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向内在：不同派别的新传统思想与儒家派别的对立

宋代儒学在学术上充满创造力，在多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其表征却是对古代思想遗产的增殖，因此，人们称它是“新传统主义的”。尽管许多领袖人物致力于伦理学和形而上学，宋代儒学却并不局限于哲学，其哲学成就也并不局限于某个占统治地位的学派。令人遗憾的是，大批前近代史料和20世纪的东西方学者都习惯于一枝独秀的叙述模式，太过关注某些显赫的哲学派别，特别是新儒家学派，这种关注有时甚至是排他性的。总体考察宋代儒家的政教观，将修正这种印象。

在西方文献中，“新儒家（New-Confucianism）”一词的本义是指朱熹的思想学派。从20世纪中期起，它又被用来泛指宋代儒家；而从广义上说，宋代儒家和早期儒家确有不同，这种令人困惑的局面必须加以澄清。近期，学术界更倾向于恢复“新儒家”一词原初的、狭义的用法，专指朱熹学派即理学，而不泛及其他。考虑到新儒家将德性提升到天理的层次以对抗人欲，本书将其特点概括为道德先验论者（transcendental moralists）；并将道德保守主义者，特别是程颐（1033—1107）学说的追随者，称为新儒家的先驱。

主干史料中新儒家一枝独秀的倾向由来有自，毕竟新儒家最终成了国家正统。宋朝的正史为该学派的主要思想家创造了一个特别的列传类型——“道学传”。（道学是一个总名，其指称范围包括新儒家的先驱，朱熹本人和他的追随者。）明朝灭亡了，儒家之道一败涂地。明的遗民黄宗羲（1610—1695）开始编撰一部弘扬宋儒学术贡献的著作。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名为《宋元学案》，英译名常作《宋元学术史》，按字面当译为《宋元诸学派》，而更能达意的译法则是《宋元儒家诸学派》，因为它实质上是把外在的学术活动同儒家学问等而视之的。这部书不包括任何佛教徒、文学家和活跃在儒家之外的知识分子。作者将新儒家作为宋代学术生活的主流，一个学派一个学派地细加追索，胪列大师及其弟子、同道和朋友，并使用互见参照手法来揭示不同学派之间的渊源关系。新儒家以外的思想家和儒家派别，在明朝已经被视为异端，黄宗羲将其列入该书结尾的简短总论中。这些异端包括北宋的苏轼（1036—1101）、改革家王安石、新儒家最主要的对手——心学学派，以及几位生活在北方、宋朝范围之外的金朝知识分子。黄宗羲并未完成其著作；18世纪，有人为该书作续编；19世纪，两位追随者又为该书做卷帙浩繁的补遗。值得称道的是，续编和补遗都严格保持了黄宗羲最初的方法和立场。

许多现代宋代思想史论著延续传统倾向，重视所谓主流和新儒家，将太多的篇幅集中于新儒家所推崇的五位北宋大儒——周敦颐（1017—1073）、邵雍（1011—1077）、张载（1020—1077）、程颢（1032—1085）和他的弟弟程颐。当然，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方面的某些研究已经意识到，有必要关注其他思想家，比如孙复（992—1057）和范仲淹（989—1052），二人之从事教育活动远在五位大师之前；伟大的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心学的创始人、朱熹的反对派陆象山（1139—1192）；曾与朱熹论辩的主战派功利主义理论家陈亮（1143—1194）以及擅长制度研究、事功之学的叶适（1150—1223）。这些研究所揭示的已经是新传统儒学而非单纯新儒家的百花齐放，对于传统认识多少是一种修正。^[53]

但是，这种修正与真正的恰如其分距离尚远，它仍然以新儒家为主体，只不过简单地添加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材料。再者，它缺乏具有启发性的主题和富于创见的分析方法，而这正是彻底梳理宋代学术全貌所必须的。分析模式的阙如使修正后情形看上去有些杂乱无章：新儒学加上其他思想派别，彼此又互不相干。解决的办法，是将宋代的诸多思想家和不同学术派别放置到一个有机的分析模式中去。

下文所提示的分析模式绝非惟一的。历史事实如此纷繁复杂，任何一种单一的分类体系都不足以概括其全貌，惟一的观照方式是不存在的。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关照应当是多元的，从一个角度到另一个角度，在每一次角度转换中折射出更为多彩的光华。打个简单的比方，就像一枚切割精良的钻石，人们不会只从一个固定的角度观察它，而是会不断地转动它，在转动中去观察它的每一个刻面。

但是，当我们锁定某个特殊目标时，单一体系就显示出清晰的优势。下文将呈示的分类体系便是为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目标，那就是观察儒学的核心——“政”、“教”观念在宋代的发展。分析的对象，是对宋代儒学进步起过一定作用的知识分子和学术流派。我们将知识分子区别归纳为不同的群体。群体名称含义宽泛，只代表人群和潮流，而不是要详细描述群体中每个个体的特点。当然，我们的界定并非绝对准确、无懈可击，其作用只是帮助读者确定每个群体在与其同时代的其他群体的关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该群体在与不同时代的类似思想潮流之间的关系中所处的位置。

分类的基础，是在两宋通行公认的儒家传统。必须强调指出，尽管当时中国处于新传统主义的开端，但是，大多数士大夫并没有太多的新思想。他们是因循传统的儒者，恪守渊源有自、世所公认的价值体系，罕有鼎新革故的念头。他们著述颇丰，但其著述却很少得到后世的重视，因为其中极少新鲜而有创造性的见解。这种情况很正常。与其他文化背景当中的官僚和精英一样，宋代的许多士大夫倾向保守，反对变革。然而，却有一批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拒绝墨守成规，鼓吹改革现状，并藉由对古代经典的创新性解释，表明自己见解的合理性。这批人就像海中冰山露出水面的尖峰，光芒闪烁，影响深远。

但是，对于究竟应当改变什么和怎样实现变革，新传统主义儒者们的看法却不尽一致。区分不同派别的简单标准，便是看其对流行于思想界、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正统儒家观念的批评程度。一些知识分子只是希望为正统儒家注入新的、理想主义的热忱，使之重新恢复生机、获得发展的动力，此外不作任何改变。一些知识分子主张在现行体制内部有选择地引进某些改革，而另一些信念更加坚定的知识分子却走得更远，要求彻底而全面地改革现状。以这一特定标准衡量，尽管新儒家自诩为正统和非改革的，而他们对待11世纪那场变法的态度也确实保守，但是，考虑到他们渴望改变现存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的热切程度，则新儒家称得上是真真正正的变法派。当然，没有一位新儒家学者肯于承认这一点，因为在南宋，“变法”这个词早已名声扫地。然而，从我们的分类标准来看，早期的变法派和新儒家之间却显然具有某种意味深长的共通之处。这两个群体都希望发生根本性的改善，都致力于以一种彻底的姿态重建现存秩序。而对于什么是应当重建的、向哪个方向努力以及怎样进行重建这类问题，两个群体却意见相左、看法冲突。

表格有助于简化表述，省却有关群体、潮流及其代表人物的长篇大论。表1是对于宋代儒家状况的微缩式全景描述。

表1 鼓吹变革的宋代儒家

通行著作关于这些思想家的文字已经汗牛充栋，因此，我们对上表只需作简单解释。鼓吹为旧理想注入新生命的知识分子，其注意力集中于相对简单的原则，缺乏复杂的理论。例如，孙复曾经发布一份“儒家宣言”，抨击佛、道两家的思想行为对儒家社会规范的败坏。司马光认为，历史证明道德水准在政治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此特别强调个人在以家庭为起点的社会群体中的行为和价值。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领袖，他把矛头直指变法派对传统的背离以及由此造成的道德败坏后果。尽管司马光被一成不变地贴上了保守派的标签，而他也确实反对那场变法和一切激烈变革，但实际上，他本人则主张通过选拔正直高尚的官员，以渐变的方式提高政府的行政质量。天才的多面手苏轼则始终希望潜移默化地推进高雅文化，从而提高士大夫的文明程度，并借助士大夫的影响提高整个社会的普遍文明程度。

时光在流逝，越来越多的新传统主义知识分子追随着这条思想路线，但极少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新儒家的先驱杨时（1053—1135）就是一例。他是二程的弟子，并一向被视为程氏兄弟学术向南宋传播的关键传人，曾经在中兴之主高宗的朝廷里侍讲经筵，但为时不长。杨时比较重视道德水准和行为规范，对开创哲学理论则用力较少。简言之，那些鼓吹为旧理想注入新活力的学者一般很少创造出复杂的理论和纲领。

第二大潮流派别为选择性局部改革派。他们一方面努力推动理论的进步，一方面主张制定可行性纲领促进旧体制更好地运行，力图引入关键性改革以改善现状，但不主张大规模全面改革。这种思想方法在他们所关注的政府事务、教育、文学、经学和形而上学等不同领域同样适用。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堪称“学者的奉献宣言”，至今常被引用。范仲淹领导了1043—1044年那场惨遭夭折的小规模行政事务改革。欧阳修也是那场改革的重要参与者，但其改革要求并不迫切。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发展了一种清晰的散文体裁，并对经典作了新的解释。尽管看来有些令人吃惊，但是，二程和其他后来被新儒家奉为先贤的哲学家们在其生前却不赞成政治、社会领域的彻底改革。他们所主张的大刀阔斧的改革限定在哲学这一特定领域，是观念的变法，大大推动了形而上学和宇宙论等广阔领域的发展。

时值天下太平、百姓富足，新儒家的先驱们本来可以安逸地沉潜于哲思。但是，对未来的忧患又使他们追根返本，提出一系列有关人生、宇宙及其意义的终极问题。问题涉及的领域曾经为佛教所独擅。而现在，儒家的哲学家开始发问并阐发出许多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比如无极、太极、太和、性、心等等。即使对于非儒家来说，这些概念也是深刻和具有挑战性的。宋代的新儒家为儒家哲学筑造了一个强大的、新的形而上学基础，使它空前地博大精深。然而，他们对于眼下的社会重建却不感兴趣。

此外，选择性改革派充满热忱地追寻着儒家理论中的某些关键因素，认为由此便可以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改良，这种追求直到南宋仍未间断。12世纪中叶最著名的主战派实用主义者陈亮近乎顽固地主张推行他所设计的军事体系，以改革时弊，梦想从女真人手中收复中国北部平原。另一位实用主义思想家陈傅良（1137—1203）则认识到军事制度和其他行政制度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探讨如何切乎实际地改善某些关键制度。稍后，叶适以其对现状的敏锐观察和对儒家经典的旁征博引，创造性地设计了一系列制度措施，希望对某些特定制度起到推进作用。

心学学派的奠基人陆九渊（更以象山之名闻名）曾经是大儒朱熹旗鼓相当的对手，生前备受尊敬，死后几百年中受到的推崇甚至超过生前。他选择哲学而非军事或制度作为潜心研究的领域，推进了心学的深度。儒学通常比较强调行为和道德，而陆九渊则更强调心，认为只有良心才能造就更好的个人，进而造就更好的社会。在这一点上，他和北宋的儒家先行者同归而殊途。

第三大派别主张进行釜底抽薪的改革，想要一劳永逸地使整个体系走上正轨。这类人思路开阔、眼界极高，容易偏向固执、不妥协，变得具有侵略性。改革者王安石即是如此过于自信，但绝不缺乏同道。新儒学的伟大奠基者朱熹本人及其追随者便怀着同样的胆识，号召对政府和社会进行彻底的再造。让朱熹和王安石为伍，看来颇有些荒谬。但是，请不要忘记，对立的两极往往有着相似的特性。王安石希望在文化、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激烈的制度改革；而朱熹所领导的新儒家则希望通过哲学、道德、文化，最终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进步使社会发生同样彻底的转变。简言之，新儒家不只是想成为官方正统，而且要对一切重新定位。尽管他们宣称自己的主张是从三皇五帝传下来的正道，但实际上却恰恰代表了一种对整个社会的全新的思考方式。

王安石和新儒家的区别不仅是主张的区别——一方主张制度变革，一方主张哲学定位，更是理念的区别。王安石重视并谋求建立一个运行高效的政府，新儒家则渴望建立一个具有自我道德完善能力的社会。尽管如此，二者却有着类似的观点，这种观点根植于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在他们看来，现存儒家实际上已经陷入破败的境地，其缺陷产生于许多根本性错误，任何零敲碎打的修修补补都不可能奏效。儒家理论必须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进行重建。

什么才是儒家正统，是一个关系到历史和地理背景的有趣话题。在北宋，王安石主张政治和教育都必须坚持惟一的道德标准（“一道德”），固守惟一的价值体系。正因如此，他把自己所作的《周礼》注释和词源学著作（《字说》）规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参考书。王安石的行动仅此而已，他的新学学派从未被视为儒家正统。尽管如此，他的所作所为却使正统的议题浮出了水面。他的保守的反对派秉承源自北方黄河流域的古老风气，主张让不同的理论“共存”（“兼存”），而不是“选择一个为定论”（“定于一”）。新儒家所尊崇的五位北宋儒家大师都是北方人，虽则自以为是，却从未发展到排斥其他经解的极端地步。但是，南宋的新儒家却宣称自己是惟一的正统，除了对早期思想家还存有一些敬意之外，对任何与该学派意见分歧的理论都不加理会。其自以为是的极端程度，比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趣的是，王安石和新儒家都来自南部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上述地区现在已经是中国的中心区，但在宋代，从文化角度看，却属于边缘地区。这些地方的知识分子言辞大胆，为了给自己和自己的理论谋求领导地位，往往会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加富于侵略性。^[54]

13世纪，新儒家终于确立其官方正统地位，这是对于道德先验论者积极进取精神的最终回报。然而，在此之前，新儒家及其先驱道德保守主义者，还需承受冷嘲热讽和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的冷落与挫折。

【注释】

[1] 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Chi Ch'ao-t'ing：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上的关键经济区》）；刘子健：《背海立国与半壁山河》。

[2] Chan，Wing-tsit：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史料》），第450— 653 页；钱穆：《国史大纲》，第396—430 页；James T.C.Liu（ 刘子健）：The Neo-traditional Period（ca 800—1900） in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上的新传统主义时期（ 约800— 1900）》）；砺波护：《宋代士大夫的形成》； Reischauer 和Fairbank：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东亚：巨大的传统》），第183—242 页。

[3] 青山定雄：《五代和宋江西的新兴官僚》；钱穆：《论宋代相权》；金中枢：《宋代三省长官废置 之研究》；Gong，Wei Ai：The Participation of Censorial Officials in Politics during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北宋监察官对政治的参预》），The Usurpation of Power by Chin Kuei through the Censorial Organ（ 1138—1155 A.D.）（《秦桧 之通过监察机构窃取权力》） 和The Role of Censorial Officials in the Power Struggle during the Last Years of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南宋末年监察 官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梁天锡：《北宋台谏制度之转变》；林天蔚：《宋史试析》；宫崎市 定：《宋代官制序说》；柳田节子：《宋代中央集权中文官支配的形成》。

[4] Mumford：The City in History：Its Origins，Its Transformations，and Its Prospects（《历史上的城市：起源、转型和前景》），第259—260 页。

[5]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关于开封惟一的记录，1956 年的影印本附有四种有关杭州的记录。 参见张家驹：《中国社会中心之转移》；全汉昇：《宋代东京对于杭州都市文明的影响》和《宋 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 Finegan：Urbanism in Sung China（《宋代中国的城市化》）； Gernet：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蒙元入侵前 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发展》；Ma：《宋代中国的商业发展和城市变 迁》；斯波义信：《10—13 世纪中国城市的转变》和《宋代湖州市镇的发展》；曾我部静雄：《开 封与杭州》；梅原郁：《宋代的地方小城市的一个方面：以镇的变迁为中心》和《宋代的地方城 市》。

[6] 全汉昇：《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Ferenczy：On State Regulation of Money Circulation in Sung China（《宋代有关货币流通方面的国家规定》）； Hartwell：The Evolution of the Early Northern Sung Monetary System，960—1025（《北宋早期（960—1025）货币制度的演变》） 和Classical Chinese Monetary Analysis and Economic Policy in Tang-Northern Sung China（《唐与北宋的中国古典货币分析和经济政 策》）；加藤繁：《唐宋时期的金银研究》和《中国经济史考证》；草野靖：《南宋行在会子的发 展》；宫崎市定：《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曾我部静雄：《日宋金货币交流史》。

[7] 天野元之助：《陈敷的〈农书〉和水稻种植技术的发展》；日野开三郎：《宋代稻种借贷和种植 亩额考》；Ping-ti Ho（ 何炳棣）：Early-ripening Rice in Chinese History（《中国历史上的 早熟稻》）；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

[8] 季子涯：《宋代手工业简况》；洪焕春：《宋代的生产技术》；柯昌基：《宋代雇佣关系的初步探 索》，部分译文见James T.C.Liu（ 刘子健）、Peter Golas 主编：Change in Sung China：Innovation or Renovation？（《宋代中国的变化：创新还是修旧？》）；苏金源：《论宋代客户 的人身依附关系》；王方中：《宋代民营手工业的社会经济性质》；吴天颖：《论宋代四川制盐 业中的生产关系》。

[9]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具的发达》；方豪：《宋代的科学》；洪焕春：《十至十三世纪中国科学的 主要成就》；Nakayama 和Saving：Chinese Science：Explorations of an Ancient Tradition（《中国科学：对一个古老的传统的探索》）；薮内清：《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以及“ 引用书 目”中所列其他著述。 关于独一无二的科学家沈括，参见张家驹：《沈括》；张荫麟：《沈括编年事辑》；胡道静：《梦溪笔谈补正》；Sivin：Shen Kua，in Dictionary，of Scientific Biography（《沈括》，见《科 学人物词典》）。本注不包括有关沈括医学知识的特别参考书。 关于宋代数学方面的参考书，请看钱宝琮编：《宋元数学史综述》；Lam：A Critical Study of the “ Yang Hui Suan Fa”（《〈杨辉算法〉探研：一部13 世纪的数学论文》）； Lebbrecht：Chinese Mathematic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The “Shu-shu Chiu-chang” of Chin Chiu-shao（《13 世纪的中国数学：秦九韶的〈数书九章〉》）；薮内清：《中国的数 学》。

[10] 张家驹：《中国社会中心之转移》；牧野巽：《近世中国宗族研究》；Twitchett：Land Tenure and Social Order in Tang and Sung China（《唐宋的地租和社会结构》）。

[11] Hui-chen Wang Liu：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lan Rules（《中国传统的族规》） 或An Analysis of Chinese Clan Rules（《对中国传统族规的分析》）。

[12] Dawson：The Chinese Chameleon：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变色龙：欧洲视野中的中国文明》）。

[13] De Bary，Chan，Watson 编：Principle and Practicality：Essays in Neo-Confucianism and Practical Learning（《原则与实践：新儒家和实学论文选》）；Fairank 编：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中国的思想和组织》）；Nivison 和Wright 编：Confucianism in Action（《行动的儒家》）； Wright 编：The Confucian Persuasion（《儒家思想》）； Wright 和 Twitchett 编：Confucian Personalities（《儒家人格》）。

[14] 张孟伦：《宋代兴亡史》；方豪：《宋史》；陶晋生：《边疆史研究集：宋金时期》；姚从吾：《东北史论丛》。

[15]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16] 漆侠：《王安石变法》； James T.C.Liu：Reform in Sung China：Wang An-shih（ 1021— 1086） and his New Policies（《宋代的改革：王安石和他的新政》）；邓广铭：《王安石：中 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Williamson：Wang An-shih：Chinese Statesman and Educationist of the Sung Dynasty（《王安石：宋代中国的政治家和教育家》）。(www.xing528.com)

[17] SYHA，卷32之89。

[18] 朱熹：《伊洛渊源录》，卷1之3、卷2之11。

[19] SYHA，卷32之89。

[20] 关于今天或20世纪晚期的相关事件，参看Nathan Glazer的文章，载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1984年2月26日书评部分。

[21] 青山定雄：《宋会要研究备要》。

[22] TMTY，第1070—1071页；HTC，第2600、2618页；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王德毅：《徐梦莘年谱》。

[23] HTC，第2600、2681页；TMTY，第1041—1042页；王德毅：《李心传年谱》。

[24] 王继：《续资治通鉴纂修刊刻考略》。

[25] HNYL，第2287、2431、2660、2769页。

[26] 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思想史》。

[27] 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

[28] 梁崑：《宋诗派别论》； Shuen-fu Lin：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Chiang Kuei and Southern Sung Tzu Poetry（《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型：姜夔和南宋词》）。

[29] 夏承焘：《唐宋词论丛》； 胡云翼：《中国词史》； James J.Y.Liu：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960—1126（《北宋的主要抒情诗人：960—1126 》）； Irving Yu-cheng Lo：Hsin Chi-chi（《辛弃疾》）；Malmqvist：On the Lyrical Poetry of Hsin Chi-chi（《辛弃疾的抒情诗》）；Chang Kang-I Sun：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中国词的发展：从晚唐到北宋》）；唐圭章：《宋词三百 首笺注》。

[30] 张健：《宋金四家文学批评研究》；钱冬父：《唐宋古文运动》；柯敦伯：《宋代文学史》。

[31] 吕祖谦：《宋文鉴》；金中枢：《宋代古文运动之发展研究》。

[32] TMTY，第2、11—25、30—48、51、55、115页。

[33] TMTY，第218—235、303—307、314、319页。

[34] TMTY，第363—367、371—372、389、391、399、431—432、438—441页。

[35] TMTY，第529—531、536—549页。

[36] TMTY，第719—725、728、731、735—736页。

[37] TMTY，第1900、1904、1907、1912—1914、1919—1920、1937—1938、1942页。

[38] TMTY，第982—987、1004—1010页；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第100—113页。

[39] TMTY，第1005、1007页。

[40] 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第3、175页。

[41] TMTY，第1028—1029、1041—1047、1840—1841页。

[42] TMTY，第1069—1072页。

[43] TMTY，第1095—1099页。

[44] TMTY，第1134—1136、1142—1153页。

[45] 朱士嘉：《宋元方志传记索引》前言；TMTY，第1461—1465、1492—1493、1513—1516、1525—1526页。

[46] TMTY，第1527—1528页；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47] TMTY，第1093—1095、1702—1704页。

[48] TMTY，第1729—1732页。

[49] 钱穆：《朱子新学案》；牟润孙：《从中国的经学看史学》；Yoshikawa：An Introduction to Sung Poetry（《宋诗入门》）。

[50] 刘伯骥：《宋代政教史》。

[51] Kenneth k.S.Ch'en：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佛教的中国化》）；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黄敏枝：《宋代寺观与庄园之研究》；塚本善隆：《宋代的财政困难与佛 教》。

[52]钱穆：《朱子新学案》；James T.C.Liu（刘子健）：How did a Neo-Confucian School Become the State Orthodoxy？（《新儒家学派是如何成为国家正统的？》）。

[53] De Bary，Chan，Watson 编：Principle and Practicality：Essays in Neo-Confucianism and Practical Learning（《原则与实践：新儒家和实学论文选》）；Fairank 编：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中国的思想和组织》）；Nivison 和Wright 编：Confucianism in Action（《行动的儒家》）； Wright 编：The Confucian Persuasion（《儒家思想》）； Wright 和 Twitchett 编：Confucian Personalities（《儒家人格》）。

[54] SYHA，卷22之106、卷23之117；SYHAPI，卷23之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