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改革大道的门紧闭着，中兴之主关上了它。和许多士大夫一样，道德保守主义者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他们却未能开启通向道德改良的大门。这些在政治上饱受挫折的知识分子的前途又将如何？几十年之后，在世纪交会之际，儒学的古老根须上成长出一株粗壮结实的全新枝丫，它在形而上学和先验论方面均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影响还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
它重新定位了儒家文化遗产，使之重获生机，因此，后来的耶稣会士名副其实地将它定名为“新儒学”。然而，在其形成过程中，人们却曾经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赋予它不同的名称。在北宋，它有最杰出的先行者程颐；在南宋，它有集大成的领袖朱熹，人们因此称之为“程朱学派”。它自诩为惟一正宗的道统，因此，又被称为“道学”，意为道或正确道路学派。这个批评者出于嘲讽目的生造出来的名称，后来却被忠诚的信徒所接受。它相信“理”——意为原则或理性——充盈于天地之间，无时无处无事不在，这构成了它的形而上学基础，因此，它又被称为“理学”。为与其先驱道德保守主义者相区别，本书将该学派的信徒称为道德先验论者。总体而言，不同名称之间的差别无关宏旨，一般可以通用。(www.xing528.com)
关于这一伟大学派的哲学思想，通行的中国历史、思想史著作已经有全面而充分的叙述，在此无须重复。然而，多少令人遗憾和惊讶的是，此前的论著从未留意如下现象：这个学派本来只是一批少数派知识分子的苦苦挣扎、努力奋斗，但是，其学说却最终攀升为国家正统思想，占据了庙堂高位。[1]这一攀升，绝不仅仅是哲学理论发展的产物，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它，而错打算盘、种瓜得豆的阴谋又将它的发展道路搞得困难重重：一开始是反对派的学说，接着被贴上异端的标签。而新儒家的信徒们却始终顽强地秉持其信念。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命运的逆转终于赋予它国家正统的荣耀和巨大的社会影响。然而，道德先验论者却未能分享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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