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灭亡与中国转向内在

震荡引发人们求新求变。但是，那究竟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是否亟须进行某种改革呢？无论他们的想法是对是错，那个时代的许多士大夫都认为北宋的灭亡与变法或制度改革不无关系。在南宋初期的朝堂上，曾经支持王安石机构改革及其变法体制的官员通常保持沉默，那些侃侃而谈的官员所表达的则是对元祐时代（1085—1093）充满怀旧色彩的推崇，正是在那个时代，大权在握的保守派废止了变法措施。1129年，当时还是低级官员的赵鼎（1085—1147）大胆指责北宋宰相蔡京（1046—1126）推行的改革体制导致了王朝的灭亡。^[31]几年后，高宗皇帝本人更进一步越过蔡京，将斥责的矛头指向王安石，说人们只知道蔡京一伙的罪行，却不知“帝国的乱亡其实从王安石就开始了”^[32]。这句话是对另一位保守派陈渊言论的回应，陈渊宣称：“王安石的学术不灭绝，列祖列宗时代的好政府就不会重现……眼下的复兴也不会成功。”^[33]

上引敌对言论的结果之一，是朝廷把王安石的牌位从先帝神宗（在位期间1068—1085）的庙里请了出去。不久，又撤销了王安石的追赠爵位舒王，并将王安石的任命状从记录中清除，就像它们从未发生过一样。王安石成了众矢之的，攻击的火力主要集中在他的儒家理论，而不是他的变法措施。最激烈的批评甚至否认王安石是儒家。批评者宣称，王打着儒家的幌子，取法于古代的法家和霸道，拉虎皮做大旗，把一批儒家绅士（意指保守派）排挤出朝廷。他们甚至指责王安石的几首名诗离经叛道。高宗同意这些批评，说王安石“心术不正”，所作所为既不恰当，也非正统。^[34]所有这些攻讦归结起来构成了口头上的“驱逐出教”。此后，任何略带变革色彩的建议、一切机构改革都将遭受“背离儒家”的责难。

批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逐项废除改革措施有其实际困难和复杂性，结果也良莠不齐。第一项要废除的改革措施是不受欢迎的农业贷款，即所谓青苗钱，这是一项在播种时借给农民，到收获季节还本付息的贷款。废除青苗法没有引起争论，因为在这项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地方官坚持要凑够出贷款项的配额，胥吏便迫使那些无意贷款的百姓借青苗钱，老百姓已经是怨声载道。第二项要开刀的改革措施是免行税。缴纳免行税使行会免于向地方政府提供各种强制征收的物资。它的废除，使得许多地方军队既失去了足够的物资供应，又没有购买这些物资的资金，叫苦不迭。在这种情况下，军队不得不向行会另行勒索。几年之后，政府又恢复了这项改革措施。制度的置与废给了人们一个教训：匆忙改变一件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事物，是不可能毫无麻烦的。^[35]王安石已经犯了匆匆忙忙就想改变整个体制的错误，当他所建立的制度存在了三五十年之后，那些想要废除它的人又重蹈覆辙。

地方政府的吏役始终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传统官僚和儒家保守主义者都主张依靠摊派，挑选那些通常是富裕的上层家庭来承担，他们相信这些家庭相对而言比较可靠。^[36]王安石领导下的改革派则坚持取消摊派性吏役，以地方政府雇用吏胥和人力取而代之。雇役者的数量可能十分庞大，但政府却可以解雇或严厉惩罚不合格的人，因此，改革者相信这会是一个更加有效的方法。^[37]1129年，就在废除改革措施的声浪中，朝廷决定恢复古老的摊派性吏役。但是，许多地方官员却报告说没法施行这项指令，困难太多了：有能力负担吏役的家庭数量根本就不够；缺乏有经验的人手；而且，人们已经习惯了用缴税来代替服役。直到1147年，有关雇役法的税收条款仍然保存在现行法令里面，而按照1129年的指令，它早应失效了。最终，朝廷承认摊派吏役和雇役各有利弊，将权力下放，允许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自由选择吏役制度。^[38]毕竟，宋代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难以强求一律。如果某一派官员能够早一点意识到变通之道，那么，宋帝国是不是就有可能避免那场有关服役制度（役法）的规模浩大、充满火药味儿的争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困惑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南宋无人知晓，甚至无人如此发问。因为儒学已经转向内在，儒者们所热衷的，仅仅是对特定领域内特定问题的探讨。

“保持均平”的仓库（常平仓）是地方政府用来赈济灾荒、平抑物价、应付危机的制度，早在变法之前就已经存在。变法增加了常平仓的数目，拓展了它的功能。变法者空前积极而灵活地使用仓储物资，出入于谷物和其他商品市场，以此来保持政府物资供应的平衡，为人民提供赈灾物资，平抑市场物价。^[39]南宋伊始，便希望改变这项制度。1127—1128年的短时期内，常平仓政策三反三复：首先，为了削减常平仓的功能，政府下令取消常平仓管理机构，将其职能交由其他税务官员管理。然后，又颁布与前令相互抵触的新令，规定暂时维持常平仓的原有官职设置不变。最后，下达了第三条诏令，取消第二条命令，规定仍然不设常平仓管理机构。1135年，常平仓的职能再次遭到削减，它所有剩余的职能全部并入负责茶、盐专卖的税务官员名下。这些低级官员根本无法阻止地位远远高于自己的知州和其他官员挪用仓储物资。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为时已晚，常平仓政早已混乱不堪。^[40](www.xing528.com)

对改革措施的批评和毁弃增强了公众的保守主义倾向，也造成了反对任何改革的偏见的泛滥。高宗引述一篇汉代的命令说：“存在已久的制度是不应当被轻易议论的。除非有一百样好处，不要改变一项法令。”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又援引祖宗的权威说：“很多人建议我们变法。但是，祖先留下来的古老规矩已经足够好，又怎么能擅作改动呢？”他诡计多端的代理人秦桧立刻奉承道：“帝国基本上没什么问题。遵循既定制度方针自然是好的。”受此鼓舞，高宗又加上一句：“只有小人才喜欢改变法度。”^[41]改革的大门关闭了。保守主义影响深入大多数年轻学者的头脑。例如，虞允文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后来曾经在对女真人的战争中指挥过一场大胜仗。1158年，当时还是年轻官员的他以一篇文章博得盛名。文章提出三种明主贤君的为治之道：虔诚地礼敬上天；平和地统治百姓；遵行祖宗之法。^[42]无一语提及改革或是政策的改变，因为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都是反对“变”的。

“变”常常会引发许多实际困难。正像几位宰相所说，那些提出新计划的官员也许根本就既不熟悉政策背景，也不了解现状。在讨论国家政策的变革时，一些人会抬出老规矩，另一些人则会举出新情况。一些政策在某些特定地区证明是成功的，但是否通行于帝国的其他地区则值得怀疑。^[43]总之，现状几乎无法改变：事物的惰性巨大，而保守主义通常就等于墨守成规。有人曾建议高宗改革榷酒制度的缺陷，高宗的反应却是无望或者说是揶揄的：“如果能改，还会到今天这个地步吗？”^[44]

保守主义者常常用一个比喻来表达对变革的嫌恶之情，这个自古儒家常用的医学比喻是：对重症久病者下药不宜太猛，因为他虚弱的病体也许无法承受其副作用。最好、最安全的疗法是让病人好好休息，佐以力道温和的药剂，使其慢慢恢复。几位政见各异的宰相抱持相同的保守主义观点，主张南宋政府与重病缠身的病人一样，需要温和的药方。皇帝最终也倒向了这个主张。^[45]

通向改革大道的门被重重地关闭了。这个经常处于女真威胁之下的政权，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也难再发生激烈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