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异己之后，秦桧任人唯亲，公然将自己的家人和姻亲安排在政府的诸多关键职位上。秦桧死前，他的儿子也是在他身边供职多年的一位高官，要求接替其职位。高宗拒绝了这个厚颜无耻的要求，而后迅速对秦氏家族开刀，罢免了在朝的秦家子弟，命令他们离开首都，返回原籍。[169]帝国已经相当巩固，不再需要一位权相。相反，高宗希望通过肃清秦桧流毒来抬高自己的形象。
皇帝决定亲自掌管国政。[170]秦桧时代为方便揽权，办事不循程序制度，监司郡守有事直接报请相关机构，不经朝廷；而高宗则下令事事必须直接上报朝廷。[171]对秦桧时代更为显著的一项拨乱反正，是下令叙复了一批遭到贬谪的前宰相和其他因受牵连而遭罢免的官员。这些被平反的官员得到了新任命，或是恢复了先前的职衔，至少也获准在他们喜欢的地方居住。已经去世的赵鼎得到了身后哀荣。[172]惟一一个突出的例外是张浚，他获准回四川老家葬母，但事后还须回编管居住地报到。[173]
高宗是否会罢免曾在秦桧手下任职的宰相们呢？恰恰相反，他还要留任他们一段时间，因为政策取向基本上仍保持不变。但是，这班宰相却不免遭到被平反者的攻讦挞伐。[174]比如，其中的一员很快被骂作秦桧第二。[175]这班宰相自然都没能在朝廷上立足太久。走马灯似的频繁换相模式重新出现了，人浮于事的风气也在官僚群中重现。[176]阿谀奉承在朝廷里大行其道。一位善于逢迎的高官[177]进呈“揽权论”，主张皇帝既“取法于天”，权力无所不包，则当如此这般行使其权力。[178]对于一个孱弱的政府来说，把专制主义捧上天可不是什么救弊良方，而是一个坏兆头。
秦桧高压政策的代价是道德沦丧。“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虽然气氛有所缓和，但是，几乎没有士大夫敢冒政治风险往前迈一步或是畅所欲言。[179]一些大臣建议，既然士大夫爱重名誉，皇帝就当承诺言者无罪，鼓励他们表达观点。皇帝表示反对，似乎害怕打开一扇洪水之门。[180]相反，他采取了另一种方针，让官僚们对如何节约政府用度之类毫无政治敏感的技术性问题提供意见。半年过去了，仍无人大声疾呼。[181]
官僚群体的人浮于事还不是最严重的病症，比这危险得多的，是1161年女真人的再度入侵。这是时隔20年之后女真人第三次企图灭亡宋帝国。宋朝小心翼翼地恪守和约，以为这样就可以保有和平。[182]谁也没有料到金朝会出现一位篡位者，他以诗言志，妄想马踏临安山巅。[183]前任皇帝钦宗已经在囚禁中亡故，女真要收回河南、挺进长江流域。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一位宦官建议迁都福建，高宗拒绝了，开始组织防御。[184]为表率群伦，他御驾亲征到南京，但在那儿只待了两个星期。[185]同时，为安抚主和派，也为再度和议作准备，他召回了一位曾经接任秦桧并在某些方面尚颇有影响的前宰相。[186]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偏不倚，他既宽恕了北宋末年因主和而遭贬谪的宰相的子弟，又宽恕了主战派象征——屈死将军岳飞的子孙。对这位将军迟到的承认赢得了许多爱国者和保守派的好感。[187]
高宗似乎漏打了一张好牌：富有军事才干的主战派领袖、前宰相张浚仍然处于放逐之中。最终，高宗还是违心地任命张浚出任贬居地附近一个州的知州。[188]接着，张浚还来不及歇一口气，又被任命为南京守臣，负责组织防御。[189]而就在张浚到达南京之前，宋军已经打了一个大胜仗——但却不是因为武将们打得好。令人称奇的是，当时正好在前线的士大夫虞允文（1110—1174）重新组织军队投入战斗，并取得胜利。[190]之后没多久，厌战的女真军队谋杀了篡位者皇帝，放弃侵略，班师北还。恢复和平有指望了。[191](www.xing528.com)
张浚到达南京之后，立即越过长江，筹划在淮河流域进行大反攻。[192]由于他崇高的历史声望和积极的现实活动，许多人都盼望他能成为下一任宰相，这个愿望却没能实现。[193]在一次觐见时，张浚提出要和宰执一起同皇帝商讨军政事务，遭到了皇帝的拒绝。[194]高宗可不想让张浚这么一位主战派人物留在身边，阻挠自己的计划。主战派们充满理想主义地希望收复北方，而高宗则非常现实，只关心当务之急和实在事务。在他的算计中，第一是安全，第二是加强安全。持续战争隐含巨大风险，近期的胜利绝不会动摇他对和议的渴望。[195]相反，高宗认为，应当抓住胜利的大好时机，在再度媾和时争取更有利的条件，比如说恢复宋朝的皇帝头衔，不再称金朝为上国。[196]
既然意见与朝廷恢复和议的方针明显相左，有人建议张浚辞官还乡。他却继续留在南京，处理常规政务。也许，他是在静观待变。但是，他却说人们已经把自己视为主战派的象征，退隐只会引起普遍的不安，而不安对国家是有害的。[197]对张浚来说，静观待变也许是正确的。在下一任皇帝统治时期，他确实得到机会尝试了一次大规模反攻，虽然又是无功而返。[198]
1162年，统治南宋长达36年之后，高宗选择退位，传位给养子[199]孝宗（在位期间1163—1189）。也许是厌倦了近期的军事危机，也许是为能够在第二次和议之后传给继承人一个尽可能安全的帝国而感到无比欣慰，不管怎么说，太上皇高宗晚年身体康健，继续在幕后对重大朝政施加影响。过去，在前台出头露脸的代理人是不是无法完全让他称心如意呢？如果是这样，新皇帝便是那个代理人。
高宗遗产中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倾向于绝对独裁的君主专制权力。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再明白不过，一切都仰赖皇帝的决策。皇帝个人，不依靠任何官僚，制定国家政策。从此，知识分子们意识到，政治必须从皇帝的教育开始，别的都还在其次。这正是为什么后来哲学家朱熹会长篇大论地对新皇帝强调诚实地“格物”以“致知”，从而达到“正心”、“诚意”的重要性。[200]很多人认为这些哲学概念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但是，在极权主义的语境中，朱熹所强调的，正是从他的立场看来最为现实、最中要害的东西。如果在朝廷上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他个人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将直接影响国家的繁荣昌盛，那么，一位优秀的儒者必定要问：除了让皇帝皈依儒家学说之外，还有什么能更好地建设好国家、好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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