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整顿军队，准备北伐

赵鼎之离开朝廷只不过是一时的挫折，绝非失宠。在所到之地，他仍然顽强地保持着充沛的热情，尽职尽责。他先被任命为苏州知州，几个月后被调往战略要地南京，同时兼任长江东部地区的安抚使。南京一向号称难治，高官多，武将多，军队多。其中很多人出身土匪，惯于自行其是。即使非土匪出身者也有可能参与了所谓的“军队经济”：军官役使士兵进行航运、贸易、酿酒甚至走私活动。他们有时会故意让军队不足额，以便将正常上报的兵额与实际兵额之间的差额军饷塞入自己的腰包。有些将领不给部下应得的待遇，由此经常引发小规模、地方性的兵变。赵鼎的威望使南京能够做到令行禁止：有他在，每个人都规矩多了。但是，他却难以获取足量的军需供应，而这正是他的一项重要职责，这又引起了某些不满。^[229]

1133年，赵鼎调任洪州（今南昌）知州，兼任江西安抚使。洪州位于长江中游，俯瞰鄱阳湖。他成功地渐次消灭了几股恶名昭著的土匪。与此举相关联的是他全力支持了岳飞的发展。这位将军后来成为忠烈，此时还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人物。^[230]

对赵鼎来说，将地方行政导还正轨、进行侵略后的重建工作，都不过是前奏曲，恢复宋帝国才是他伟大的终极目标。他建议朝廷将战略要地襄阳作为收复故都开封、洛阳的桥头堡，朝廷没有接受，襄阳很快落入敌手。赵鼎奉命沿长江一线收容、重组、统率四散南逃的溃兵。事后，根据赵鼎的建议，朝廷加强了长江中游的两大堡垒鄂州（今武昌）和江州（今九江）。当匪患得到控制之后，岳飞立即着手整顿军队，准备北伐。^[231]

镇压土匪对内部安全至关重要，而反攻的准备则有助于外部安全。皇帝对赵鼎在这两方面的成绩都感到非常满意，认定让他回中央任职更有益时局。^[232]1134年，赵鼎奉召还朝任副宰相。也许是从前次与其他官员的冲突中吸取了教训，赵鼎的政治风格变得不再那么强硬，他和宰相朱胜非的合作，虽然不无紧张，但没有发生重大争吵。

又到了变换宰相的时候。朱胜非被吕颐浩取代，而后者正是赵鼎几年前攻击过的人。皇帝知道两人的矛盾，选择让赵鼎再次离朝，这一次不只是做知州，而是做在四川、陕西的广大地域内有便宜行事权力的都督，并将在西北侧翼准备一场反攻。1130年，张浚曾经担任同样的职责，结果以失败告终。^[233]为不辱使命，赵鼎要求比张浚曾经得到的更多的资金和供应，而宰相吕颐浩给他的却比以前更少。赵鼎抱怨之后，他追加了一些但仍然远远不足。赵鼎表示抗议。他抗辩说，如果在朝廷上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又怎么能希望他在距离权力中心几千里之外的地方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呢？^[234]

这场辩争还没有解决就意想不到地被搁置了起来。事态紧急，赵鼎的任务宣布取消。到此时为止，宋朝一直是通过非正式信使维持和谈，与女真人保持联络。女真人坚持在中原扶植刘豫的傀儡政权，使得双方无法达成一致。^[235]此时，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女真人又以刘豫的军队做帮凶，在淮河流域发动了全面进攻。^[236]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打击下，朝廷需要赵鼎来帮助掌舵护航。

胆小鬼们给朝廷开出了屡试不爽的老药方：皇帝应当沿着海岸南逃，到福建去，官员们则该疏散到其他安全地方。甚至一些将领也同意朝廷这样做，把长江防御的任务留给他们。皇帝在犹豫。赵鼎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他指出，上一次女真人越过长江后，缺乏足够人力，才没有长期占领。而这一次他们裹挟傀儡政权的军队而来，如果有能力再次越过长江，就不会停下，而是会追着皇帝的行程继续推进。从长远上看，这次侵略有可能使朝廷最终面临无地可退的境地。惟一可行的办法只有立即迎战。赵鼎冷静地分析，认为这一次反而是宋朝挫败敌人锐气的大好机会。因为，女真军队并不处在它最强悍的时候；况且，女真人此次是应刘豫的要求而不是自己选择南侵的。傀儡政权军队的增加不会改变整体状况。^[237]他向皇帝保证，经过几年的准备之后，宋朝军队应当可以胜任这项任务，养兵千日，该是用兵的时候了。激动人心的推理打动了皇帝，让他认识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安全问题，而是王朝的存亡问题。(www.xing528.com)

高宗任命赵鼎担任宰相兼枢密使，宣布自己将从临安迁往南京以便亲临指挥，但同时，他把宫廷人员送往他上一次避难的温州和更南方的福建泉州。^[238]他接受赵鼎的建议，告谕诸将必须通力合作，有效抗敌；而他将亲自指挥调度，确保诸将得到同等的供应，打胜仗则有充足的奖赏。士气大振的军队果然一开始就打了几场胜仗。^[239]

高宗还采取了一场政治攻势。在此之前，为了不必要惹怒傀儡政权背后的女真主子，宋朝一直耐心地克制着不去谴责或贬低傀儡政权。到了这个时候，生死存亡的威胁重新激起了高宗的敌忾之情，他颁布一道又一道诏书，强烈谴责傀儡刘豫，号召其治下的人民弃暗投明、回归宋朝。^[240]在最初胜利的激励下，皇帝曾考虑从南京渡江北上。赵鼎反对。

他认为最佳战略是长期固守长江一线，消耗敌人的积极性和力量。他提醒皇帝，即使女真人突破沿江防线，固守南京也可以不必后撤，由此便可表明皇帝坚持抗战的决心。而如果皇帝先北进后南撤，便会引发诸将的退却，军队的四散奔逃和整个防御的全线崩溃。尽管不无危险，皇帝还是接受了这一战略。^[241]

赵鼎觉得自己越来越无法单独应付日益紧迫的军政事务，请求皇帝将老朋友张浚召回朝廷。他说，张浚是文官中最杰出的军事专家，他对国家的贡献无可指摘，他的斗志一直激励着军人们，他的去职则曾经引起军人的普遍失望。至于那些曾经导致张浚去职的苛刻批评，赵鼎开脱说，只不过是某些要求遭到拒绝的人们在个人敌意煽动下的产物，许多指控都是捕风捉影、夸大其辞的。张浚的惨败是一个错误，但不是罪行；他应当受到责罚，但不应被闲置。高宗被说服了，他签署特诏赦免先前对张浚的指控，任命他为枢密使，并预先封住了台谏官的反对通路。^[242]皇帝教导张浚这一回一定要作为一个团队同赵鼎合作，他说，赵鼎是一位刚正的政治家。^[243]这话是知人之论。

南宋的前景开始光明起来。立身皇帝之侧，身为百官之首，又有他所敬重的老友相扶助，赵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努力提高道德水准是最佳的治国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