。又《新唐书》卷一三九《李泌传》云：“泌始凿山开车道至三门，以便漕。”

［注四九］ 《册府元龟》卷四八五略同。

［注五〇］ 　 “抗”字原误作“映”。按齐映一生从未主管漕运，当是齐抗之误。参考《旧唐书》卷一三六，《新唐书》卷一五〇《齐映传》。

［注五一］ 《新唐书》卷一二八《齐澣传附抗传》略同。

［注五二］ 《旧唐书》卷一四五，《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玄佐传》。

［注五三］ 　 在贞元年间，徐州虽然因为统治得人，没有发生兵乱，其后到了长庆二年（822）三月，军队也是一样的叛变，从而在埇桥劫掠江淮经运河北上的物资。及唐末，庞勋和时溥的军队更是先后以徐州为中心据点来断绝运河的交通，最后终于把大唐帝国的命脉断送了去。关于此点，详见第六章，兹不赘。

［注五四］ 　 按董晋死于贞元十五年二月（参考《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通鉴》卷二三五，及下引《董公行状》），“四”字当是“五”字之误。

［注五五］ 　 参考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三《宣武帅李董刘韩事条》。

［注五六］ 《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玄佐传》略同。

［注五七］ 《旧唐书》卷一四六《于颀传》略同。

［注五八］ 　 《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卷一九六（《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

［注五九］ 　 《通鉴》卷二二〇，《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卷一九五《回纥传》，《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传》。

［注六〇］ 《旧唐书》卷一二《郭子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