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立后的长时期内，大多数学者都有官可做。但是，从11世纪晚期开始，训练有素的学者数量超过了政府所能提供的职位数目，矛盾由此产生。职位数量有限，选官标准不断提高，竞争日趋白热化，使得许多举人在考试中求助于各种手段作弊欺诈。[2]在过分拥挤的官场中，成功地获得了功名的人们激烈地争夺文官职位。政见之别以及其他因素——比如地缘派系、亲戚关系、私人友谊、官官相护、逢迎巴结、个人偏好、裙带关系甚至贿赂——加剧了官场摩擦和人际冲突。一些思想高尚的学者感到既困惑又憎恶。特别是从12世纪起，不少饱学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短暂而不愉快的官僚生涯之后，便宁愿闲居不仕，将注意力转向思想、哲学和教育，站在当权派旁边，指点江山。
金朝在北方的继续存在成了许多知识分子心上的一块伤痛。勇敢无畏如陈亮者，鼓吹进行军事改革，为收复北方作准备，但丝毫不见成效。高宗退位后，1163—1164年，其继承人孝宗果真主动对女真人发起进攻。尽管宋朝并未获胜，这场战争却使和约条件得到改善。南方的统治者重新获得了自称皇帝的权力，给女真人的岁币也减少了十万两、匹，但是，南宋也不得不放弃了某些边境领土。和议之后的大约七十年里，南宋与女真帝国之间的僵局成了稳定的政治现实。许多知识分子将这种和平视为奇耻大辱，不禁深刻反思：究竟什么地方错了？为了让宋朝强大，该做些什么？道德先验论者积极地重新阐释儒家经典，提倡坚持经由其阐释发挥的儒家原则。这个群体还算不上一个朋党，在政治上也并不活跃，但是，当它开始扩展其影响并批评当权派时，那些大权在握的人还是将它视为一个潜在威胁。他们运用官方力量直截了当地给这个“正确道路的学派”贴上了“伪学”的标签，并在科举考试中禁止它。“伪”隐含种种意味，比如导向错误、欺骗性、伪装、假冒、伪造和扭曲等等。然而，这次查禁却是短命的，只从1195年持续到1202年。一旦查禁被取消，这个学派便逐渐赢得了更为广泛的承认和声望。到1240年，它终于被赋予国家正统的荣耀。人们不禁要问，这个急转弯是怎样发生的呢？
下述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清头绪。儒教国家是两大指导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儒家思想意识权威和国家权力。在某些方面，两大因素互相重叠、共同作用；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它们却常常互相矛盾。[3]坚定维护思想意识的知识分子通常会以某种方式远离国家权力的运作，将兴趣、关怀转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并由此同热衷于国家权力、主张机构至上的官僚划清界限，甚至唱对台戏。[4]在实践其理想的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发展出一种与统治阶级的通行规范截然有别的生活态度。(www.xing528.com)
随着学术的进步、民间知识分子数量的增长，以及思想意识关怀的日益深化，两种倾向之间的两极分化也在不断加剧。[5]当各派别为思想意识权威发生争论，当一个反对派的学派在某些友好士大夫的支持下要求成为正统，这种分化也发展到一个关键性的阶段。公开的辩争已无法避免，政府不得不在三条道路中作出抉择：第一是接受。承认其中的一派超出群伦，正式承认其正统地位。通常，随之而来的，便是一场政治改革或部分国家权力的稳健重组。第二是压制。压制的短期效果立竿见影，但最终却适得其反。一方面，知识分子和与当权派对着干的可敬的学者们社会影响深远，国家权力还没有神通广大到足以将其连根拔除的地步。另一方面，单纯依靠权力来压制公认的儒家思想会损害国家自身的形象。在接受和压制之间，存在着第三条道路：通过错综复杂的运作进行调和，将有名望的反对派作为新鲜血液吸收进官场，表彰其理论；但到此止步，不进行任何改革或重组。那些已步入官场的反对派则将被迫遵循制度常规行事，只能在诸如礼仪、考课、草诏拟敕等有限的范围内实现其部分理想，根本无法介入军政、外交、财政、决策层职位的任免等关键性领域。
北宋朝廷选择了第一条道路——接受王安石的新学，实施新政，重组政权。南宋起初采取第二条道路，对道学采取禁止态度，而后从压制转向调和，转向第三条道路。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向？问题的答案存在于道学理论的内容，存在于道德先验论者传播其理念的方式，存在于士大夫对于鲁莽灭裂的压制手段及其后果的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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