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目张胆清洗异己，宰相们如何协助专制政体？

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是恒久的，其心态和行为则取决于现实政治生态，特别是权力的运作状态——皇帝一人大权独运，权相代行皇权，还是通常情况下的几个宰相分享决策权。从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权力逐渐被皇帝和权相集中起来，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近乎无，沮丧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士大夫的典型心态。偶尔，他们也会为了让自己的声音上达天听抗争一回，但其努力鲜能奏效。接下来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留在政府中做事，要么走人。退闲的道德保守主义者努力探索，通过各种社会渠道，特别是讲学传布自己的观点、理论和学术，力图建立声望，扩大影响，将希望寄托于来者。

1100年左右，倒数第二任皇帝徽宗（在位期间1101—1125）开始滥用皇权，最终导致了北宋的悲剧性灭亡。徽宗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有天分、技巧最娴熟的艺术家，但其政治统治却是灾难性的。他的放荡无道闻名于世：抬升道教的地位，荒唐地自奉为“道君皇帝”；紧挨着皇宫修建奢华的皇家园林，为此远从长江三角洲搜寻奇花异石；秘密地拜访勾栏瓦肆，搞得满城风雨。^[79]

徽宗把江山社稷丢给了代理人，而走马灯似的代理人无一称职。他们名义上恢复了1069—1085年的改革体制，却失去了改革的本来精神，只剩下改革的缺点和腐败搅和在一起。政治报复在升级，在拿不出任何过硬理由的情形下，朝廷把保守的反对派贬谪到边远地区。正是在此期，政府给反对派贴上了“元祐（1085—1093）党人”的标签，将他们的名字刻石，竖立在各个地方政府的衙门附近，在迫害之外更添侮辱。迫害甚至延伸到未来，党人的子嗣也将永远地被摈斥在仕途之外。明目张胆地清洗异己侵犯了儒家原则，引起文人阶层的恐慌与震惊。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来自女真人的入侵，它压缩了帝国的生存空间。传统的南宋史写作通常不惜笔墨描述宋金和战、国家秩序在哗变与暴乱中重建的斗争历程以及大将的拥兵自重。晚近的经济史研究者则更关注城市、交通、农业和财政在战争创伤、北方领土被占的情形下仍然持续不断的发展（甚至对北方的贸易也没有中断）。但是，人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领域——12世纪前、中期在政治上的决定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甚至覆盖了此后的中国。下文试图考察变化的核心——专制权力的扩张，考察的重点是敏感的君相关系。

在宋代中国，皇帝掌控着规模庞大的集权制政府机构，但他通常会克制自己，避免滥用权力。官僚机构分为行政、军事和财政三大分支，每一分支在本辖范围内拥有或者说假定拥有彼此独立、互不侵越的权力。政府通过士大夫行使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士大夫的责任是自主行使权力，遵循道德原则，实行明智而灵活的统治。虽然他们通常自认为儒家士绅，但其权力的部分来源则是中国古代的法家学说。宋代是现代集权国家的先进，但远未发展到包揽一切的极端集权主义的程度。

宋代存在一个特殊的官员群体，它包括以谏官、御史为职的言论官（言官）和宫廷学士。从理论上，这个群体的作用是制止由于权力高度集中而造成的官僚甚至皇帝的滥用权力。言官只有少量或根本没有行政职责，其主要职掌就是对其他行政官员的职责加以监督检查，提出批评，在某些情况下还要进行弹劾。最理想的情形，当然是言官和行政官员互相交流讨论，达成共识。相反，当彼此出现矛盾冲突、导致派性出现，随之而来的则是辞职和勒退、政策的急转直下、行政效率和官僚精神状态的普遍下滑。

皇帝上承天命，天命赋予其统治以合法性，因此，西方人常称之为专制君主。但是，事实上皇帝通常是通过政府的宰相群或是一个宰相来行使其权力的。这里所说的“宰相”取其最普遍的含义，指在朝中行使行政首脑之职的大臣，通常拥有诸如此类官衔：仆射（古代正宰相的正式官衔）、丞相（同一官职的非正式称呼，常指首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字面意思是中书门下国家事务商讨会的参与者；标准译法当为宰相办公会第一等成员）；参知政事（字面意思是参与政治事务，标准译法是宰相办公会第二等成员或副宰相）；枢密使（军事主管大臣）；同知枢密院事（军事副主管）。宋代通常设有两员互有分工的正宰相。当皇帝需要一相独员时，便会设置一位副宰相协助其工作，一名正宰相大权独揽的情形极为罕见。此时，其他名义上的行政首脑便被压缩成了只有单纯行政功能的角色，而宰相也便成了所谓的权相（sole surrogate）。

君相关系实际上决定着朝政的运作方式，仔细研究这一关系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朝廷政治。古代史家记载君相活动向来不惜篇幅，留下了丰富史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正是如此，又兼前人很少加以利用，因此弥足珍贵。本章的基本内容大部分来自对该书三千余页的仔细搜寻。同样有价值的是《续资治通鉴》，这部内容清晰的史书反映了18世纪杰出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而当时正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成熟期。当然，没有一部主干史料是将皇帝、宰相大臣和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将这三者构筑到一个理论框架中去。

为此，有几个令人疑惑的问题是必须回答的。第一，关于宰相：高宗是怎样选任又罢免他们的？从荣登大宝到1139年与女真人达成短暂和议，高宗频繁更换宰相。之后，秦桧独揽相权，从1139年到1155年死亡为止，其他宰相只有唯唯听命。秦桧死后，走马灯般的换相又开始了，直到1162年高宗终于结束其漫长统治为止。战争抑或和平似乎并非其中的决定因素。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变换？(www.xing528.com)

第二，关于军事权力：自复国开始，高宗就只有几千人的部队，从未拥有过属于自己的强大武力。再说，那些分处各地、掌握着自行招募的大军的将领们更愿意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不是听从朝廷调遣。在这种形势下，高宗是怎样成功地剥夺大将的兵权、在南宋全国范围内巩固自己的专制权力的呢？宰相们又是怎样助成此事的？

第三，关于1139和议条件的争论：除了北方领土的丧失和每年贡献的钱、绢以外，最令道德保守主义者感到无法接受的是地位问题。放下皇帝的头衔，屈从敌人的要求，向女真人自称是大金上国的臣下——为什么高宗会表现得毫不在乎？

第四，关于皇帝的专制权力和权相权力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当后者通过委任或篡夺攫取权力，前者的权力便会被冻结。这个错误认识的基础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虚假前提：朝廷权力是一个定量，当权相所持的份额增加，按照减法，皇帝个人所拥有的专制权力份额必然减少。本文意图建立新的假设：皇帝加宰相所得的朝廷权力总量和政府所拥有的国家权力总量皆为变量。国家权力通常会随组织、集权以及社会控制力度的加强而增加。在朝廷上，宋朝政府首脑——皇帝或是权相的个人权力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增长：它可以通过牺牲宰相们所拥有的权力获得增长。也就是说，将现有权力集中于实际统治者手中，还可以通过拓展国家权力获得增长，这两个过程互相促进。通过赋予权相以多于一般宰相的权力，通过将自身权力授予权相，皇帝制造了一个强大到足以在国家机器中行使高度组织化、集权化权力的个体，这就意味着国家权力总量的巨大增长。当权相死亡或去职后，国家权力总量的这一增长仍然保留。此外，如果皇帝将权相的所有权力转给自己，他自己的权力或者说朝廷权力总量也可得到相应的增长。那么，这一假设中所勾画的模式是否适用于南宋？

第五，关于以道德保守主义者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在针对武将的打压和迫害中，在战与和的争论中，在朝廷行使其权力的方式中，他们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又受到了何种影响？

为省去冗长而枝节丛生的政治史叙述，表2提供了一个下文进行分析讨论所必需的关键史实缩要。

表2 南宋历史大事编年（1127—1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