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成为惟一的宰相，秦桧便盘算着促成和议，平息朝廷上的反对意见，条件是皇帝必须毫无保留地信任他，毫不动摇地支持他。他十分谨慎，不要求立即答复，而是请皇帝思考三天。三天之后，皇帝批准了他的计划。但是，秦桧建议皇帝在最后拍板之前再考虑三天。一旦确认了皇帝的全力支持，秦桧立刻在朝廷上宣布这个堂皇的决定是为了和平，他将负责和谈，他人不得插手。[145]通过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专制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可以无须官僚机构的介入而作出任何不可逆转的决定。秦桧促成了这一膨胀，他本人又通过授权得到了与皇帝同样的权力。当和议即将达成之际，朝廷摆出姿态，再次允许官僚们表达意见，但只能是在闻所未闻的一天期限内。[146]许多官员提出强烈反对，但全都如泥牛入海。[147]
高宗为什么会接受这些屈辱条件，特别是与自身尊荣攸关的附庸地位？他一点都不顾虑儒家关于体统、荣誉、自尊的价值观吗？为什么他会在宋朝刚刚取得一大胜、若干小胜，反攻的前景正趋光明的时候反而钟爱和平？[148]他难道不怕和议会引起广泛的不满？思考这些问题将有助于理解权相秦桧长期在位的现象。
问题的核心是安全，秦桧为此努力良多。和议达成前夕，秦桧将三员大将召回朝中，任命为枢密院长官，将他们“明升暗降”，与军队隔离。
大将从前的副手被提升为新的将军，继续统领原来的军队。接着，这些军队被置于朝廷的直接控制之下，成了帝国的军队。[149]军队的重组进行得相当顺利，没有引起任何混乱。事实上，很多将军早就看出风向，自请解除兵权。正如清初学者王夫之指出的，能有这么一位能干的权相按自己的心意办事，高宗一定满意极了。[150]
三大将之中最年轻、最具爱国主义精神的岳飞（1103—1141），惟一公开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并坚持反对和议。在没有正式将皇帝卷入、尚未动用皇权的情况下，秦桧仅仅凭着一个权相的权力，就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并在狱中处死了岳飞。[151]这其中的不公正是如此的臭名昭著、明目张胆和令人震惊，从此后的那个世纪直到当代，它一直是通俗戏曲和小说的题材。[152]
言归正传。与女真人的媾和保证了外部的安全，剥夺大将的兵权则保证了内部的安全。安全对高宗的意义非同寻常。作为皇帝，他挣扎了十余年，经历了一连串的艰险逃亡和死里逃生。早期那场曾迫使他退位的兵变，近期大规模的叛逃，还有几个武将对和议的反对，常常使他对武人感到恐惧。现在，当秦桧完成这一切之后，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而且，如果以后出了什么问题，他还能把秦桧推出来做替罪羊——秦桧死后，他正是这么干的。当然，如果什么严重问题也没出，他还会让权相秦桧继续为他统治。从他的立场看，一小撮官员的反对，在野知识分子的不满，都可以通过政治手段压制、平息。这样，帝国就天下太平了。[153](www.xing528.com)
任免宰相的频率归根结底取决于皇帝的安全感知度。当他觉得帝国是不安全的，政策是不确定的，那么，高宗对各种危机——内部的、外部的、个人的以及混合的——的反应就是频繁地试用新的宰相。而当形势转向稳定，相反的情况出现了。素桧独相的时间不同寻常地长达18年，直到1155年去世为止。甚至在他之下的副宰相也没有经常更换，18年中只有四任副相。
与女真人达成和议之后，权相要做的，就是将知名的政治反对派和其他有反对派嫌疑的官员驱逐出朝廷，高宗在幕后支持他。一位深洞时情的官员预言说：“当皇帝独运皇权、达成和议之后，会比以前更加轻视士大夫。”[154]高宗本人则诟病士大夫，说：“他们几乎不讲信义。他们彼此相异的言论、观点对国事丝毫无补。”[155]更糟糕的是，他们分散了国家的注意力，“自从和议达成之后，国无大事。我们惟一能看到的，就是那些宣扬自己标新立异的错误观点、扰乱朝纲的士大夫”[156]。皇帝命令地方政府严加看管那些放逐到偏远地区的官员。[157]
在被放逐者中，前任宰相以其声望成为士大夫的天然领袖。1139年的和议达成后不久，朝廷为了表示和解，将他们全部任命为知州。[158]但是，第二年，他们又被以种种借口全部解职，重新退休或遭放逐，甚至遭到流放。[159]下一章将透过赵鼎的个案描述他们的困境。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些年迈的政治家被置于某种类似于“驱逐出教”的境地。亲戚们甚至不敢与他们交往，更不用说老朋友了。[160]
秦桧还建立了一种前现代的思想控制手段。尽管不是太公开，但几部史书中都提到了绍兴年间的“禁学”。起初，他命令重修官方实录，以便清除对己不利的内容，[161]后来又反复重申禁止出版、流通包含政治流言的私家历史记录的命令。[162]著名保守派政治家司马光的一位后人吓破了胆，以致否认一部长期流传的笔记是他那位著名先人的作品。[163]遭到压制的不仅是政治方面的书籍，还有那些包含所谓异端理论、奇谈怪论的书，以及谤诗。[164]每有书籍即将付印，都要送一部到国子监，接受审查。如果不能通过审查，书版就会被毁掉。四川和福建这两个出版业发达地区，受到了严密关注。值得庆幸的是，禁令时松时紧、未能贯彻始终，所以，反对派思想并没有全部消失。例如，程学学派虽然看似境况暗淡，但却在私人的圈子里延续着，特别是在福建。[165]
在种种威压之下，多数士大夫都不再参与政治讨论。甚至高宗都注意到了这种沉默，他看到“近年以来，只有少数几篇议论国家大事的文章”[166]。他告诉秦桧，在和平时期，宰相应当放松。[167]然而，他根本就不明白，在秦桧看来，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不断揪出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士大夫，消除其潜在影响。传说就在临死前几天，秦桧还正在制定一个53人的应弹劾、解职官僚的名单。[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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