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帝国的运河贡献-唐宋帝国与运河

当战争尚未停止，中央政府因江淮物资不能借运河大量运来而呈现出萧条黯淡的景象的时候，在东战场方面却露出了一线的曙光。原来安禄山由河北南下的军队，除西向攻占长安，南向经略襄邓以外，还沿着运河向东南侵略，有席卷江淮之势。假如他这个军事计划能够成功，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便要整个动摇起来；当日大唐帝国所遇到的危机可谓十分严重。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张巡许远以一支孤军来死守运道要冲的睢阳，却阻止住敌人的精锐部队的南下，屏蔽住经济重心的江淮，无形中给后来运河的复航奠定一个稳固的基础。

睢阳即上述的宋州，处于运河要冲，地位非常重要。独孤及《毘陵集》卷八（《文苑英华》卷八九九）《故睢阳太守赠秘监李公（少康）神道碑》云：

玄宗天宝元年，改宋州为睢阳郡，命公为太守。淮湖漕輓，刀布辐辏，万商射利，奸之所由聚也。

张巡等在这里抵挡住敌人的锋锐，保全了整个的江淮，博得唐代人士不少的颂扬。如《全唐文》卷四三〇李翰《进张巡中丞传表》云：

贼所以不敢越睢阳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贼势凭陵，连兵百万，巡以数千之众横而制之。若无巡，则无睢阳。无睢阳，则无江淮。贼若因江淮之资，兵弥广，财弥积，根结盘据，西向以拒王师，虽终于歼夷，而旷日持久。［注一三］

又《韩昌黎集》卷一三《张中丞传后叙》云：

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

又《全唐诗》第三函第七册韦应物《睢阳感怀》云：

张侯本忠烈，济世有深智。

坚壁梁宋间，远筹吴楚利。

张巡等的死守睢阳，不过奠定后来运河复航的基础。运河之恢复沟通南北的作用，却有待于刘晏的努力。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刘晏即于代宗宝应二年（即广德元年，763年）就任为转运使，把改革漕运的艰巨责任负担起来。鉴于过去大唐帝国因运河阻塞而蒙受到的损害之大，他对于当日运河复航的必要有深刻的认识。在与宰相元载的信中，他说：“浮于淮泗，达于汴，入于河，西循底柱、硖石（在今河南孟津县西二十里）、少华（山名，在今陕西华县南十里），楚帆越客，直抵建章（宫名，在今陕西长安县上林苑中）、长乐（宫名，在今长安县西十里），此安社稷之奇策也。……潭（今湖南长沙县）、衡（今湖南衡阳县）、桂阳（今湖南郴县），必多积谷。关辅汲汲，只缘兵粮。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天子无侧席之忧；都人见泛舟之役。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相公匡戴明主，为富人侯，此今之切务，不可失也。……然运之利病，各有四五焉。晏自尹京入为计相，共五年矣。京师三辅百姓，唯苦税亩伤多。若使江湖米来，每年三二十万，即顿减徭赋，歌舞皇泽，其利一也。东都残毁，百无一存。若米运流通，则饥人皆附，村落邑廛，从此滋多。命之日引海陵（今江苏泰县）之仓，以食巩洛，是计之得者，其利二也。诸将有在边者，诸戎有侵败王略者，或闻三江五湖，贡输红粒，云帆桂楫，输纳帝乡，军志曰先声后实，可以震耀夷夏，其利三也。自古帝王之盛，皆云书同文，车同轨，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神圣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其利四也”［注一四］。总之，他认为当日帝国已衰的势运的挽回，关中人民赋税负担的减轻，及以洛阳为中心的广大而残破的战区的复兴，都有待于运河的恢复航运，其需要的迫切是非常明显的。

可是，运河复航的需要虽然非常迫切，想要使它复作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却不是一件容易实现的事。在当日战后凋零残破的环境中，运河之恢复大规模的转运，要遇到四种不易克服的困难：第一，运河黄河间因为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数百里绝少人烟，航运最为需要的劳力，供给至感困难；第二，运河河道因为过去长期阻断，很久没有疏浚整治，以致渐渐淤塞而不便航运；第三，洛阳以西的黄河沿岸，早就没有军队驻防，盗贼横行，航运者所遇到的治安问题非常严重；最后，自江苏至潼关附近东西三千里的交通线上，跋扈的军人每借口衣粮不足来掠夺转运的物资。总之，当日因转运江淮物资而发生的治水、劳力和治安等问题，都是非常棘手的。

关于运河恢复航运所遭遇的困难，也见于上述刘晏给元载的信中，内云：

所可疑者，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今河南宜阳县）熊耳（山名，在今河南宜阳县西百里），至武牢（按《新唐书》作虎牢，在今河南汜水县西）成皋（在汜水县西北），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牛必羸角，舆必脱（《旧唐书》误作说，兹从《册府元龟》改正）輹，栈车輓漕，亦不易求。今于无人之境，兴此劳人之运，固难就矣，其病一也。河汴有初不修则毁淀，故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塞长茭，决沮淤；清明桃花已后，远水自然安流，阳侯宓妃，不复太息。顷因寇难，总不掏拓，泽灭水，岸石崩，役夫需于沙，津吏旋于泞，千里洄上，罔水舟行，其病二也。东垣（在今河南新安县东）、底柱，渑池（今河南渑池县）、二陵（指崤山，在今河南洛宁县北六十里）北河运处，五六百里，戍卒久绝，县吏空拳，夺攘奸宄，窟穴囊橐，夹河为薮，豺狼狺狺，舟行所经，寇亦能往，其病三也。东自淮阴（在今江苏淮阴县南），西临蒲坂（在今山西永济县东南五里），亘三千里，屯戍相望，中军皆鼎司元侯，贱卒仪同青紫，每云食半菽，又云无挟纩，輓漕所至，船到便留，即非单车使折简书所能制矣，其病四也。［注一五］

此外，关于河汴间因战争破坏而生的劳力供给的困难，《旧唐书》卷一二〇《郭子仪传》亦说：

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噑，即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经于相土（按相州即今河南安阳县治），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注一六］

关于运河的淤塞，《通鉴》卷二二三广德二年（764年）三月己酉条亦云：

自丧乱以来，汴水堙废。

面对着当前漕运的困难和需要，刘晏开始他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他第一步的工作为疏浚运河的水道，以免因淤塞而不便航运。［注一七］复次，当日运河黄河间既因战事影响而劳力供给锐减，他遂开“始以盐利（政府因专卖食盐而得的利益）为漕佣”来另外雇人运输，而“不发丁男，不劳郡县”［注一八］。这对于过去“州县取富人督漕輓，谓之船头”［注一九］的办法是一种很大的改革。此外，为着要保障航运的安全，除由政府于运河沿岸分别派遣军队驻防外，他又把漕运船只及人员组织起来，而以武职官吏负护送和押运的责任。

关于运河两岸的警卫，《全唐文》卷四六代宗《缘汴河置防援诏》云：

如闻自东都至淮泗缘汴河州县，自经寇难，百姓凋残，地阔人稀，多有盗贼。漕运商旅，不免艰虞。宜委王缙各与本道节度计会商量，夹河两岸每两驿置防援三百人，给侧近良沃田令其营种，分界捉搦。

其次，关于运输队的组织，《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云：(www.xing528.com)

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扬州道将部送至河阴。

又《通鉴》卷二二六建中元年七月己丑条云：

船十艘为一纲，使军将领之。十运无失，授优劳官。

又王谠《唐语林》卷一云：

刘晏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始于扬州转运，船每以十只为一纲，……扬州遣军将押至河阴。……汴水至黄河迅急，将吏典主数运之后，无不发白者。

除解决上述漕运的困难以外，他又积极地作种种改革的设施。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是实行裴耀卿时代的分段运输法，而加以改进。他“随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注二〇］。按以前裴耀卿改革漕运时，规定江南各地的租船须一直经汴河驶往河阴，在那里卸下物资，然后南返。如今刘晏鉴于江汴水力的不同，更把这一段路程细分为两节，而以扬州为转运中心；由江南各地用船运来的物资，到了扬州便可卸下，再由那里另外用船经汴河运往河阴。复次，刘晏“以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又“务随便宜造运船，教漕卒”［注二一］。这些漕卒经过长期严格训练以后，“未十年，人人习河险”。至于航运所用的船只，因为要适应各河流大小不同的水力，更是各有特殊的构造。例如在汴河航运的，是“歇艎支江船”，共有二千艘，每艘载重一千石；在黄河上三门险滩时航运的，又是另外一种船只，名叫“上门填阙船”［注二二］。关于这些船只的制造，他的深谋远虑的地方，着实要令人叹服。他“于扬子（今江苏仪征县东南）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或言所用实不及半，虚费太多。晏曰：不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今始置船场，执事者至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若遽与之屑屑校计锱铢，安能久行乎？异日必有患吾所给多而减之者，减半以下犹可也，过此则不能运矣。其后五十年，有司果减其半。及咸通（860—874年）中，有司计费而给之，无复羡余，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注二三］。此外，关于牵船所用的绳索，他也有很好的打算。他“调巴、蜀、襄、汉麻枲竹筿为绹輓舟”［注二四］。这些麻枲竹筿非常坚韧，当制为绳索，供船夫拉纤之用的时候，自然可以避免像从前杨务廉时代那样动辄因绳断而“扑杀数十人”的惨剧。由于以上的种种设施，当日船夫的驾驶技术自然非常熟练，船只的构造自然非常坚固耐用，从而运输的效能也就可以充分发挥了。

刘晏改革漕运以后，不独运输效能因此增加，就是运输费用也可以大为节省。在由江淮至长安的漫长的交通线上，他尽可能地以水路代替陆路来运送物资，以便减轻运费。例如“故时转运船由润州（今江苏镇江县）陆运至扬子，斗米费钱十九。晏命囊米而载以舟，减钱十五。” 其次，关于已经废坏的运输工具的处置，他又“以朽索腐材代薪，物无弃者”，这也可以减轻运输的成本。结果，除如上述由润州至扬子一段每斗米减钱十五文以外，“繇扬州距河阴，斗米费钱百二十。晏……米斗减钱九十。……轻货自扬子至汴州，每驮费钱二千二百，减九百。岁省十余万缗”［注二五］。

由于上述刘晏在漕运方面的种种改革，运河遂恢复它的连系南北的作用。每年由江淮经这条动脉北运的米粮，多时达一百一十万石左右，少时也有五十万石。这些米运到河阴以后，除其中四十万石运往长安外，因为黄河每年通航的时间有限，其余一部分只好留贮于河阴仓，一部分则运至陕州太原仓存贮，以备下年黄河春水初通而江淮米尚未到达时先运入关中之用。当刘晏的第一批米运抵长安的时候，“天子（代宗）大悦，遣卫士以鼓吹迓东渭桥，驰使劳曰：卿，朕酂侯（萧何）也！”［注二六］

关于刘晏每年由江淮北运米粮的数量，《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云：

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

又《通鉴》卷二二六云：

自是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升斗沉覆者。

但这只是运粮的最高额，少时每年不过五十万石。《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云：

旧制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至河阴，留十万，四十万送渭仓。晏没，久不登其数。［注二七］

在这些北运的米中，每年有四十万石运抵关中。关于此点，除如上引《旧唐书·食货志》所载外，《新唐书》卷一四九《刘晏传》亦云：

凡岁致四十万斛。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其余的米则分别留贮于河阴仓及太原仓。关于留贮的数量及原因，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一八《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云：

顷者每年从江西、湖南、浙东、浙西、淮南等道都运米一百一十万石，送至河阴。其中减四十万石留贮河阴仓，余七十万石送至陕州。又减三十万石留贮太原仓，惟余四十万石送赴渭桥输纳。臣详问河阴太原等仓留贮之意，盖因往年虫旱，关辅荐饥，当崔造作相之初，惩元琇罢运之失，遂请每年转漕米一百万石以赡京师；比至中途，力殚岁尽，所以节级停减，分贮诸仓。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运，免令停滞舟船。江淮新米至仓，还复留纳填数。输环贮运，颇亦协宜。

臣近勘河阴太原等仓，见米犹有三百二十余万石。河阴一县，所贮尤多，仓廪充盈，随便露积。［注二八］

这虽然是贞元八年（792年）的记载，但我们却可由此推知略为早些的刘晏时代的大概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