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2的信息简化了我们的分析，它展示了高宗在位的头十年中频繁变换宰相的总体趋势。年轻的保守主义者张九成曾直截了当地批评高宗频繁易相，又无明确政策让宰相去执行，造成了政局的不稳定。他说，人们都知道帝国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行为，却不常意识到宰相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然而，宰相的成败又取决于皇帝允许他们、指派他们做什么。高宗统治初期，多数宰相在位大约一年。正如批评者所指出的，这种不稳定败坏了士风。在明知上司过不了多久就要换人的情况下，没有多少官员还会恪尽职守。[80]更糟糕的是，尽管还没出现实际上的朋党，但宰相的更替无疑已将官僚集团分成了互相对立的群体。一些宰相尽量从自己的小圈子以外选任某些关键官职，力求做到不偏不倚，但这种努力太过微小，根本不足以抑制分帮结派。[81]
高宗不承认他早期所犯下的让宰相们不安于位的错误。相反，他声称自己总是严肃认真地考虑宰相的人选和任期，说除非万不得已，他从未罢免任何宰相。[82]他说：“官员数以百计，朕深居宫中，又怎么可能知道哪一个干得好、哪一个不好呢？惟一近便的办法就是观察宰相的作为。”[83]这番话暴露了皇帝及其左右手之间的紧张关系。高宗的观察怕是太急功“近”利也太迫切了。实际上，他对宰相的态度总是挑剔、不耐烦，动辄不满意。当一个宰相濒临罢免之际时，这种紧张关系便达到了极点。高宗又说：“君主所握权力的实质决定了他不得不宸纲独断。”[84]诚如其言，在行政首脑的任免问题上，君主政体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即它没有给皇帝提供任何可供商讨顾问的人选。但是显然，高宗还是从早年的错误当中吸取了教训；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会首先确定政策取向，然后再选择合适的宰相来将它付诸实施。
高宗表白说自己很愿意下放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句真话。第一，他支持宰相的行动，表现出极大信任。[85]第二，他将前任宰相从朝廷中支走，好让他们无法留下任何阴影或实施任何残留影响，以免干扰继任者。这同北宋的做法迥然不同。在北宋，前任宰相通常会以预备在必要时提供顾问之便的名义留在朝中，任以他职。但在南宋，朝廷甚至不允许他们在首都附近居住。[86]第三，新宰相被赋予了人事变动权，这样，他们就可以选择自己乐与共事者担任关键职位。[87]这类人事变动，虽然被批评者指斥为官僚集团分帮结派的原因。但是，根据公认的儒家观念，宰相的重要职责就是“进人才，去不肖”，它又是公平合理的。[88]
高宗手下的宰相确实拥有相当大的权力，与之相呼应的是王安石变法之后相权的扩张趋势。其背景，则先有司马光在反变法活动中的强力领导，后有北宋倒数第二任皇帝的沉湎享乐。但是，在北宋，宰相的权力通常仍限定在民事行政范围内，拓展也只能拓展到对财政事务的监督领域[89]，而从未介入到军事领域——枢密使相对独立的权力范围。[90]到了南宋，当整个国家在为生死存亡而奋争之际，最高行政长官则不得不在必要时插手财政和军事方面的紧急事务。[91]当民事、财政和军事权力集中到宰相手中，这个职位就成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渊薮。它预示着一个大权在握，掌控一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相的出现。当然，到1139年为止，这个权相还没有露面。管理国政的通常是两员宰相，一员负责民事行政，一员负责军事事务，并各自分掌与之相关的财政权。[92]
南宋初期，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正规军队，抵抗女真人的重担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那些靠扩张私人军队并吸收流寇渐成规模的将军们。[93]这些人已经习惯在势力范围内自作主张，不喜欢中央来指手画脚。[94]从1131年开始，高宗意图明确，要想办法削弱将军们的地方性权力。他明诏赋予后来的宰相吕颐浩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试图通过干预大将军中的人事、财政，使军队遵从朝廷政令，重申朝廷对地方的控制。[95]虽然吕颐浩未能真正完成使命，但是，朝廷确实藉此对某些地方实施了某种程度的控制。[96]这件事生动地展示了皇帝是如何藉由在集权的名义下赋予宰相更多的权力来增加朝廷权力的。换句话说，专制君主的权力和它所授出的权力互相哺育，共同壮大。
1139年之前宰相在位时间短暂的原因多种多样，绝非一个简单答案可以了得。其根源当然是南宋颓败的军事形势，那样的局面，即使是头脑最清醒、意志最坚定、最能干的领导人也难以应付得更好。面对由于非女真成分加入而不断壮大的女真军队的威胁，再加上傀儡皇帝刘豫所征召的汉人军队的为虎作伥，南宋帝国的前途看起来真有些吉凶难料。正如当时的一位论者所言“战必败……和必无成”[97]。处于如此的两难之境，朝廷既没有稳定的政策，官员们也达不成任何共识。[98]通常，一次军事上的失败便会导致一位宰相的得咎和被迫下野。继任者既缺乏经验，大多会试着采用不同的政策，开始另一条不稳定的路线，最终还是无法改善军事状况。在这种形势下，一位宰相就认识到他“不敢奢望久居相位”[99]。在某种意义上，南宋初期大多数被罢免的宰相，都是皇帝为了维护自己永远正确、无可指摘的君主形象所选择的替罪羊。(www.xing528.com)
军事形势之外，个人因素也搀杂其中。1129年，杭州发生兵变，高宗被迫短暂退位。极有手腕的宰相朱胜非采取拖延策略，阻止兵变头目做出过激举动，直到忠诚的军队前来解围并扶助高宗复位。[100]尽管这位宰相在危机时刻的斡旋活动确实值得信赖，但他却亲眼目睹了皇帝不尴不尬的遭遇。[101]专制君主不能让自己的形象遭到窘困，让宰相继续留任势必造成别扭。再举一例，年轻而又过分热情的宰相范宗尹（1096—1136）坚持要剔除那些高宗为了施惠而不合理任命的官员，结果也不得不去职。[102]吕颐浩（1071—1139）的情形与之相似。他干得不错，没犯什么大错。但是，当他引起了部分官员的不满、怨声四起时，高宗觉得最好还是体面而不带责罚地请他下台，另找个能让官僚们安静下来的人替他。[103]
根本的军事原因和个人因素之外，又有官僚政治的长期不稳定。1134年，高宗困惑不解而直截了当地向张浚（1097—1164）发问：“我和宰相讨论问题，只要稍微有点儿不同意见，他们就会那么轻易地要求辞职。为什么？”张浚回答说：“只要陛下您把跟宰相之间的不同意见透露出来一点点，论者就会嗅到您究竟赞同哪一边，写文章来支持它，并攻击那些意见不同的宰相。在众人的攻击之下，宰相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请求辞职。”[104]换句话说，除非有皇帝持续的支持作其权力后盾，宰相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官僚政治中妒忌和倾轧的目标。但是，在皇帝自己都还没有获得足以使他感到安全的专制权力之前，为了取得持不同意见者的支持，在朝廷内部维持平衡，他总是会倾向于迁就满腹牢骚、批评朝政的官员，至少也要听听他们的意见。再说，一个在官僚政治中不能有效应付批评的宰相，对皇帝来说也只会是政治上的包袱，而非财富。[105]
北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官僚制国家的最高峰，不仅是因为它发展出了一套堪称典范的文官制度，还因为它优待官僚的政策。它从未处死任何高级官员，政府甚至连一个犯有严重罪行的低级官员也不愿处死。除了个别例外，南宋基本遵循这一传统。[106]但是，在其他方面，君主政体却不如从前考虑周全，被罢免的宰相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如前所述，他们既不能留在朝中，也不能住在首都附近。[107]其中的一些人被任命为知州或知府，但任期都不能长久。当批评的声音持续下去时，朝廷就会把他们从地方官的职位上罢免[108]，投闲置散，给一个荣誉官阶和“宫观官”的闲差——这意味着一笔高级官员应得的年金，仅此而已。[109]
如果政局吃紧，被罢免的高级官员的命运可能会比投闲置散更糟糕。几位最终得罪了高宗的杰出宰相被放逐安置到边远地区。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会遭到流放。流放比放逐更严厉，流放者要受到当地地方政府的监视，作为额外的惩罚。对官员最严厉的惩罚是永久性流放到边远地区，受到严格监视，并宣告该判决不因此后的大赦而稍减。[110]
当然，流放和摒弃不一定是永久不变的。惩罚可能因朝廷后来颁布的一道允许有罪官员迁移到稍近地方的命令而减轻。又一道命令则可能允许他自由选择居住地，只要不是首都附近，尽管还不允许他重新做官。[111]真正的解禁当然是朝廷施恩，给该官员一个新的任命——通常是地方上的知州，罕有朝中职位。[112]尽管如此，未完再续的官僚生涯一般也不会长久。[113]只有一个特别的例外，张浚确实是作为一个曾经被清洗出去的高官重出江湖，又做了宰相，这当然是因为高宗想起了他的军事才能，认为他又有了用处。[11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