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潘家戴庄是北宁路南（以下简称路南）一个拥有371户、1765口人的较大村庄。北距张各庄8公里，南距倴城8公里，是倴（城）张（各庄）公路必经之处。1942年12月5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八），驻张各庄、司各庄的日伪军250余人，在日军骑兵队长铃木信的指挥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戴庄大惨案。屠杀无辜百姓1280人，烧毁民房1030间，将村内财物抢劫一空。整个村庄变成一片焦土。杀人现场惨不忍睹：30名婴幼儿被摔死在碌碡上，60名孕妇剖身于街头。全村27户被杀绝，31户只剩下孤儿寡母。日本侵略者欠下的这笔血债，潘家戴庄人民刻骨铭心，永世不忘！
1942年10月，日军在冀东推行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达到了高潮。先以路北为重点，沿长城一带制造“无人区”，驱赶路南地区16至60岁男子到路北挖沟填垒。接着，在路南挖“遮断壕”，搞“清水摸鱼”。日伪军架着大板车到处抓男青年去做劳役，违者不是被枪决就是被刀砍、活埋。对于没有“良民证”的外乡客商、走亲访友或是赶集上店的农民，则视为“通共”“通八路”分子，枪挑、刀砍于“杀人坑”，并下令不准收尸，收尸者也以“通共”治罪。
为了支援路南人民的抗日斗争，迁滦卢联合县基干队的二连、新三连和地方游击队一部，在大队长张鹤鸣的带领下，挺进路南，活动于唐官营、川林和潘家戴庄一带，寻机打击敌人。1942年12月4日下午4点，县基干队由唐官营经潘家戴庄向程庄转移。日军的一个密探骑着毛驴尾随其后。当他探清了基干队人数、装备后，即从潘家戴庄折回张各庄日军据点。晚饭前，基干队赶到程庄，准备宿营。这村的铁杆汉奸、伪保长程殿栋同伪办事员程为平，偷偷溜进倴城据点，向伪警察分局长王星寿作了密报。王星寿为献媚请赏，马上通电他的主子——驻张各庄日本骑兵队长铃木信。铃木信得到王星寿和密探的报告后，立刻集合张各庄、司各庄两处日军、特务和伪警备队共250余人，当夜12点扑向程庄，企图将基干队一网打尽。
县基干队得知伪保长程殿栋连夜外溜，恐情况有变，随即撤离该村，返回潘家戴庄住宿。拂晓，基干队的哨兵发现了前来围剿的日军马队，立即开枪射击。走在前面的两个日伪军应声栽下马来，其中一个当场毙命，另一个捂着伤口大声嚎叫。铃木信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搞得慌了手脚，他万没想到会在潘家戴庄遭到伏击，急忙下令后撤。日本骑兵一直撤到皂户村，才定下神来。跟随日军进剿的伪警备队，全部趴在潘家戴庄村西的沙岗子下边，没敢轻举妄动。
迁滦卢基干队因敌情不明，决定不与敌人正面冲突，集合队伍，迅速转移。行动之前，怕村内群众遭到不测，动员他们随队一起转移。村东头的几户群众随着基干队转移出去了，但多数群众听信了伪保长戴老四的“中日亲善，皇军来了不跑、不溜，就不杀、不砍”的欺骗宣传，没有随队转移。
12月5日清晨，日军派出的密探回报：“八路军已经跑了。”但铃木信对在潘家戴庄遭到伏击恨得咬牙切齿，依然下令：全部人马杀回潘家戴庄，对该村进行“剔抉”行动。7点多钟，250多名日伪军、特务冲进潘家戴庄。他们端枪、持棒挨门挨户喝令男女老少统统到村东南的大场里听“皇军”训话，慢者棍棒打，违者杀头！全村男女老少都被驱赶到村东南头的“会场”上。这里，刀枪林立，戒备森严。东、北两面的房顶上站满了端着刺刀的伪警备队，场南的围墙上和路口中间，架着好几挺机关枪。日军和特务头目们齐聚“会场”中央。
9点时分，日军、特务开始动手。他们首先从人群中抓出了小学教师马文焕，厉声问道：“八路的有多少？都往哪里去了？”马文焕刚说出：“不知道！”就挨了一顿棒打。接着，一个特务持棍对准他的脑袋狠狠打下去，马文焕顿时脑浆崩出，惨死在血泊之中。一个特务又从人群中拽出了齐盘成，大声喝道：“要不说出八路的下落，同样的下场！”齐盘成未及答话，就被打死在地上。一个日军从人群中拽出青年李庆发，扒去他的棉袄。四个日军端着刺刀，对着他的前胸后背，连声逼问：“八路的哪里去了？”李庆发回答：“不知道！”日军再次逼问，他还是回答：“不知道！”这时，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扎进了李庆发的肚子，鲜血喷了一地，肠子流出肚外，倒地惨死。村民潘恩田在敌人驱赶群众时藏在了自家的幔子上。后来被敌人发现，也赶进“杀人场”。他脚步未稳，就遭日军一阵毒打。潘恩田的母亲见到日军打自己的儿子，心如刀绞，急忙从人群里挤出来，一面用双手护住自己的儿子，一面对日军、特务说：“他，他是我的儿子，是好人……”“统统的八路！死了死了的！”日军哇啦哇啦地叫着，把潘恩田的母亲又推入人群。潘恩田身上又挨了一阵乱棒。他的肩胛骨被打碎了，耳朵被打烂了，随后昏死过去。一个日本兵又在他的右腿上扎了一刺刀，鲜血直冒。在场的群众怒视着敌人，心中压着一团愤恨的火焰。
时近中午，日伪军没有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铃木信气急败坏，命令日军、特务从人群中抓出了李忠海、潘恩和、戴运成、戈振久等十几名群众，当场用棍棒打死。
20多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在日伪军刺刀的逼迫下，将地主潘俊章家场北的挡车沟加深、加宽，挖成了一个长10丈、宽7尺、深6尺的大坑。日军、特务从挖坑人手中夺过锹、镐，先驱赶男人们进坑。面对死亡，人们挣扎着向外闯。手无寸铁的群众成片成片地倒下去。日军、特务把打死打伤的人们，扯着双腿扔进大坑。周树全宁死不进杀人坑，被日军一镐刨死在坑沿上。戴昌田被日军推进坑里后，奋力挣扎外爬，被日本兵一镐砸碎了脑袋。日军把他们投入坑内，并逼着一群小孩抱来柴草，堆在坑里纵火焚烧。坑内未死的群众发出阵阵凄厉的惨叫声。村民周树恩被抓去装车拉运日本兵的死尸和死马，装完后就被特务押入“杀人场”，被赶入烈火熊熊的火坑。他奋力挣扎，乘敌人一时不备从火坑里爬出来，随手扒去着火的衣服，赤身逃出了“杀人场”。
时过中午，日伪军又把杀人魔爪伸向了妇女，用棍棒锹镐打，用绳子拉，用扁担赶，将她们推进坑内。这时，大坑里堆满了死人和活人，已经装不下了。日军、特务就逼着人们又挖了一个长2丈、宽1丈5尺、深5尺的大方坑，继续将妇女门赶进去。齐居安的妻子，进坑以后往外爬，一个日军在她胸前狠狠刺了一刀，齐妻应声倒在了血泊中。她的两个女儿见妈妈被敌人打死了，趴在母亲身上放声大哭，日军又用刺刀将两个孩子挑死了。周树昌怀孕的妻子顺着坑沿往上爬，被日军一刺刀挑开肚子，肠胃落地，胎儿流出。
在妇女们惨遭毒手之前，一个挎腰刀的日军军官喊了一声：“花姑娘的，这边来！”一伙特务立刻心领神会，窜入人群，拽出十几个年轻姑娘、媳妇，拖进地主潘俊章的大院。日军、特务把她们轮奸后又拖回“杀人坑”，枪挑、活埋了。
日伪军已经杀红了眼，把嗷嗷待哺的孩子抓起来就往火坑里扔，有的被一刀砍掉脑袋，再一脚踢进火坑。特务张占鳌杀人成性，他凶狠地拎起几个幼婴就往碌碡上摔，把孩子们摔得脑浆迸溅，血肉横飞。特务们也学着张占鳌的样子，将30多名天真活泼的幼童全部摔死在碌碡上。(www.xing528.com)
日军、特务将在场的群众全部杀、埋之后，又窜回村里，砸门落锁，翻箱捯柜，抢劫财物。随后纵火烧房。全村顿时火光冲天，浓烟蔽日。直到傍晚，日伪军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载着掠夺的民财，洋洋得意地离开了潘家戴庄，回到了据点。日伪军点燃的这把大火，正遇上西北风，风助火势，愈烧愈烈，一直烧了三天三夜。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迁滦卢联合县三总区区长蔡勇为，带着助理员吴兴洲、白虹赶到潘家戴庄惨案现场，向殉难同胞默哀，告慰惨死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一定要向敌人讨还血债！一定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在抗日政府的组织下，幸存下来的潘家戴庄人，三四天后陆续回到村里。其中有被日军征到路北挖沟服役的150名青壮年，有从杀人场逃出的小学生和外出走亲访友的人们。5天后，人们淌着泪，从坑里抠挖死去的亲人。大部分尸体血肉模糊，有的手足成灰，面焦额烂，难以辨认。人们小心翼翼地抠挖，然后凭着带血未焚的“良民证”和残存的衣片特征辨认自己的亲人，各自收尸掩埋。最后，有200多具尸体，实在无法辨认，只好合葬在一个公墓。
十几天后，冀东军分区李运昌司令员给潘家戴庄人民写来了慰问信。蔡勇为和吴兴洲、白虹等，再一次来到潘家戴庄，召开群众大会，宣读了李运昌司令员的亲笔信。信中写到：“……听到潘家戴庄人民惨遭日军杀害，心里万分悲痛。日寇的暴行，极为令人发指。活着的潘家戴庄人民，要有骨气，不要因此而倒下去。要效仿路北的潘家峪人民，组织起复仇团，为惨遭杀害的同胞报仇。全冀东的八路军做你们的后盾。今派人送去步枪6支、手枪1支，武装起来，向敌人讨还血债！”
不久，冀东抗日政府又先后2次给潘家戴庄送来了2车玉米、3车种子、12头骡马和大批土布衣物，以支持绝后余生的人们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潘家戴庄人民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吓倒，幸存下来的人们庄严宣誓：“要为死去的亲人报仇，要向敌人讨还血债，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一个月后，即1943年1月，在党和抗日政府的支持领导下，潘家戴庄青年积极参加了“复仇团”。一个叫小顺的青年，更名为“齐心”，一个叫二义的青年改名为“报仇”。他们带着国恨家仇，冲向了抗战第一线。抗日战争期间，该村先后有20名青年参加了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为人民立下了功劳。
为了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给潘家戴庄人民报仇，在惨案后月余，路南一区队的两个连，分别埋伏在崔新庄子和北夏一带，伏击外出讨伐的司各庄据点之敌。屠杀潘家戴庄人民的刽子手、怙恶不悛的汉奸杨翻译和1名日军曹长被当场击毙。抗日政府还逮捕、处决了给日军密送情报的汉奸程殿栋。解放后，在“镇反”和“肃反”运动中，人民政府又把参与惨案暴行的汉奸、特务曾广昭、张占鳌、汤兴辉、杨广洲、马荣钦、张殿臣、侯福喜等20多名罪犯逮捕归案。依据其罪行，分别判处他们死刑、死缓和有期徒刑，为潘家戴庄人民讨还了血债。
195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公开审判铃木启久等8名日本战犯。潘家戴庄惨案的幸存者周树恩，应特别军事法庭邀请出庭作证，控诉了日军暴行。周树恩在法庭上述说了全村乡亲被日军杀害的惨景。在铁证面前，铃木启久跪倒在地，供认：“为推行日军的‘三光’政策，我曾下令部下，在河北省部分地区采取肃正剔抉行动，导致在潘家戴庄等处制造了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大惨案6起……”铃木启久在最后陈述中说：“我杀害中国人民的手段是残忍的，毫无人性的，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忘记的，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对我的罪行负担全部责任。”
铃木启久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消息传到潘家戴庄，全村群众拍手称快！潘家戴庄人民永远牢记：在苦难的岁月中是党拯救了他们，是党给了他们信心和力量，使他们在一片浸透了亲人鲜血的焦土上建起了自己新的家园。
（李晓红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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