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危机：道学教义的政治影响

大多数史料采取道学立场，以致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禁令刚一解除，这个学派就凭借其超群的学说自然而然地获得广泛接受，不久即成为国家正统。它们在逻辑上暗示，尽管南宋未能广泛推行道学教义以拯救国家免遭侵略，但是不久蒙古占领者即被说服，接受了这一正统。事实却并非如此。向国家正统的抬升不是取决于学术考量，而是取决于政治上的利害权衡。^[46]

解除禁令只不过恢复了禁令颁布之前的状况。在此后几十年中，道学影响的散布充其量只是渐进的。韩侂胄被杀之后，政治和学术的风头都发生了逆转。饱尝其高压手段之苦的人们转而获得崇敬。朝廷接纳一些官员的建议，将适当的荣誉授予该学派的大师们：1208年是朱熹，1220年是五位北宋先驱者中的三位。授予朱熹身后荣誉的诏令称他的学术为正学，然无一语提及儒家真谛的传承。1212年，教育主管部门进一步给朱熹学术以更高的荣誉，接受了他为《论语》和《孟子》所作的注释，但还没有涉及朱熹为他所谓儒家教育入门之学的《四书》的前两部所作的注解；当然，也没有提到国家正统的话题。

又一场皇位继承危机使得朱熹学派地位的提升在政治上成为可能。1224年，宁宗去世，没有指定继承人。从1207年起便担任宰相的史弥远（1164—1233）别有心机地抛开了年长的过继皇子，立年幼者为帝。这一举动没有任何合法合理的基础，简直就是篡夺。让局面进一步恶化的是，那位年长的皇子被送到湖州之后，当地发生了一场叛乱，打着他的名义，宣布继位为非法。皇子事先一无所知，也并不赞成这场叛乱。然而，就在这场鲁莽草率的起事失败之后，无辜的皇子却遭到牵连，朝廷遣使迫其自杀。最初的不公平由此恶化成为一场政治谋杀。这一事件极大破坏了朝廷在文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史弥远个人在士大夫圈中的声望。为求改善，这位宰相玩弄权术，希望借重道学的声望来文过饰非。作为政治和解的一幕，几位老牌的道学领袖被委以朝廷高位——当然，并无重权，也未能久在其任。^[47]但不管怎么说，朝廷开始另眼相看的事实确实抬高了该学派在政治和学术双方面的地位。

朝廷政治的发展和国际危机的不断加剧，使道学地位获得进一步抬升。1127年，锋芒初露的蒙古人在内蒙古征服了西夏王国，南宋朝廷开始将自己和这个新的挑战在外交和防务上联系起来。巩固政治、统一思想变得非常紧迫。人们相信学习基本儒家经典的正确解释将使国家更有秩序、更坚定、更强大，朱熹对《四书》的注解成为官方文本。在巩固其武力优势的同时，野蛮人自称为儒教帝国——1233年，越过长城一线的蒙古人接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在今天的北京修建了新的孔庙。^[48]同年，史弥远死去，继任宰相郑清之（1176—1257）将两名道学领袖魏了翁（1178—1237）和真德秀（1178—1235）提拔到朝中。二人年事已高，不可能再作任何政策改革，只有依靠道德呼吁以提高士气。第二年，形势变得更糟。蒙古人在消灭金帝国之后，目标直指南宋。为了提高政治声望和自信心，南宋帝国求助于文化宣传，道学学派的五位北宋哲学家得以配享孔庙。^[49]此举暗示，不管蒙古帝国怎样努力伪装成儒教国家，儒学的惟一合法传承血脉仍然是通过二程高足杨时传到了南方，又传给了道学学派。人们相信，这一认识将提高宋人对宋朝是正宗儒教帝国的信心，使他们更坚定地保卫这个儒教帝国。策划这场运动的宰执曾经从学于朱熹的密友，他吃不准大多数士大夫会不会支持如此恩宠道学的举动。为谨慎起见，他耍了一个小花招，让一位友好但不起眼的中层官员向朝廷提出建议，而这个建议却畅行无阻地获得了通过。^[50]

蒙古和南宋之间在文化层面上的政治竞争在继续。1237年，蒙古开科取士。^[51]同年，南宋皇帝御撰颂词，赞同道学的正统要求，颂词后来才发表。1240年，南宋在外来威胁之外又面临内患，首都大饥荒，最南面的山区发生暴动。^[52]第二年，为了抬升本国的儒教形象，让人民坚信真理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朝廷举行盛大仪式，正式宣布道学学派为国家正统。遭禁绝时，这一学派曾以道学而闻名，再使用这个早期名称显属不当，因此改称理学。那篇据称作于1237年的御撰颂词——皇帝远见的明证——也在此时向全国公布。^[53]这就是官方的新儒学。从此，科举和预备参试的举人都必须遵循它。

人们本来希望国家正统会使士大夫表现地更为忠诚明智，合乎礼义，更好地保卫帝国。但是，正统的理论既非针对国事，其现任领袖也毫无权力，哪里谈得上士气大振呢？只有少数道德先验论者获得了官职，但无一是重要岗位，一些人仅仅是在地方学校里任职。^[54]尽管在罕有的几次公开露面时，皇帝听取了新儒家教义讲座，但他对这些东西明显关心不足，他所关心的大多是些非儒家的放纵，比如醇酒、妇人和词。^[55]国家虽有了正统，而国事却毫无进步。

在蒙古人治下编纂成书的《宋史》在断代史惯有的体裁之外，另创“道学”类传名目，专门记载新儒家。同样是这部史书，用推行道学来掩饰这位皇帝的失德，说他之建立国家正统，为后来的统治者探索了道路。^[56]不管怎么说，这位皇帝死后还是因为提升理学的缘故被冠以理宗的庙号。

众所周知，道学的哲学，特别是朱熹的集大成，远比此前的儒家思想更为广阔和系统化，蒙古占领带来的相对黑暗也不能将其光芒稍减：它在文化上已经成为现实的一个有机部分，继续激励着从事民间教育的学者们。^[57]此外，或者正是由于国家第一次全部置于外族占领之下，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感和认同感也就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加强烈。通过城市化的传播，特别是说唱文学和表演艺术，道学教义中所蕴涵的正统儒家理念逐渐在民间社会中流传开来。这些理念演绎成简单的概念，甚至影响到文盲。就这样，作为官方正统的新儒家变成了大众普遍的思想意识，而这有助于文化的整合与巩固。^[58]

然而，新儒家本身却转向了内在，在固有的圈子里自我充实。调整和创新仍然存在，但都只是量的增加，而非方向的转变与开拓。这种传统笼罩下的教育，越来越呈现教条主义的口吻。这个或者可以冠之以“新传统主义”名称的时代，具有巨大的惯性，在一个又一个世纪中固守其樊篱，造成了这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相对稳定以及后来的停滞。稳定和停滞的另一个原因是新儒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既然正统支持现存的等级秩序，那么国家就有权去调整它、操纵它，甚至为政治控制的目的歪曲它。

新儒家将自己的教义树立为国家正统，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他们却饱尝了这种得不偿失的胜利所带来的诸多矛盾。第一，尽管他们也不喜欢专制或其更糟的形式——独裁，但是，却被本学派在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和社会尊崇纵容着，习惯于压制政治上的批评声浪。第二，当经过建议、抗议以及职权范围内的努力之后，其政治见解仍然不得推行时，他们便会反躬自省，寄希望于未来，虽然这未来也是前途未卜、不可捉摸的。第三，当一些新儒家对现在和未来都感到幻灭时，又能采取何种选择？他们对改良和变革的方法知道的太少了。他们有没有可能偏离传统呢？让他们离开自幼习熟的东西实在太难了。批评正统在政治上是失败的吗？太过离经叛道。谴责专制政体吗？想都别想。要求彻底的改革？整个官僚集团或者说当权派坚定地反对它，任何背离都绝无可能。再说，在任何特定时候，幻灭者都只是分散在传统的巨大冰体之内的一小把微粒。尽管在很久以前曾经是新生事物，但是，新儒家确实老了。新儒家教义如此完全地渗透了整个文化，以致失去了变革的力量。

【注释】

[1]（James T.C.Liu：How Did a Neo-Confucian School Become the State 除本章的雏形 Orthodoxy？（《新儒家学派是怎样成为国家正统的？》）外，还可参看Julia Ching：Truth and Ideology：The Confucian Way（Tao） and Its Transmission（Tao-t'ung）（《真理和意识形态：儒家的道和道统》）；Schirokauer：Neo-Confucian under Attack：the Condemnation of Wei-hsueh（《遭到打击的新儒家：伪学之禁》）。

[2] 刘子健：《宋代考场弊端》。

[3] Nivison、Wright编：Confucianism in Action（《行动的儒家》），第22页。

[4] 刘子健：《儒教国家的双重性格》。

[5] 当代美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相似的现象，请阅New York Times，1971年2月7日，第VI版，第12页，Kenneth Keniston访问录；及其答书，New York Times，1971年2月28日，第VI版，第4页。

[6] 《宋会要辑稿·崇儒》卷2之14。又见荒木敏一：《宋代科举制度研究》；钱穆：《宋明理学概述》；麓保孝：《北宋儒学的传播》；夏君虞：《宋学概要》；Lee：Life in the Schools of Sung China（《宋代的学校生活》）和Government and Examination in Sung China（《宋代的政府和考试》）；刘子健：《略论宋代官学》；寺田刚：《宋代教育史概说》。

[7] 朱熹：《朱子语类》，卷107，第4306页；卷128，第4975—4976页。有关朱熹观点的深入浅出的分析，见钱穆：《朱子新学案》。

[8] 王偁：《东都事略》，这部权威性的宋人著述，将所有重要哲学家的传记收入第114卷，惟独漏下邵雍，将他等而下之，置于次卷。又可参见Winston Lo：The Life and Thought of Yeh Shih（《叶适的生平和思想》），第163页、注40。

[9]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陈荣捷教授和其他哥伦比亚大学新儒家研讨班的同人经常使用“道德先验论者”（transcendental moralists）一词。

[10] 朱熹：《朱子语类》，卷108，第4336—4337页；卷129，第5011页。

[11]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8 之426； HNYL，第1550 页； Winston Lo：The Life and Thought of Yeh Shih（《叶适的生平和思想》），第212—215 页。

[12] 孙应时：《烛湖集》，卷6之3—4；SYHA，卷14之14、卷14之62；杨时：《杨龟山文集》，卷2之7。

[13] SYHA，卷12之86、卷38之55。

[14] 晚宋周密（1232—1298）曾对朱熹学派有所批评，见他的《齐东野语》，卷11之7—8和《志雅堂杂抄》，卷1之36—38。两部著名的杂钞引录了周密的说法。潘永因编：《宋稗类钞》，卷6之34—35；丁传靖编：《宋人轶事类编》，第878、891页。又见SYHAPI，序，第65页。

[15] 朱熹：《朱子语类》，卷116，第4505页；SYHA，卷8之85。

[16] 李心传：《道命录》：卷2之3—7；SYHA，卷8之60、卷8之85、卷11之54—55、卷11之107、卷12之79—80。

[17] 朱熹、吕祖谦辑：《近思录》，Wing-tsit Chan译。

[18] SYHA，卷8之90、卷9之25、卷11之51、卷11之98。

[19] SYHA，序之5—6、卷8之21、卷8之28、卷8之44、卷8之79、卷9之3、卷9之44、卷11之86、卷16之20、卷16之27；叶鸿洒：《试论宋代书院制度之产生及其影响》。

[20] SS，卷430、438；SYHA，卷8之21—22、卷8之60、卷11之99。

[21] 张伯珩：《续近思录》，卷9之171；SYHA，卷8之91、卷9之77、卷70之899。

[22] SYHA，卷8之13、卷9之126。

[23] SYHA，卷11之20。

[24] 朱熹：《朱子语类》，卷107，第4313—4314页；SYHA，卷8之19。(www.xing528.com)

[25] SYHA，卷12之79、卷16之48；寺田刚：《宋代教育史概说》。

[26] SS，卷428—429；SYHA，卷8之2、卷8之64。

[27] SYHA，卷11之72。

[28] SYHA，卷8之57、卷15之86。

[29] SYHA，卷8之60、卷11之12。

[30] 顾炎武：《日知录》，卷16之390、卷19之450；SYHA，卷8之79。

[31] 钱钟书：《宋诗选注》，第172—173页。

[32] 顾炎武：《日知录》，卷17之392、卷26之590；SYHA，卷8之13—14。

[33] 朱熹：《朱子语类》，卷109，第4343页。

[34] 朱熹：《朱子语类》，卷109，第4355—4359页；SYHA，卷8之33。

[35]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考299—305。

[36]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5，第1211页。

[37] Schirokauer：Chu Hsis Political Career（《朱熹的政治生涯》）。

[38] 《宋会要辑稿》职官72之48；HTC，第3803页。

[39] 王夫之：《宋论》，卷13，第202—204页。

[40] 朱熹：《朱子语类》，卷107，第4310—4311页。又见朱熹：《伊洛渊源录》，卷4之20—22、卷9之9。

[41] SYHA，卷15之36。

[42]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第112—114页。

[43] 朱熹：《朱子语类》，卷114，第4456。

[44] SYHA，卷15之38。

[45] Julia Ching：Truth and Ideology：The Confucian Way（Tao） and Its Transmission（Tao t'ung）（《真理和意识形态：儒家的道和道统》）；Schirokauer：Neo-Confucian under Attack：the Condemnation of Wei-hsueh（《遭到打击的新儒家：伪学之禁》）；SSCSPM，第867—898页；SYHA，卷24之25—28；李心传：《道命录》，卷6之7—8。

[46] HTC，第4281—4282、4316、4387页。

[47] HTC，第4422—4424、4455、4567、4585页；孙应时：《烛湖集》，卷8之3—5。

[48] HTC，第4458、4464、4545、4587页；SS，卷422。

[49] 李心传：《道命录》，卷8—10；TMTY，第1847页。

[50] HTC，第4562页；SS，卷417、421。

[51] HTC，第4605、4613—4615页。

[52]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第2529页。

[53] 《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第2490—2491、2553、2554页。

[54] HTC，第4547、4622—4630、4836页。

[55] HTC，第4630、4849页。

[56] 脱脱等编：《宋史》，卷69；饶宗颐：《三教论与宋金学术》。

[57] 王夫之：《宋论》；《旧小说》，“吴”部，卷1之4、卷1之10、卷1之22、卷2之142、卷2之144。

[58] James T.C.Liu、 Tu Wei-ming 编：Traditional China（《传统中国》），第10—2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