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认为，朝廷的理想状态，是宰相们能“同心同德”地像一个团队一样协作。[115]人们相信，这样一种理想状态的领导对其他大臣具有示范作用。虽然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似乎有些可望而不可即，但赵鼎和张浚确实在若干年中曾经企及它。两人都是正直勤奋的官员，都致力于通过有效的军事力量和廉洁的行政实现帝国复兴的大业。他们对朝廷的耿耿忠心可圈可点，在士大夫群中的崇高声望和巨大影响甚至不因岁月的流逝而稍减。张浚虽然是个文官，但人们最为称道的却是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1131年，他以四川为基地从西北侧翼的陕西对金发动反攻战役，不幸遭遇惨败。此后，他暂时赋闲，但为时不长。
1135年，赵鼎和张浚被任命为宰相。他们的任命标志着朝廷组织坚强防御和准备反击的决心。[116]二人合作融洽，保持了崇高的道德水准，让人不禁要联想到元祐保守派掌权的时期。[117]两人之间有着运行高效的分工：张浚负责军事事务，赵鼎负责普通行政。[118]
形势迅速好转。女真人的第二次南侵，纠集了傀儡政权刘豫的军队，最初看上去来势汹汹，但在宋朝组织有效的防御面前，却变得远不如第一次凶猛有力。女真人将这归咎为刘豫后勤供应不力，开始考虑废黜这个傀儡政权，但在当时，南宋还无缘得知其事。[119]为了鼓舞士气，高宗宣布亲征，带领军队从行在临安到达长江岸边的南京。在那儿，他欣喜地收到了藕塘前线战胜的捷报，藕塘位于南京以北大约100英里。这不啻是南宋所取得的第一次巨大胜利。[120]但是，高宗说，更让他高兴的，却是大将能严格遵行朝廷的命令。[121]在他看来，对军队的控制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朝廷的安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胜利却在两位宰相之间造成了无法弥合的裂痕。赵鼎一如既往地保持谨慎，而张浚却是大胆的。在胜利之前，赵鼎就建议放弃淮河流域，退守长江防线，以确保防御尽可能坚强稳固。胜利证明张浚迎击敌人的策略是正确的。胜利之后，赵鼎仍然坚信加强江防才是明智之举。但是，被自信激励着的张浚却认为宋朝军队北上反攻的时候到了。考虑到这一分歧和其他一些无法言明的歧见，赵鼎觉得自己应当体面地辞职，既不再挡老朋友、老同事张浚的道儿，也不要将两人的分歧公之于众。他有着一个真正政治家的胸怀，认为张浚是不可替代的，而自己则不然，另外找个人来管理行政事务并非难事。他建议皇帝让张浚按照自己的想法乘胜加强军备，那将是一桩非常重要的任务。高宗极不情愿地同意了赵鼎的去职，任命他到离首都很近的绍兴去任知府，但却极不寻常地要他随时准备奉召还朝理政。[122]
令人崇敬的宰相团队就这样破裂了，原因不仅仅是战略分歧，还有一些未曾公之于众但却意味深长、后果严重的因素。其一是官僚政治。赵鼎说他和张浚曾经像兄弟一样和睦共事。不幸的是，却有那么一些不太高尚的官员，发现了二人在战略上的分歧，往来挑拨，造成了更大的裂痕。事实证明，即使是像张浚和赵鼎这样互相尊敬的老朋友，也经不起长年累月的挑拨离间。[123]另一个原因则是赵鼎不愿公开揭橥的，那就是两人在儒家理论取向上的分歧。赵鼎是一位道德保守主义者，他选择追随者的标准是共同的伦理取向和道义原则。张浚却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更看重目的而非德行，他网罗追随者的标准是才能。赵鼎推进了程学学派。张浚虽然和任何学派都没有特别关系，却和一批从北宋末年以来就倾向于恢复变法体制和王（安石）学理论的官僚交往密切。这一点扩大了两位政治家之间的裂痕。当赵鼎推荐一位保守派学者对历史记录进行新一轮修改时，张浚表示反对。张浚也不赞成保守派所宣称的以程学为归依的儒家正统传承路线。事实上，正是在赵鼎辞去相位之后，陈公辅才对保守主义者所宣称的传承线路开了火，而他的做法却得到了张浚的默许。[124]
事情还没完。那时，秦桧（1090—1155）在朝廷官员中享有不偏不倚的好名声。因此，张浚请求让秦桧接任赵鼎。[125]表面上，一个新的团队形成了，但是，这两个人关系却从来都不曾紧密。由于希望军队尽快投入反攻，张浚撤掉了一位不称职的老将，代之以一位文官。但是，这位文官的不通武事却导致了军队的大规模叛逃。大约3万到4万的军队投向刘豫，长江防线上出现了一个大裂口。[126]惊吓之余，朝廷匆匆忙忙回迁到首都临安，而这一步是赵鼎早就建议过的。[127]弹劾张浚的章奏不计其数，皇帝龙颜大震，指责他为备战耗尽财力、人力，荒废了两年光阴。结果，张浚又一次遭到放逐。这一去就是15年，直到女真人再度入侵。[128]
张浚发现秦桧为人狡诈，鬼鬼祟祟，因此，罢职时反对让秦桧接替自己。高宗决定召回赵鼎。赵鼎请求复相张浚，即使不可能，也要把张浚任以他职，留在朝堂上。[129]他希望至少部分地恢复他们的团队。但是，高宗拒绝了这个请求，反驳说张浚已经给国家造成巨大危害。后来，又有人提到张浚，皇帝仍然难掩憎恶之情，情绪极端地夸大其辞说：“我们宁可忍受亡国之痛，也不要再任用那家伙。”[130]有人怀疑这其中也许还有其他什么原因。比如，皇帝也许担心张浚的复职会引起更多的叛逃，激怒将领，或者再出现一次冒险行为，以上任何一条都可能威胁国家安全。总而言之，赵鼎的反复请求只是改善了张浚被贬的条件。[131]
既然无法让张浚复职，赵鼎只好要求让秦桧留任，做自己最亲密的同事。秦桧无比感激，但仅在彼时而已。[132]没有一个真正的团队，赵鼎也很难有所作为。[133]他没有提出任何计划，也没有对即将发生的重大转折——和议作好准备。
在北方，女真人废黜了刘豫的傀儡政权，答应议和，将河南地区归还给宋朝，送还高宗之父——徽宗皇帝的棺材，释放他的母亲。（至于钦宗，他们继续扣留，一方面作为宋朝屈辱的象征；另一方面，如有必要，可以扶作傀儡皇帝，来动摇高宗统治的合法性。）作为这些让步的交换条件，女真人要求宋朝贡献一大笔岁币，并承认自己是大金上国的附庸。宋朝能接受这些条件吗？(www.xing528.com)
高宗乐于接受，认为这些条件，包括河南的恢复，实在比预期的要优厚。他询问赵鼎的意见，赵鼎迟疑着，未作明确答复。作为一个道德保守主义者，他原则上反对议和，特别是在做女真附庸这样屈辱的条件下。但是，出于对皇帝的忠诚，他又不便直截了当地拂逆圣意。也许是为了拖延，他提议说既然是战与和的问题，那就应当咨询大将们的意见[134]，他知道有些大将反对和议。然而，这却是个致命的错误。此前的大规模叛逃事件加剧了高宗对武将的不满和猜疑。但他却不明言，而是拐弯抹角地向赵鼎抱怨武将不应再干预辖区地方政府官员的任命。而匡正此类不正常情况正是赵鼎的责任，因此这也暗示着对赵鼎本人的批评。高宗还用了一个中国古文和英文都常用的比喻说：“诸将和他们的军队……尾大不掉。”[135]
既然赵鼎没有任何计划来抑制武将，老官僚张戒就同皇帝商量了一个方法，想要通过抽空大将的军队剥夺大将的权力，即将大将手下的高级军官提升到将军的位置，并让他们控制自己手下的军队。这样，他们从前的上司——那些大将就会无兵可掌。这个主意正中高宗下怀，但要付诸实施则须再等上一两年。[136]张戒还提出了一个简要的政策纲领：“以和为表，以备为里，以战为不得已。”高宗喜欢这个纲领，告诉宰执大臣要遵行它。[137]显然，皇帝正在逐渐转向其他官员寻求建议。宰相赵鼎的表现已不再令他十分满意。
和议在朝中激起轩然大波。多数官员觉得女真人开出来的条件太过优厚，不像是真的，怀疑其中有诈。[138]他们的保留和反对招致了皇帝强烈的反弹、气愤甚至暴怒。[139]赵鼎夹在自己的看法和皇帝的意愿中间，想要两全其美。一方面，他指示宋朝谈判人员坚持收复河南之地，但绝不接受附庸地位。另一方面，他劝说高宗不要对反对派官僚的意见反应过激，以便整合异议。当然，皇帝可以解释说他之所以愿意议和，都是为了身为俘虏的父母。
皇帝抓住这最后一点，大肆发挥，宣扬自己议和的重要目的是要保全孝道。他说要想将父亲的棺材和母亲从囚系中解脱出来，这是惟一的办法。这番狡猾的说辞全以儒家价值观念为依托，谁又能对一桩受孝道驱策的圣上之行说三道四呢？他还向朝廷保证，除了这个最重要的目的，所有其他条件以后都是可以再谈的。一批支持赵鼎的道德保守主义官僚看穿所谓孝道云云不过是借口，但是，他们的持续反对没有奏效。一意孤行的皇帝使用了他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签署诏令再次声明不得不议和的原因或者说借口，并强调禁止官员阻挠帝意的伸张。[140]
秦桧终于从边缘走上了中心舞台。北宋覆亡之际，他被女真人掳到北方。后来，他不知怎么就躲过了女真人的监视，到南方投奔朝廷，做了高官。不久，他公开宣称时机一旦成熟，和议当是最好的选择。作为一个精明的政客和有才干的行政官员，他密切关注着女真人的动向。虽然缺乏过硬的证据，历史学家总是怀疑秦桧是女真人在宋朝精心培植的一个叛徒。尚无证据证明他曾经通过中间人与某些逐渐厌战的女真将领进行秘密联络。[141]但是，秦桧很可能曾通过他滞留在北方、服务于刘豫政权的亲戚们搜集有关女真的情报。我们在《系年要录》中发现，秦桧有一个名叫郑亿年（生卒年不详）的表亲，是刘豫傀儡政权的大臣，曾经做过其首都开封的府尹。和议之后，郑亿年来到宋朝。在言官的抗议声中，这个变节者被毫无理由地神秘授予他在北方所拥有的同等官阶。这项例外安置一定有其特殊缘由。毕竟，仅仅是秦桧的表亲是不够的，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他曾经充当秘密信使，为秦桧提供情报信息。[142]
当秦桧发现朝廷是反对议和的，便谨慎地避免在这个议题上进一步暴露自己，而是伺机而动。当皇帝本人想要议和时，机会来了。首先，秦桧搞了些预备动作来迫害赵鼎。他向皇帝密报赵鼎不忠，因为赵跟某些官员所说的与他在朝堂上所说的截然不同。然后，秦桧纠集同党，其中大多是南方人，来攻击赵鼎这个北方人。他们首先攻击的不是赵鼎，而是他的亲信。最后，秦桧的联盟对赵鼎发起了致命的一击，指控他与大将们秘密保持密切联系。高宗迅速回应说自己也这么想。[143]在这个敏感的指控之下，赵鼎长期而辉煌的官僚生涯宣告终结。
赵鼎被解职了。临行前，他告诫皇帝当心某些人会利用儒家的孝道，迫使他不经仔细斟酌就匆忙接受女真人的和平条件。[144]看来，虽然任期颇长，但赵鼎却从未明白如下冰冷的事实：决定皇帝意愿的，不是儒家教条，而是权力的算计。随着赵鼎的去职，宰相们作为一个团队为防御和尊严而奋斗的记忆也像落日余辉一样逐渐淡去。和议鬼火闪烁的漫漫长夜降临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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