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北方人，向南流淌的黄河在他的故乡山西折而向东。他与不到两百里外的洛阳有着密切联系。在那儿——北宋帝国的文化中心，他曾经是邵伯温（1057—1134）门下的一名求学青年。邵氏的父亲是司马光和程氏兄弟的朋友。在官僚生涯的早期，赵鼎作为洛阳县令重归故地。[208]之后，在首都开封，作为一名低级官员，他亲眼见证了北宋王朝悲剧性的灭亡。女真人扶立的傀儡政权力图吸纳士大夫。多年以后，流放中的赵鼎受到了对其“历史问题”的指控，说他曾自贬身价，回傀儡政权合作以至高位，甚至还曾经阻挠忠诚的人们自发投奔首都的行动。赵鼎在回忆录中对这些谣言一一驳斥，证明它们是敌人蓄意煽动的诽谤。后世史家认为所有这些指控都纯属伪造。赵鼎当时所做的，是躲过了傀儡政权的收买示好，逃向南方。[209]
南宋初期，在得到友人张浚的推荐之前，赵鼎的知名度还不足以让他获任朝官。使他声名鹊起的是他对国家突然遭遇惨败的根本原因的激烈言辞。他认为，变法是一切错误的根源，而蔡京只不过是变本加厉而已。他说，王安石政策最具危害性的后果是人才的浪费，他们被导向错误的道路，甚至是腐败行为。（应当指出的是，根据儒家原则，先皇无可指摘，因此，指责几乎总是集中在大臣身上，在这里就是王安石。）尽管其他几位学者，比如杨时，也曾表达类似的看法，但是，引起巨大反响的却是赵鼎的言论。[210]急于树立新形象的朝廷发觉赵鼎的策论颇具吸引力，将他连升三级：先是右司谏，然后是殿中侍御史，最后是侍御史。[211]赵鼎的首先发难，再加上其他保守派的添油加醋，最终导致王安石的牌位被请出神宗陵庙，其配享荣誉也被取消。[212]
赵鼎积极地行使他的监察权力，在三个月内提交了40份建议，有九成获得朝廷批准。未被批准的，则包括将朝廷迁往长江岸边某地以图安全的主张。[213]1129年，女真人发动最大规模的入侵，跨过长江。高宗退到杭州以后，在兵变军队的逼迫下，曾被迫短期退位，此事造成了他此生对武人永远的不信任。在女真人无休止的追迫下，他不得不沿浙江海岸继续撤退。在兵变和退位危机中表现得忠诚尽职的赵鼎被派往上述地区打前站，然后，又回过头来加入朝廷的继续逃亡。[214]他审时度势，提出三个可供选择的策略：继续战斗、择地而守、逃亡避敌。由于宋军兵力相对处于劣势，他赞成宰相采取避敌之策，于1129年腊月（相当于1130年1月）逃到海上。因为在危难之中表现坚定，赵鼎再获升迁，任御史中丞。[215]
从来没有一个中国朝廷曾经在大海上漂泊。这个念头光是想想就能吓得许多官员脸色苍白。他们进退维谷：一边是女真恶魔，一边是蓝色的大海；一边是可怕的危险，一边是不可知的冒险。皇帝决定出海时，只从朝中选择了宰相和6名勇敢的官员随行，这其中就包括了赵鼎。其他官员则任便疏散到邻近地区，只要他们能在那儿找到避难所。出海之前，感到前途渺茫的士兵们陷入骚乱，这使皇帝回想起刚过去没多久的兵变经历。为避免悲剧重演，他决定摆脱大部分士兵。在航行中，他带了尽可能少的禁军和一支由宰相掌握的大约3000人的部队。没有舰队，也没有海军，有的只是一队匆匆忙忙凑起来的普通船只。尽管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艘船，但我们了解每艘船可载60名士兵。因此，总共至少该有50艘船。我们也不知道这些船只的大小，但它们该是相当大型的，因为我们知道每名士兵被允许携带2名家属。加上水手，这些船只的平均承载量应当超过200人，或者可能达到300人左右。[216]
皇帝的航行遭遇到一场持续三天的剧烈风暴，接下来度过了1130年令人沮丧的旧历新年，之后又是一次死里逃生。在海边当地人的帮助下，女真人追到了海上，几乎赶上高宗。值得庆幸的是，追兵的船只较小，宋朝的船长驾驶大船把他们甩在后面。[217]不管怎么说，皇帝和他的随员越往南走就越是感到安全。他们最远到达了靠近福建的泉州，但是，传来的仍然是不利的战报。在中国中部的江西，女真人跨过长江，追捕皇太后和她的随从。扈从军队发生兵变，抢劫皇室，土匪掠走了剩下的东西。该地区的一名知州（不是别人，正是秦桧的岳父）不仅投降了金人，还派他的儿子为敌人募集军需。[218]回望南京的宰相杜充，人们本来指望他来保护这座城市，而让大多数人感到震惊的，是他却不张一弓不发一矢就弃城了。更为令人惊骇的是，杜充本人也投降了女真人。此前，还没有一名宋朝的宰相有过如此行径。听到这个噩耗，皇帝连着几天都食欲全无。[219]
幸运的是，由于人力不足、补给线过长，从1130年春天起，女真人开始逐渐北撤。然而，宋朝皇帝的回銮之旅也不全是一帆风顺。他乘的船曾经被大雾围困了将近半天，人们甚至以为他失踪了。[220]最后，皇帝陛下终于上了岸，把司令部安置在绍兴，该地以他的新年号命名。(www.xing528.com)
在整个逃亡过程中，赵鼎的表现都极为出色。他常常临时受命去视察军务，并因此获得了军事方面的专长。有传说甚至宣称他在击退一批女真人中起了作用。[221]然而，这样一个传说对赵鼎的官僚生涯却没什么好处，相反，只会使其他官员感到嫉妒。
女真人撤退后，赵鼎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政治斗争，热切希望解决行政问题。他发现宰相吕颐浩的缺点，特别是在财政和人事政策方面的问题，因此连上表章，反对和否决吕所作的升迁决定，藉此来表明对吕的不满。皇帝最终同意将吕赶出朝廷，任命他做知州。尽管皇帝很小心地宣称吕颐浩并无大过，但赵鼎却打赢了这一仗。[222]考虑到赵鼎近期的军事经历，他最终被提拔为签书枢密院事，这是一个仅次于宰相的职位。由于当时并无枢密使在任，因此赵鼎实际上已经跻身最高官员之列。
尽管已经有了权和位，赵鼎却不能做他想做的一切。第一，他想把枢密院恢复到与宰相及其附属机构相独立的正常状态。想法虽然合理，却既不够明智，又不合实际。[223]战时的紧急事态要求宰相必须兼管军事事务。第二，赵鼎和其他几个官员都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大将的监督控制。这些大将拥有私人军队，常常自行其是。皇帝打心眼儿里赞同这个主意。但是，当一位大将不遵朝廷号令发兵援助相邻部队、赵鼎想要严厉斥责时，皇帝却嘱咐他用词要温和。[224]同这位理想主义的大臣相比，皇帝在政治上更为精明，他坚持要赵鼎在进行任何涉及多支部队的战略调度时，必须征询将军们的意见，取得他们的同意。[225]第三，政治风向变了。1130年秋，赵鼎的密友张浚从西南腹地发起大规模北伐，试图扭转宋朝在沿海地区压力巨大的军事形势。不幸的是，这场先天不足的侧翼行动以惨败告终。张浚的去职对曾经支持他的赵鼎的政治地位投下了阴影。[226]
1130年冬，赵鼎被调离朝廷，表面上是因为他在某些任命和其他几桩小事上违背了皇帝的旨意。[227]这些事情，既不涉及敏感问题，赵鼎在其中也并无大错。真正对赵鼎造成损害的，是不断有人批评、指责像他这样一个对军政知之不多的学者却常常触犯同事、军官和百姓。一句话，赵鼎激起了众怒。当一批同事盼望着他走人时，总是希望保持多数派支持的皇帝当然只好点头。[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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