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向内在：朱熹学派的反击与伪学之禁

1195—1202年间，道学被官方宣布为“伪学”并遭到禁止。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45]换个角度说：这些多数在政治上并不活跃的知识分子怎么会招致这场浩劫的呢？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许多历史叙述将之归结为又一场党争——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种现象。这是一种误导。“党”是一个有意识地投入权力斗争的政治群体。然而，研究表明，攻击者除了对道学追随者共同的反感之外，根本就缺乏团结，而被攻击的一方也没有采取任何协同一致的政治动作。有的只是几个关键官员将道学视为自身权力的潜在威胁，自觉权位不稳。那么，既然该学派的影响是在意识形态和社会领域，它积极的反对派当然能够想得到，要击倒它，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在学术上宣布它是伪学，在政治上宣布它具有颠覆性。

冲突从南宋初期就已经开始。如前所述，赵鼎偏爱程颐的学说，而其他人包括秦桧却习惯于旧有的方式方法。皇帝不希望出现任何具有分裂性的争论，于是在1136年宣布敕令，规定无论科举考试还是政府行政，都不许因学术分歧而产生歧视。这条敕令后来被废止。1178年，他的继承人重申此令。

道学知识分子倾情投入教育事业，努力传布本学派的学说，但却极少积极介入朝廷政争。他们要求排他性的合法正统地位，对当权派普遍采取疏离和批评态度，毫不掩饰地目空一切，这使许多安于现状的士大夫对这一学派逐渐失去好感。个人及政治上的不满累积起来，爆发是迟早的事。最初的遭遇战发生在朱熹和唐仲友（约1131—约1185）之间，当时二人同在浙江为官。1183年，朱熹向朝廷奏报检举唐仲友的种种恶行。唐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学贯经史的学者，而朱熹却用了“看来绝非儒者”等诸如此类的语句猛烈攻击其所谓道德失行。这场攻击在政治上是不明智或者说失算的。对这样一位在学术上享有崇高声誉的著名官员作出如此尖刻的道德评判，不能不令其他在位官僚感到警觉。唐的几位在朝供职的朋友发起反击，他们没怎么去抓朱熹个人的小辫子，而是抓住他所领导的这个特殊学派，以及这个学派不知天高地厚的要求，说这样是为了建立朱熹个人的影响，以便大放批评挑剔之词。朝廷把这场争论看成两个士大夫之间感情用事的假想拳击，反复劝解，终于息事宁人。

反击产生了出人意料、事与愿违的后果，它使朱熹学派在国内名声大振，并同时加速了两极分化。1188年，朱熹到首都等候升迁，敌人们攻讦他误导从众，制造混乱。结果，朱熹没有得到预期的任命，一声不吭地回去当他的地方官去了。几位杰出的士大夫，包括在争论中态度中立的叶适满怀悲哀地警告说，这样挟私报复地歧视朱熹最终只会导致问题的严重化，其影响面宽则涉及大多数文人，窄也关乎全体知识分子。他们请求，不要把对现存秩序的疏离误读为威胁，不要把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误读为治绩中的缺陷，更不要把学术上的追随误读为政治上的颠覆。但不幸的是，朝廷却将这些善意的劝告束之高阁。

1195年出现了皇位继承危机。精神有问题的光宗皇帝（在位期间1190—1194）被迫禅位给自己的儿子宁宗（在位期间1195—1224）。韩侂胄（1152—1207）执意除掉素有威望的首相赵汝愚（1140—1196），政局由此开始动荡。韩是皇太后的亲戚、新任皇后的叔叔，手握重权。为了诋毁一向官声卓著的赵汝愚，必须寻找某种借口。而赵汝愚曾经推荐朱熹和其他道学学者，指控这个学派正好提供了这种借口。赵汝愚被指控阴谋扩大道学影响，遭到放逐，该学派也被煞有介事地斥为伪学，就好像它真是一个“党”一样。(www.xing528.com)

一小撮投机取巧、德行有亏的士大夫为虎作伥，在韩侂胄的怂恿下，连上奏章，编造说道学的追随者常常中夜聚会，在神秘的氛围中倾听怪异的教义，衣着怪诞，崇奉本派的领袖而蔑视其他士大夫，试图通过朋友的影响在科举中猎取前名，并试图影响朝廷政策。这样一来，这个学派听起来倒真像是一个颠覆性的宗教派别了。在上述指控的基础上，韩侂胄将这个稻草人钉上了十字架。朝廷下令，每一个举人都必须书写誓词，声明自己与伪学绝无瓜葛。但是，谁又能担保他年长的老师中没有一人曾经属于那个学派呢？一年以后，1197年，朝廷公布了一份59人的名单，宣布他们是被禁止的伪学的领袖。

有几点相当明显。第一，为实施这项查禁，各种步骤前后共耗时两年。第二，即使如此，除了一些个人对掌权者偶尔的批评之外，仍然未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该学派采取了任何政治举动。那59名批评家的只言片语所造成的影响根本就无法构成威胁。第三，对个人的惩处手段有天渊之别。名气最大的朱熹没有受到任何严厉的刑罚，只是被免官了事。而蔡元定，一位从未入仕的民间学者却遭到流放。原因是，朱熹在士大夫群体当中享有崇高威望，严厉惩罚可能引发同情或抗议；而蔡元定没有任何有影响力的朋友相帮，于是便顺手拉来作了最大的替罪羊。以上三点暴露，政府实在难以在对道学学派的打击中营造一种打击朋党的态势。

建筑在苍白虚构基础之上的伪学之禁是长久不了的。许多官僚尽管克制着没有直接反对它，但却拒绝严格推行禁令。还有些人觉得它根本就是蛮横无理的。最终，儒教国家的形象本身受到的危害超过了它所迫害的批评者。朱熹于1200年去世。1202年，该禁令发布仅仅七年之后，被朝廷宣布废止，甚至韩侂胄本人也为曾经无意中走得太远而感到懊悔。引发了对道学学派压制的不是什么政策问题，而是与其拥护者的意识形态正统要求纠缠在一起的现实政治。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其实只是权力游戏中的卒子，根本无法控制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