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既为北宋悲剧性的覆亡感到悲哀，又为南宋的处境感到屈辱，他们开始意识到：传统的儒家教化失败了[6]，其中一定漏落了某些最紧要的东西。果真如此，那究竟是什么呢？[7]
朱熹及其同道从五位北宋哲学家的著作中找到了答案。这五位哲学家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及其弟程颐。大师们的贡献主要在形而上学领域，而这并非当时知识界的兴奋点，因此，他们在生前以及死后的短时期内均未产生太大影响。[8]朱熹及其同道认为，忽略形而上学理论正是那致命的错误。儒家道德哲学需要广阔的宇宙论基础来诠释经典，有效应对佛道两家特别是佛家的挑战，吸纳非儒家思想，将其整合为浑然一体的系统哲学，从而重新规范价值体系。为实现这一理想，真正的儒者必须反躬自省，对万事万物——物质世界、社会关系和宇宙进行观察思考。这种方法并不排斥政事，但将其置于次要地位。
朱熹学派发展了“理”和“气”这一对概念，“理”指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永恒不变的非物质性原则，它赋予万事万物以形；“气”是物质性力量，它使万事万物呈现千差万别的实际面貌。此外，第三个概念“道”或道路，一向是中国哲学各流派的核心，新儒家也不例外。儒家自古便相信“道”是一种充盈于天地万物之中的内在原则，新儒家则强调该原则绝非神秘莫测，而是与人本身、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的全体以及整个宇宙息息相关的，“道”由此得到升华。对于新儒家来说[9]，最重要的便是认知“道”，不懈地循“道”而行，使自己更为高尚，让“道”流行于天地之间。
教育因而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含义，成为觉悟普遍规律、感知自然世界、认识人类社会的手段。只有通过严格的自我修养，一个人才能使自己修成道德的“正果”，使他人幸福，并因此促进道德进步的广泛出现，使中国焕然一新。按照朱熹乐观的估计，再过五十年左右，一个真正儒家社会的黎明便将到来。[10](www.xing528.com)
这一信念鼓舞道德先验论者怀着迫切的心情和近乎宗教的虔诚孜孜不倦地从事教育活动。他们从失败的改革、破落的官学和王朝灾难的残骸上站起来，向着更美好的生活破浪而前。道德先验论者所教授的，实际上是道德养成的新方法，它比政策制定更具基础性。他们说，这只是从正宗的远古教义中涌动出来的一波新浪，它来自数朝古都的洛阳。佛、道二家都喜欢在那里进行思想辩论，在北宋，洛阳是主流文化的中心，并机缘巧合地成了这一学派先驱者的故乡。尽管洛阳已经落入敌手，但是，援用它的名字便意味着否定女真人对儒家传统的继承权，这中间也许还包含着一种心理补偿的意味。
然而，洛阳的声望还不足以证明其学说就是原汁原味的儒学。从“道”出发，他们又向前迈进一步，强调“道统”的概念，即正统的合法传承谱系。[11]这是一个双重的借用：一方面，借用了历史编纂学当中的“政统”，即王朝之间的合法继承关系。另一方面，借鉴了佛教，特别是禅宗中祖师向继任者传衣钵的行为。朱熹学派宣称，儒家经典教义最初由圣人传给孔子，孔子传其孙子思，子思传给他的学生孟子。接下来，由于没有适宜的传人，出现了一个漫长的中断期。这一观点发端于唐代的韩愈，但当时未被广泛接受。道德先验论者认为，是五位北宋的先驱重新找到了正统并激活了传承血脉。
各派对待正统问题的态度大相径庭。例如，当时的另一重要学派，以陆九渊为领袖的心学就对传承谱系毫无兴趣。朱熹学派自诩为惟一合法的正统，这让观点各异的其他儒家派别觉得实在是自命不凡，或者干脆就是荒谬不经。一些学者对他们翻来覆去地使用“道”这个词十分反感，送了一个讥讽性的诨号“道学”，意思是沉溺于“道”的空谈。但是，自我感觉良好的道德先验论者却毫不在意。颇让命名者意外的是，这个诨号后来竟成了尊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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