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海阳侯国史述及马城县域

据正史和地方史志记载，汉代的海阳县故地就是唐代的马城县域。

《汉书·地理志》载：“辽西郡适有海阳县。”《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三》载：“平州北平郡，属三县。马城。中。古海阳城也。”

关于海阳侯国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海阳齐信侯摇母余，以越队将从破秦，入汉定三秦，以都尉击项羽，侯千八百户。”

《畿辅通志》载：“高祖六年（前201）三月庚子，以定三秦击项羽功，侯，千八百户。谥齐信。传哀侯昭襄、康侯建、哀侯省。孝景中六年（前144年）侯省薨，无后，国除。”

史志所载俱表明：汉高祖六年（前201），高祖以摇母余率领东越军随汉军打败秦军后，入汉，定三秦，又以都尉之职率军攻打项羽之功，封为海阳侯，食邑海阳侯国1800户。到了汉景帝中元六年，侯位传到哀侯省，省死后无子承嗣，遂撤销海阳侯国封号。至汉景帝中元六年（前114）之后为海阳县。马城是汉初摇母余的海阳侯国，亦有史籍可查。

民国版《滦县志·卷九》所载内容与前面《畿辅通志》所载一致。

《新唐书》《辽史》均载：“马城、望都、滦州，皆海阳故地也。”

《永平府志》载：“马城，古海阳地也。”

《滦州志》载：“三代时，滦地属侯国，至汉初，封摇母余为海阳侯。名始著于史册。”

《滦县志》载：“大抵海阳之境，北距肥如（今卢龙）、令支（今迁安），南际于海，今（滦）县之东偏及乐亭地。”

《乐亭县志译稿》称：“《汉书·地理志》有辽西郡海阳县。又肥如县之濡水（滦河）南入海。郦道元《水经注》：“濡自海阳南入海。濡水即滦水也。肥如今为卢龙，海阳在其南，又滨海，县地（乐亭）海澨也，则地之属海阳无疑。”

《水经注》中，郦道元引《汉书·地理志》《（北）魏土地纪》所载，把海阳的坐落之处和海阳为摇母余的封侯地说得很明确。

唐司马贞《史记索引》云：“海阳亦南越县地（广东潮州有海阳县），似为近之。然汉地志阙。”今《畿辅通志》《永平府志》均载入，颇有疑义。摇母余为东越之族，《山海经》载：“叔戏生摇民，摇民居越，是为摇氏。”又《风俗通》称：“东越王摇，勾践之后。”以海阳为南越县地，似揣测之词，难以证信。当时南越为赵佗所据，汉之威令未必能及，而《汉书·地理志》载：“辽西郡适有海阳县。”故《通志》《郡志》据以列入较为确实。如必曰以东越人有功，必封南越之地，何以当时敬侯蔡寅以魏太仆而亦封辽西肥如也？盖汉既统一寰宇，谅不斤斤于是。存以阙疑，以俟明达者辨焉可也。

商、周实行分封制，海阳被封为孤竹国领地。齐桓公灭孤竹，孤竹国亡，但其地仍为侯国。秦实行郡县制，但侯国不但未废，而且定海阳为国名。汉袭秦制，定此地为辽西郡之海阳国，封摇母余侯其地。后因摇氏族绝，侯国除，改为海阳县。从《乐亭县志译稿》和《滦县志》看，汉建置辽西郡海阳县要比晋初置潮州海阳县早几百年，也可以看出来此海阳县非彼海阳县。

虽不能肯定马城就是汉代海阳县城旧址（因为海阳县是西汉设置，《汉书·地理志》没有明确记载海阳县治在马城，却出现在了宋代人所修的《唐书·地理志》里面，这就存在疑点），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两汉时期，马城一带的社会经济文化已经相当发达。1989年，从马城北200米处，发掘了一处汉墓遗址，出土了一批陶楼、陶井、陶屋、陶鸡、陶狗、陶制博山炉等，这反映出东汉时期此地的豪强地主庄园经济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www.xing528.com)

近年来，在东距滦河约11公里，东北距马城镇约7公里的殷庄、大马庄一带陆续出土了一批有明确纪年的两汉石刻，多达206块，纪年从西汉昭帝元凤二年（前78）至东汉献帝初平四年（193），时间跨度272年。

这些石刻所在的墓葬群，西南紧邻周夏庄村汉代遗址和小坡子遗址，东邻殷庄遗址，北距小贾庄汉代古战场遗址约3公里。这批石刻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印证了史书所载新莽、东汉时期中央政府对匈奴、鲜卑、高句丽、乌桓等的边疆战争。特别是建武二十五年盟书，还原了当年东汉中央政府与鲜卑结盟共同抵御匈奴的全过程，此盟书正史缺载，是一篇珍贵史料。新莽时期的石刻还提供了有关王莽新朝年号、官制、地名等内容。

建武二十一年的墨祁冢志，是一个完整的墓志范文，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墓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推翻了墓志源于魏晋、唐朝的说法。

如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还强行征发高句丽兵征讨匈奴，不料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抗。《汉书·王莽传》载：“莽发高句丽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辽西大尹田谭追击之，为所杀。”新出土的石刻有志石可与之印证：

“故辽西大尹从事申庆，海阳口里人。于建国四年五月乙酉剿贼物故，良日戊子，且葬幕境，以待归里。”

“军都尉济阴甄城张平，元兴二年二月廿日，海阳之战物故，死在此下。”

“奉车都尉汝南邵陵王永，延平元年四月廿二日，海阳之战勿故，死在此下，春秋三十又四。”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安帝元初六年秋，鲜卑入马城塞，杀长蔓，度辽将军邓遵发积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将马续率南单于，与辽西、右北平兵马会，出塞追击鲜卑，大破之，获生口及牛羊财物甚众。”

出土石刻载：“张平正字直方，金城浩盛人，度辽将军麾下越骑校尉，元初六年击胡之战物故，春秋卅又二。”

《资治通鉴》（卷五十·汉纪四十二）也记载了安帝元初六年和建光元年鲜卑两次入寇马城。正史记载与出土石刻的文字相印证，充分说明海阳县域内的马城成为汉族与少数民族争夺的战略要地。

另一方面，从石刻集中出土来看，该墓葬群很可能是汉代用以安葬东北边郡兵将、官吏的国家大型公共墓地。《新唐书·地理志》平州北平郡条下有“马城，古海阳也，开元二十八年置，以通水运”的记载，可知汉海阳县辖区就是唐代的马城县域，并且海运发达。

汉代时，发源于塞外的濡水（滦河），流经右北平、辽西诸县，最终在此入海。滦河自古便通水运，有舟楫之便。作为辽西郡属海阳地处辽西西南端，东面濒临海疆，西面与右北平相邻，且依附滦河，是海运、陆运、河运的交汇点，大致位于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四边郡的中心位置，马城成为当时边郡与内地之间人员、物资往来的集散中心。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是将这里选择作为公共墓地的主要原因。如果从运输便利的角度来考虑，阵亡于渔阳、右北平，甚至塞外的将士被运送至滦河，然后再沿滦河集中到海阳安葬，符合情理。而阵亡于辽东境内的将士，通过海运到达海阳安葬也不无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滦南石刻中还出现了辽西楼船士的志石，说明在当时的辽西郡，有专门的水军设置，也可进一步反映出辽西郡水运频繁的状况。

这些石刻主要是王莽新朝和东汉各时期中央政府对匈奴、鲜卑、乌桓、高句丽、濊貊（huìmò）等的边疆战争中，战死者的墓葬志石。其所涉内容可与《汉书》《后汉书》等正史文献的记载互为印证，亦可补正史之缺、纠正史之偏，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为两汉时期东北地区民族关系史，提供新的史料。

也说明，在两汉时期，马城已发展为经济富庶、交通便利的边塞重镇和为胡汉民族争夺的水陆交通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