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安史之乱而长期阻塞的运河，虽然由于刘晏的改革而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可是，我们只要进一步地把当日运河的运输量和以前裴耀卿及韦坚时代的运输量比较一下，便可发见这时连系的程度已远不如以前那样密切，连系的规模也远不及以前那样庞大。上章曾说，裴耀卿因改革漕运而由江淮运抵关中的米粮，三年内共七百万石；韦坚改革后，一年运入关中的米粮，最高时竟达四百万石。可是，刘晏改革以后，每年由江淮经运河北运的米粮，最高时不过一百一十万石，少时只有五十万石；而这些北运的米，又因黄河每年可航的时间不长，只有四十万石运抵关中；其余须分别留贮于河阴及陕州的仓库。换句话说，刘晏时代每年由运河运往关中的米，只有裴耀卿时代的六分之一，韦坚时代的十分之一。这种多寡悬殊的对照，无形中告诉我们：安史乱后运河虽因刘晏的改革而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连系起来，可是这种连系却远不及以前开元天宝时代那样密切了。
不特如此，刘晏改革漕运后，运河河道虽然因疏浚而不淤塞，运输所需的劳力虽然因以盐利为漕佣而得到供给，沿途治安虽然因军警的驻防和运输队的严密组织而得到保障，可是，在当日战后安史余孽及其他武将仍拥重兵的新形势中，跋扈军人对于运河航运的阻扰却仍旧没有办法解除，这实是刘晏在漕运改革方面的一个漏洞。因为这个漏洞的存在，此后运河便常因跋扈军人的阻扰而不能充分发挥沟通南北的作用，以致连上述那种远较开元天宝时代为小的运输量也不能顺利维持下去。
远在代宗大历元年（即永泰二年，767年）十二月，同华二州节度使及潼关防御使周智光已经在潼关附近“劫诸节度使进奉货物及转运米二万硕，据州反。……时淮南节度使检校右仆射崔圆入觐，方物百万，智光强留其半”［注二九］。其后，到了大历十一年（776年），与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互相勾结的“汴州大将李灵耀（一作曜）反，因据州城，绝运路”［注三〇］；“公私财赋一皆遏绝，独（郭）子仪封币经其境，莫敢留之，必持兵卫送”［注三一］。这两次运道的阻扰，因为很快便给中央军队镇压下去［注三二］，时间并不怎么长，影响也不怎么大。
运道之大规模的蒙受阻扰，始于德宗建中二年（781年）藩镇与中央政权的大冲突。是年三月，中央政府鉴于河北山东等地藩镇的跋扈，在汴州筑城防御，是这次冲突的导火线。冲突开始以后，李正己（据有淄青等州，即今山东各地）及田悦（据有魏博等州，即今河南之河北，与山东之西部等），即以重兵集中于足以控制运河的徐州，并派兵驻屯于南北交通要冲的埇桥（在今安徽宿县北二十里）和涡口（在今安徽怀远县东北），以阻止江淮运船的北上。这条生命线的切断，对于当日以江淮财赋为经济基础的中央政权是一种很重大的威胁，故德宗赶紧派遣在这一带地方威名卓著的张万福为濠州（按涡口在濠州之西）刺史，以便相机武装护送运船来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其后到了是年十月，徐州（按埇桥在徐州之南）刺史李洧以本州及埇桥归命中央，十一月中央军队大败淄青魏博兵于徐州，运道始复畅通无阻。
关于建中二年藩镇与中央冲突的原因，《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云：
（建中二年）三月庚申朔，筑汴州城。初大历中，李正己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兗、郓十五州之地，李宝臣有恒、定、易、赵、深、冀、沧七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相、卫、洛、贝、澶七州之地，梁崇义有襄、邓、均、房、复、郢六州之地，各聚兵数万。始因叛乱得位，虽朝廷宠待加恩，心犹疑异，皆连衡盘结以自固。朝廷增一城，浚一池，便飞语有辞；而诸盗完城缮甲，略无宁日。至是田悦初禀命，刘文喜殄除，群凶震惧。又奏计者还，都无赐与，既归皆构怨言。先是汴州以城隘不容众，请广之。至是筑城。正己田悦移兵于境为备。故诏分汴、宋、滑为三节度，移京西防秋兵九万二千人以镇关东，又于偃城置溵州。［注三三］
冲突起后，李正己等便以徐州为重要的军事中心而分别驻兵于其附近的埇桥和涡口，以切断南北的交通线。《新唐书》卷二一三《李正己传》云：
建中初，闻城汴州，乃约田悦、梁崇义、李惟岳偕叛，自屯济阴，陈兵按习，益师徐州，以扼江淮。天子于是改运道。［注三四］
在这个南北交通隔绝的时候，张万福曾在涡口护送运船来冲破敌兵的封锁线。《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二年六月条云：
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埇桥、涡口，梁崇义阻兵襄阳，运路皆绝，人心震恐。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上以和州刺史张万福为濠州刺史。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
又《旧唐书》卷一五二《张万福传》云：
带和州刺史镇咸阳，因留宿卫。李正己反，将断江淮路，令兵守埇桥涡口。江淮进奉船千余只泊涡（《册府元龟》多一口字）下，不敢过。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召见谓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从先帝所改，恐贼不知是卿也。” 复赐名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兵马倚岸睥睨不敢动。诸道船继进。［注三五］
李正己反，将断江淮路，令兵守埇桥涡口。江淮进奉船千余只泊涡口，不敢进。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将士停岸睥睨不敢动。诸道继进。
但这不过是中央政府一时的幸运，其后一直等到李洧以徐州及埇桥归顺，及中央军队大败藩镇兵于徐州，运河才正式恢复航运。《旧唐书》卷一四五《刘玄佐传》云：
刘玄佐本名洽，……建中二年，加兼御史中丞，亳颍节度等使。李正己死，子纳匿丧谋叛。而李洧以徐州归顺，纳遣兵围之。诏洽与诸军援洧，与贼接战，大破之，斩首万余级。由是转输路通。［注三六］
又《通鉴》卷二二七载建中二年十一月：
辛酉，宣武节度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襄平李澄，朔方大将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于徐州。……魏博淄青军解围走。江淮漕运始通。
又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九（《文苑英华》卷九七六）《襄州别驾（《文苑英华》多一白字）府君事状》云：
公讳季庚，……建中元年，授彭城县令。时徐州为东平所管，属本道节度使反。反之状，先以胜兵屯埇口，绝汴河运路，然后谋东窥江淮。朝廷忧虞，计未有出。公与本州刺史李洧潜谋以徐州及埇口城归国，反拒东平。东平遣骁将信都、崇敬、石隐金等率劲卒二万攻徐州。徐州无兵，公收合吏民得千余人，与李洧坚守城池，亲当矢石，昼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诸道救兵方至。既而贼徒溃，运路通。
又同书卷五九（《文苑英华》卷六三八）《荐李晏韦楚状》云：
又建中初，李正己与纳连反，汴河阻绝，转输不通。晏先父洧，即正己堂弟，为徐州刺史。当叛乱之时，洧以一郡七城归国效顺，弃一家百口，任贼诛夷，开运路于咽喉，断凶渠之右臂，遂使逆谋大挫，妖寇竟消，从此徐州埇桥，至今永为内地。如洧之子，实可念之。［注三七］
按埇桥在徐州以南的运河旁边，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其后到了元和四年（809年）正月，因地位日形重要，遂升为宿州。《通鉴》卷二二七胡注云：
甬桥在徐州南界汴水上，后置宿州于此。
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九云：
宿州，本徐州符离县也，元和四年，以其地南临汴河，有埇桥为舳舻之会，运漕所历，防虞是资，又以蕲县北属徐州，疆界阔远，有诏割符离蕲县及泗州之虹县，置宿州，取古宿国为名也。
按自隋氏凿汴以来，彭城南控埇桥，以扼汴路，故其镇尤重。
又《唐会要》卷七〇云：
太和七年（833年）二月敕：“宜准元和四年正月割徐州符离、蕲、泗州虹县，依前置宿州，隶属徐、泗、濠等州观察使。其州置于埇桥，在徐州南界汴水上，舟车之要。……”
又《唐大诏令集》卷九九（《全唐文》卷八四）《降徐州为团练敕》（咸通三年八月）云：
宿州地居埇（原误作埆，兹从《全唐文》改正）口，路扼彭门，北接睢阳，南临淮甸，当漕运之要，盖水陆之冲。
当运河被切断的时候，李洧及白季庚等统治着足以控制埇桥的徐州，实有举足轻重之势。在当日中央与藩镇势均力敌的局面下，他们把徐州及埇桥从藩镇掌握中解放出来，使中央政权赖以支持的生命线仍然完整无缺，自然要打破均势而使中央获胜了。
可是，此后运河的畅通无阻，并没有继续多久。由于中央与藩镇的冲突之扩大，到了建中三年（782年）十一月，曾经阻扰运河航运的李纳的游兵，又导引李希烈的淮西军队来切断运河的交通线。再过一年，李希烈攻陷运道要冲的汴州，运河的交通更是陷于完全断绝的状态。
藩镇之反对中央政权，当以建中三年互相僭称王号为极点。《旧唐书》卷一三四《马燧传》载建中三年：
十一月，三盗于魏县（在今河北大名县西三十五里）军中递相推奖王号。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又遣使于李纳，纳称齐王，四道共推淮西李希烈为天下兵马元帅太尉建兴王。皆伪署官号，如国初行台之制，而名目颇有妖僻者，然未敢伪称年号。而五盗合从，图倾社稷，两河鼎沸，寇盗横行。［注三八］
这时除朱滔、王武俊及田悦等联军已经大败马燧及李抱真等的中央军队于魏州连箧山之西［注三九］外，李纳及李希烈的队伍又自南北两面来阻扰运河的交通。《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三年十一月条云：
李希烈帅所部兵三万徙镇许州，遣所亲诣李纳与谋共袭汴州。……纳亦数遣游兵度汴，以迎希烈。由是东南转输者皆不敢由汴渠，……
又《新唐书》卷二二五中《李希烈传》云：
李纳叛，……希烈……遣李苣约纳为唇齿，阴计取汴州。……纳遣游兵导希烈绝汴饷路。
其后，到了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李希烈攻下汴州，［注四〇］运河的航运遂完全断绝。《通鉴》卷二二九建中四年十一月条云：
时……李希烈攻逼汴郑，江淮路绝。
又赵元一《奉天录》卷二云：
时（建中四年）希烈兵势渐盛，南破张伯仪，北败哥舒曜，纵师攻汴州。都统司徒李公勉弃城而逸，拥众而投宋州。大梁遂陷，江淮震惧。贼既入城，资贿山积，河路断绝。
当运河失去沟通南北的作用的时候，在帝国中枢方面又发生惊人的事变。因哥舒曜兵败被围（为李希烈军队所围）于襄城（今河南襄城县）而前往增援的泾原（治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治）军队，路过长安，因政府只以“粮食菜啖”犒劳，愤而作乱，奉曾作他们统帅而早已免职闲居的朱泚为帝。首都既为叛兵所占，德宗仓卒出幸奉天（今陕西乾县治）。［注四一］叛兵继续前往围攻，中枢的形势至为危急。其后奉天之围虽因李怀光援兵的来临而解除，李怀光却又因“军士禀赐不均”而跟着叛变，以致德宗被迫移驻陕南的梁州（今陕西南郑县治）。［注四二］在这个首都陷落，江淮物资因运河被切断而不能大量接济关中的时候，肩负收复首都重任的神策行营节度使李晟，却因镇海军（治润州，即今江苏镇江县）节度使韩滉的武装护航而获得军粮的供应。
关于韩滉以武装护送航运来突破运河封锁线的情形，《通鉴》卷二三一兴元元年（784年）五月条云：
（韩滉）又运米百艘，以饷李晟。自负囊米置舟中，将佐争举之，须臾而毕。艘置五弩手，以为防援。有寇则叩舷相警，五百弩已彀矣。比达渭桥，盗不敢近。时关中兵荒，斗米直钱五百。及滉米至，减五之四。
又《新唐书》卷一二六《韩滉传》云：
滉……调发粮帛以济朝廷者襁属，当时实赖之。李晟方屯渭北，滉运米馈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贼不能剽。始漕船临江，滉顾僚吏曰：“天子蒙尘，臣下之耻也！”乃自举一囊，将佐争负之。
又《奉天录》卷二云：
时滉以中国多难，翠华不守，淮西、幽、燕，并为敌国，公虑敖仓之粟不继，忧王师之绝粮，遂于浙江东西市米六百万石，表奏御史四十员，以充纲署。淮汴之间，楼船万计。中原百万之师，馈粮不竭者，韩公之力焉。
李晟于兴元元年五月平定朱泚之乱，收复京城后，七月德宗自梁州返抵长安。［注四三］在此时的前后，平乱的中央军队虽然因韩滉的武装护航而得到粮食的供应，可是当日运河既因被敌人切断而不能畅通，因此而冒险运抵关中的物资究竟有限。因此，在当日运河不能把江淮物资大量运往关中的时候，中央政府过的完全是艰难困苦的日子。上面曾说，泾原及李怀光的军队所以叛变，主要由于待遇的不良；而待遇所以不良，又由于中枢因不能得到江淮物资的充分供应而起的财政困难。及德宗被迫移驻梁州的时候，天气已经渐渐炎热，但因物资供给困难，军队尚未改换春服，德宗还穿着皮衣，李晟更只好与士卒同甘共苦。其后长安虽然克复，可是因为运河尚未畅通，江淮物资还不能大量运到，再加以关中又因兵燹和旱蝗而农产歉收，关中遂发生非常严重的粮食恐慌。这种粮食恐慌的严重程度，几乎要令到中央政权整个动摇起来；因为在当日空前饥馑的情形下，一般老百姓固然要沦为饿殍，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固然要节食减膳，就是禁军也要因食粮缺乏而怨声载道，以致引起德宗的忧虑。
关于长安及汴州失陷时中央政府的困苦情况，《旧唐书》卷一二三《王绍传》云：
时李希烈阻兵，江淮租输所在艰阻。……属德宗西幸，……德宗……谓绍曰：“六军未有春服，我犹衣裘！”［注四四］
又《文苑英华》卷九七三（《全唐文》卷五三〇）顾况《韩公（滉）行状》云：
天子幸梁川巴山道……六军从官扈跸千里，时属维夏，未颁春衣。
又《新唐书》卷一五四《李晟传》云：
时输缣不属，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与下同甘苦，以忠谊感发士心，终无携怨。
及官军收复长安后，仍因物资供给困难，关中的景况至为恶劣。《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云：
（贞元元年四月己卯）时关东大饥，赋调不入，由是国用益窘。关中饥民，蒸蝗虫而食之。
（七月庚申）关中蝗食草木都尽，旱甚，灞水将竭，井多无水。有司计度支钱谷，才可支七旬。甲子诏：“……所宜出次贬食，节用缓刑，侧身增修，以谨天戒。朕自今视朝，不御正殿。有司供膳，并宜减省。不急之务，一切停罢。除诸军将士外，应食粮人诸色用度，本司本使长官商量减罢，以救凶荒。……”
（二年正月）丙申，诏以民饥，御膳之费减半。都人月共粮米都一千五百石，飞龙马减半料。
（五月）己亥，百寮请上复常膳。是时民久饥困，食新麦过多，死者甚众。
又《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云：
贞元初，关辅宿兵，米斗千钱。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酿酒。以飞龙驼负永丰仓米给禁军，陆运牛死殆尽。
又《通鉴》卷二三一载贞元元年（785年）七月：
大旱，灞沪将竭，长安井皆无水，度支奏中外经费才支七旬。
又同书卷二三二载贞元二年（786年）四月：
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
又同书卷二四七载会昌四年（844年）七月辛卯：
（李）德裕曰：“昔李怀光未平，京师蝗旱，米斗千钱。太仓米供天子及六宫，无数旬之储。……”(www.xing528.com)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一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云：
贞元之始，巨盗初平，太仓无兼月之储，关辅遇连年之旱。……郊畿之间，烟火殆绝，都市之内，馁殍相望。
由此可知，当日中央政权因运河被切断而遇到的危机是很严重的。
当关中政府因运河不能把江淮物资大量运来而陷入萧条黯淡的局面的时候，运河却渐渐因军事形势的好转而重新打通。原来李希烈自攻陷汴州之后，又沿着运河东下，围攻宁陵（今河南宁陵县），有直捣江淮之势。幸而韩滉及时派兵北上，与刘洽（即刘玄佐）合力解围，才把他这种攻势堵住。其后到了兴元元年十一月，刘洽进而收复汴州，更是运河复航的一大关键。
关于韩滉等的解宁陵之围，《旧唐书》卷一二九《韩滉传》云：
寻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及建中年冬，泾师之乱，德宗出幸，河汴骚然。滉训练士卒，锻砺戈甲，称为精劲。李希烈既陷汴州，滉乃择其锐卒，令裨将李长荣王栖曜与宣武军节度使刘玄佐犄角讨袭。解宁陵之围，复宋汴之路，滉功居多。［注四五］
复次，关于汴州的克复，《陆宣公翰苑集》卷八《刘洽检校司空充诸道兵马都统制》云：
刘洽……扼制淮夷，保障楚甸，戎捷继至，军声再扬。殪群凶于宛丘，驱大憝于梁野，控引漕輓，委输京师。［注四六］
可是，运河虽因汴州的收复而重新打通，如果想要江淮物资能够大量运抵关中，还有两种困难需要加以克服：第一，当日统治着物资供给地带的韩滉，在运河被切断的时候虽然曾经派兵解宁陵之围，及以武力护送运船来接济关中，但他的修筑石头城（在江苏江宁县西石头山后）却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谅解。这样一来，江南与关中的统治者既然互相疑忌，中央政府自不会因运河的重新打通而得到江淮米粮的大量供应。复次，长安虽然因朱泚之乱的平定而收复，李怀光的叛兵却窜回他们的老巢河中（今山西永济县治），而与陕虢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互相勾结，以切断运河与长安间的运输线。面对着当前的两大困难，历仕肃、代、德三朝的李泌表现出他的精明强干。他一方面力劝德宗信任韩滉，扫清了两者间的猜忌；他方面单人匹马前往陕州，用权术来解除达奚抱晖的兵权。
韩滉统治区域的中心京口（即今镇江），因为处于运河的南端，是唐代漕运的咽喉之地。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四云：
唐时漕运大率三节：江淮是一节，河南是一节，陕西到长安是一节。……此三节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济江淮之粟，所会于京口。京口是诸郡咽喉处。初时润州、江、淮之粟至于京口；到得中间，河南陕西互相转输，然而三处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发足。所以韩滉由漕运致位宰相，李锜因漕运飞扬跋扈，以至作乱。以此三节，惟是京口最重。
对于韩滉在当日漕运上所处地位的重要，李泌认识得最为深切，故他极力解消中央政府与韩滉间的猜疑，以便当日物资极度缺乏的关中，能因运河的恢复航运而得到江淮物资的充分供应。《通鉴》卷二三一兴元元年十一月条云：
议者又言韩滉闻銮舆在外，聚兵修石头城，阴蓄异志。上疑之，以问李泌。对曰：“滉公忠清俭，自车驾在外，滉贡献不绝。且镇抚江东十五州，盗贼不起，皆滉之力也。所以修石头城者，滉见中原板荡，谓陛下将有永嘉之行，为迎扈之备耳。此乃人臣忠笃之虑，奈何更以为罪乎？滉性刚严，不附权贵，故多谤毁。愿陛下察之！臣敢保其无他。”上曰：“外议汹汹，章奏如麻，卿弗闻乎？”对曰：“臣固闻之。其子皋为考功员外郎，今不敢归省其亲，正以谤语沸腾故也。”上曰：“其子犹惧如此，卿奈何保之？”对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愿上章明其无他。乞宣示中书，使朝众皆知之。”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慎勿违众，恐并为卿累也。”泌退，遂上章请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谓泌曰：“卿竟上章，已为卿留中。虽知卿与滉亲旧，岂得不自爱其身乎？”对曰：“臣岂肯私于亲旧，以负陛下？顾滉实无异心，臣之上章，以为朝廷，非为身也。”上曰：“如何其为朝廷？”封曰：“今天下旱蝗，关中米斗千钱，仓廪耗竭，而江东丰稔。愿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众之惑，面谕韩皋，使之归觐，令滉感激，无自疑之心，速运粮储，岂非为朝廷邪？”上曰：“善！朕深谕之矣。”即下泌章，令韩皋谒告归觐，面赐绯衣，谕以“卿父比有谤言，朕今知其所以，释然不复信矣”。因言：“关中乏粮，归语卿父，宜速致之！”皋至润州，滉感悦流涕，即日自临水滨，发米百万斛。听皋留五日，即还朝。皋别其母，啼声闻于外。滉怒，召出挞之，自送至江上，冒风涛而遣之。既而陈少游（淮南节度使）闻滉贡米，亦贡二十万斛。上谓李泌曰：“韩滉乃能化陈少游贡米矣！”对曰：“岂惟少游，诸道将争入贡矣！”
复次，为着要保障运河与长安间运输的安全，李泌又用权术来解除达奚抱晖在陕州一带的兵权。同书卷二三一云：
陕虢都知兵马使达奚抱晖鸩杀节度使张劝，代总军务，邀求旌节，且阴召李怀光将达奚小俊为援。上谓李泌曰：“若蒲（即李怀光占据下的河中）陕连衡，则猝不可制。且抱晖据陕，则水陆之运皆绝矣。不得不烦卿一往。”（贞元元年七月）辛丑，以泌为陕虢都防御水陆运使。上欲以神策军送泌之官，问须几何人。对曰：“陕城三面悬绝，攻之，未可以岁月下也。臣请以单骑入之。”上曰：“单骑如何可入？”对曰：“陕城之人，不贯（惯）逆命，此特抱晖为恶耳。若以大兵临之，彼闭壁定矣。臣今单骑抵其近郊，彼举大兵则非敌，若遣小校来杀臣，未必不更为臣用也。且今河东全军屯安邑，马燧入朝，愿敕燧与臣同辞偕行，使陕人欲加害于臣，则畏河东军讨之，此亦一势也。”上曰：“虽然，朕方大用卿，宁失陕州，不可失卿，当更使他人往耳。”对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变之初，众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夺其奸谋。他人犹豫迁延，彼既成谋，则不得前矣。” 上许之。泌见陕州进奏官及将吏在长安者，语之曰：“主上以陕虢饥，故不授泌节而领运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赈之耳。陕州行营在夏县，若抱晖可用，当使将之，有功则赐旌节矣。”抱晖觇者驰告之，抱晖稍自安。泌具以语白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晖思节，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戊申，泌与马燧俱辞行。庚戌，加泌陕虢观察使。泌出潼关，鄜坊节度使唐朝臣以步骑三千布于关外，曰：“奉密诏送公至陕。”泌曰：“辞日奉进止，以便宜从事。此一人不可相蹑而来，来则吾不得入陕矣。”朝臣以受诏，不敢去。泌写宣以却之，因疾驱而前。抱晖不使将佐出迎，惟侦者相继。泌宿曲沃，将佐不俟抱晖之命来迎。泌笑曰：“吾事济矣！”去城十五里，抱晖亦出谒。泌称其摄事保完城隍之功，曰：“军中烦言，不足介意，公等职事皆按堵如故。”抱晖出而喜。泌既入城，……但索簿书治粮储。明日，召抱晖至宅，语之曰：“吾非爱汝而不诛，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将帅皆不能入，故匄汝余生。汝为我赍版币祭前使，慎无入关，自择安处，潜来取家，保无他也。”……抱晖遂亡命不知所之。达奚小俊引兵至境，闻泌已入陕而还。
由于上述长安与江淮间运输线的打通，中央政府与韩滉间摩擦的扫除，运河遂恢复连系南北的作用，即把江淮的米大量运往关中，以解救中枢因粮食极端缺乏而起的危急的形势。在当日运河重新打通的时候，对于这种危机的挽救贡献最大的，我们要推韩滉和李泌；此外，齐抗对于运河与长安间航运的畅通，也有相当的功劳。当江淮米船驶达山西垣曲（在黄河北岸）的时候，正在晋南一带平李怀光之乱而军粮极感不足的中央部队，气势为之大振。其后，当韩滉运米三万石抵达陕州的消息由李泌传至长安的时候，德宗更是喜极欲狂地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可见当日运河的重新打通，实与大唐帝国的继续存在有很密切的关系。
关于韩滉等运米的努力，与中央政府因此而得救的情形，《文苑英华》卷九七三（《全唐文》卷五三〇）顾况《韩公（滉）行状》云：
关中初复，公以国无年储，何御荒俭，陈围已解，汴路即通，即抗表请献军粮二十万斛，从本道直至渭桥。公命判官元友直草创运务，部勒趋程。时河中阻兵，坚城未拔，关河蝗旱，军食不足。船至垣曲，王师大振。拜检校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本道度支营田，充江淮转运等使。连岁蝗灾，仰在转运。公自晨及暮，立于江皋，发四十七万斛。舳舻所至，近远慰安。
自公当漕运，初年（贞元元年）四十七万，二年七十万，末年一百万。
又《通鉴》卷二三二载贞元二年四月：
关中仓廪竭，……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
又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八引《邺侯家传》云：
时（贞元二年）元琇判度支，江淮进米相次，已入汴州。而淄青及魏府蝗旱尤甚，人皆相食。李纳［注四七］无计，欲束身入朝。元琇乃支米十五万石与之，纳军遂济。三月入河，运第一纲米三万石，自集津车船至三门，［注四八］十日而毕。造入渭船，亦成米。至陕，俄而度支牒至，支充河中军粮。先公（李泌）忧迫，不知所为。欲使人闻奏，先令走马与韩相谋之。韩相报曰：“慎不可奏！某判度支来，在外势不禁他，反被更鼓作言语。待某今冬运毕，当请朝觐，此时面奏。”时蝗旱，运路阻涩，自四月初后，有一日之内，再（胡本作七）奉手诏者，皆为催米，且言：“军国粮储，自今月半后悉尽。此米所藉公忠，副朕忧，属星夜发遣，以济忧恤。”其旨如此。而不知米皆彼外支。盖琇及时宰忌韩相及先公运米功成，而不为朝廷大计，几至再乱。十月，韩相以馈运功成，请入朝。及对见，上大悦，言无不从。遂奏运事，且言：“元琇支米与淄青河中，臣在外与先公皆不敢奏。”上大惊，即日贬琇为雷州司户。
又《旧唐书》卷一二九《韩滉传》云：
寻加检校礼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使。……自德宗出居，及归京师，军用既繁，道路又阻，关中饥馑，加之以灾蝗。江、淮、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朝廷赖焉。［注四九］
又《陆宣公翰苑集》卷二（《文苑英华》卷四二五）《冬至大礼大赦制》（贞元元年十一月）云：
江淮转运使检校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滉，励精勤职，夙夜在公，漕輓资储，千里相继。事无愆素，人不告劳。拯于凶灾，厥有成绩，可进封晋国公。
复次，关于齐抗在运河长安间主持运输的成绩，《文苑英华》卷六〇二（《全唐文》卷四五〇）齐抗［注五〇］《出官后自叙表》云：
臣去八月十九日，陛下赐臣荫官诏云：“漕运成功，擢居东掖者。”……臣昨东都主运之日，是上都阙粮之时，贼光（李怀光）未平，蝗虫方甚。臣于河阴领米，分付陕州，务相催驱，不敢回避。
又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卷一四《齐成公（抗）神道碑铭》云：
复命转仓部郎中。李怀光阻命于蒲，连兵未解。关中饥旱，经费不足。转输馈军，济时之艰。
又《旧唐书》卷一三六《齐抗传》云：
德宗还京，大盗之后，国用尽竭。盐铁转运使元琇以抗有才用，奏受仓部郎中。……贞元初，为水陆运副使。督江淮漕运，以给京师。［注五一］
鉴于过去因运河被切断而领略到的痛苦的经验，唐代政府自贞元初年以后遂努力于运河交通线的控制，以免再蹈从前的覆辙。依照过去的经验，最能控制运河的交通，同时又曾被敌人占领以致运河无法航运的地方，共有两个，即徐州和汴州。徐州南有埇桥，为运河交通的要冲，从前李正己及李纳两父子即以兵驻在这里来断绝运河的交通。汴州前后为李灵耀及李希烈所据运河的航运也因此而受到很大的障碍。接受这许多事实的教训以后，政府遂在这两个地方配置人数众多的劲兵来防卫，选择精明强干的官员来治理。例如在徐州方面，以老诚练达的张建封代替年少不习事的高明应来作长官；在汴州方面，则由有收复汴州之功的刘玄佐来当节度使。
关于徐州在漕运上所处地位的重要，及中央政府在那里的措施，《通鉴》卷二三三贞元四年（788年）十一月条云：
李泌言于上曰：“江淮漕运自淮入汴，以埇桥为咽喉，地属徐州，邻于李纳。刺史高明应年少不习事，若李纳一旦复有异图，窃据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致？请徙寿、庐、濠都团练使张建封镇徐州，割濠泗以隶之；复以庐寿归淮南，则淄青惕息，而运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应幼
可代，宜征为金吾将军。万一使他人得之，则不可复制矣。” 上从之以建封为徐、泗、濠节度使。
又《新唐书》卷一五八《张建封传》云：
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节度使。始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独孤华代之，地迫于寇，常困蹙不支。于是李泌建言：“东南漕自淮达诸汴，徐之埇桥，为江淮计口。今徐州刺史高明应甚少，脱为李纳所并，以梗饷路，是失江淮者。请以建封代之，益与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劲，若帅又贤，即淄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复为雄镇。
又《旧唐书》卷一四〇《张建封传》云：
徐州……为贼侵削，贫困不能自存，又江淮要地，据江淮运路，朝廷思择重臣以镇者久之。贞元四年，以建封为徐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徐、泗、濠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
其次，沿着运河再向西北走，汴州也是南北交通的要冲，在漕运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陆宣公翰苑集》卷二〇《议汴州逐刘士宁事状》云：
梁宋之间，地当要害，镇压齐鲁，控引江淮。
又《白氏长庆集》卷四〇《与韩弘诏》云：
梁宋之地，水陆要冲，运路咽喉，王室藩屏。
又《文苑英华》卷五六八元稹《贺汴州诛李介表》云：
汴州扼吴楚之津梁，据咽喉之要地。
又同书卷八〇三（《全唐文》卷七四〇）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云：
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
因此，自汴州克复后，政府即以有克复功劳的刘玄佐为汴宋节度使，［注五二］并以大批精锐部队在那里驻防。《陆宣公翰苑集》卷二〇《议汴州逐刘士宁事状》云：
近者刘玄佐驱攘巨猾，底复大梁，即镇于兹，几将十载。……缉修戎旅，振耀声势，远迩谈瞩，且为完军。制持东方，犹有所倚。
又《韩昌黎集》卷三七（《文苑英华》卷九七六）《董公（晋）行状》云：
汴州自大历来多兵事。刘玄佐益其师至十万人。
可是，一种政策的实施，事实上并没有绝对的利弊。为着要防范跋扈的藩镇来切断运河的交通线，政府在徐汴二州配备重兵，用意固然非常之好；但当这些地方配置好大批精锐部队以后，因为距离长安较远，中央政府不易控制，便常常因兵精将悍而发生变乱（其中尤以更易统帅时为甚），以致运河航运常常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损失。就中汴州一地，自贞元八年（792年）刘玄佐死后，直至贞元十五年（799年），前后总共不过八年，便发生五次大规模的兵乱。当叛乱发生的时候，由运河向北输送的物资常被乱兵大量抢劫而去，有时甚至因此而断绝航运。［注五三］
关于汴州驻防重兵与兵乱的关系，柳宗元《河东先生集》卷二二（《全唐文》卷五七七）《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云：
谈者谓大梁多悍将劲卒，亟就猾乱，而未尝底宁。控制之术，难乎中道。盖以将骄卒暴，则近忧且至，非所以和众而义民也；将诛卒削，则外虞实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
综计贞元年间汴州一共发生五次兵乱。《通鉴》卷二三五贞元十六年（800年）三月条云：
宣武军（治汴州）自刘玄佐薨，凡五作乱。
又引胡三省《注》云：
贞元八年，玄佐薨，汴卒拒吴凑而立其子士宁。李万荣既逐士宁，十年，韩惟清等乱。十二年，万荣死，其子乃以兵乱。董晋既入汴，邓惟恭复谋乱。十四［注五四］年，晋薨，兵又乱，杀留后。凡五乱。
又《韩昌黎集》卷三七《董公（晋）行状》云：
（贞元十二年）五月，拜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副大使……汴州自大历末多兵事。刘玄佐……死，子士宁代之，畋游无度。其将李万荣乘其畋也，逐之。万荣为节度一年，其将韩惟清张彦林作乱，求杀万荣，不克。三年，万荣病风昏不知事，其子迺复欲为士宁之故。监军使俱文珍与其将邓惟恭执之归京师。而万荣死，诏未至，惟恭权军事。公既受命，遂行；刘宗经韩愈实从。……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公之将薨也，命其子三日敛，既敛而行。于行之四日，汴州乱。故君子以公为知人。［注五五］
在第一次兵乱时，运河航运几乎断绝。《陆宣公翰苑集》卷二〇《议汴州逐刘士宁事状》云：
及玄佐殂殁，朝廷命吴凑代之。士宁凶顽，辄敢眦睚。……运路几绝，生人重残。
在贞元十年（794年）韩惟清等作乱时，叛兵曾作大规模的抢劫，以致转运财货有巨额的损失。《旧唐书》卷一四五《刘玄佐传》附《李万荣传》云：
（贞元十年）遂授万荣宣武军兵马留后。初万荣遣兵三千备秋于京西，有亲兵三百，前为刘士宁所骄者，日益横，万荣恶之，悉置行籍中。由是深怨万荣。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请将往，不许，万荣令其子迺将之。未发，惟清彦琳不得志，因亲兵衔怨，乃作乱，共攻万荣。万荣分兵击之。叛卒兵械少，战不胜，乃劫转运财货及居人而溃，杀伤千余人。［注五六］
又《唐会要》卷八五云：
贞元十二年六月，越州刺史皇甫政奏，“贞元十年进绫縠一千七百匹，至汴州，值兵逆叛，物皆散失。……”
此外其余各次兵乱时，转运物资也常常散失，故后来政府干脆把贮藏江淮物资的转运汴州院移往河阴，以免损失太大。《唐会要》卷八七云：
（贞元）十五年，于
（按《旧唐书》作颀）奏移转运汴州院于河阴，以汴州累遇兵乱，失散金帛故也。［注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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