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改革派:思想与制度的转变

传统中国并不存在“意识形态”这样一个现代词语，却有一个与之相近的经典词语——“政教”，意思是“治理和教育”。“政”既指社会又指国家^[50]，不仅包括政府的行政，还包括调整思想、规范行为的内容，其对象上自皇帝，下至百姓。“教”也不单指教书和育人，其含义是灌输一种关于社会秩序的道德标准，并使之长存。相应的双语词“教化”为“教”的概念增加了“化”的意蕴。儒家历经数百年之发展，其理想始终是对个人、社会和统治者进行管理、教育，使之转而向善。认同此理想之价值，信仰此理想之力量，即可称之为儒家意识形态。

儒家基本上以道德价值观来规范行为举止、取予藏用的正当性，但其内涵却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演进过程。在宋代政治和学术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儒家意识形态，本身便具有伸缩性，换句话说，不只一种解释是可能的。数百年来，儒学吸收了许多折衷主义元素。某些儒者受老子、庄子道家哲学的影响，采取强调自然的态度。还有儒者以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等古老概念来概括其哲学理念，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掺入儒学。而印度佛教之融入中土文化，又为儒学的复杂肌体增加了一个折衷主义元素。

11世纪初，官方主持重刻了佛教的正经《大藏经》和附加经文。虽有如此盛事，但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佛教的生命力却正在丧失。宋代佛教缺乏强有力的宗教领袖，高僧大德们更热衷于强调戒律或本宗派的教条，而不是创造新的活力。即使曾经在文化人中兴盛一时的禅宗，也没有提供多少新东西。庞大的老式佛教图书馆拥有珍贵经卷和寺庙的清幽环境，曾经是儒生们苦读的所在。当儒生成为士大夫之后，他们和僧侣之间的友谊对后者裨益良多。然而，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书籍变得越来越便宜和广泛通行，私学开始出现。受其影响，佛教图书馆能为儒生提供的东西越来越少，熟悉僧侣及佛教教义的官僚变少了。与之相似，随着宋代经济的扩张和发展，曾经在城乡日常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佛教工匠和金融服务业也日渐衰废，寺庙失去了它的地方权力。^[51]

此外，一些儒家纯粹派一贯反对专修来世、虚妄无稽的佛教神学。同样，纯粹派也反对道教的民间迷信活动。道教仍然在文盲人群中颇具影响，人们藉着这种简单的多神论宗教来寻求健康和长生，摆脱日常欲望的困扰。为探寻符合儒家原始伦理道德传统的真理，纯粹派投身于修身和教育，包括教书、学习和学术追求。他们认为，道德理想不仅是个人生命，而且是江山社稷、国家政策、官僚行为甚至皇帝本身的最终的试金石。

极端纯粹派认为，所有非儒家来源的折衷主义元素都是赘疣，具有误导性，令人生厌。当然，这部分人无论何时都只是极少数。大部分儒者还是认为，在基本的儒家道德关照中融入一些折衷主义成分是现实的、可接受的，甚至是理智和适当的。几百年来，传统或主流的儒家正是这样一个政治倾向保守的综合体。无论是进行机构变动、制定新的法令，还是引入改革性政策或实行改革，他们总不见其佳。他们宣称，只要领导者道德高尚、指挥得当，官员正直诚实、公正执法，就足以在整个国家建立良好秩序。当然，当他们认为事情并非朝着改良道德的理想状态进步时，也会对现状提出批评。

实际上，出于实用主义考量，许多儒家官僚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接受法家哲学和产生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的纵横家理论，这就在传统儒家中产生了一种折衷主义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德语，强权政治的委婉语）”行为。同样，从仕途的角度出发，不少官员拥护功利主义态度。虽有官员走上了实用主义道路，但归根结底，实用主义道路绝不符合儒家理论，而是对儒家基本原则的偏离。对此类行径的不满最终导致人们寻求修正主义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制度改革。

特别重视制度的儒家理论认为，儒经中已经提供了制度典范，其中所描述的制度绝非纯理论或乌托邦体系，而是曾经存在的客观。既然如此，这种制度应当是可以实现的。北宋的改革家们辩称，正是因为人们反复寻找推行真理的途径而不得，才把它当做高明而虚幻的空谈束之高阁；而为了挽救危局，迫切需要厘清古老经典中的基本原则并将其付诸实践。他们的目标是设计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制度，以便提高道德水准。他们相信道德价值观与功利主义目的可以达成一致，换言之，好的制度既有助于提高道德水准，又是实用的。从这层意义上，这些儒者可称为制度改革派。(www.xing528.com)

前文曾经提到，王安石是改革的首要倡导人。在他的新政或称变法体制之下，政府变得自信而武断：它插手贸易，在播种季节向农民放贷，帮助他们启动生产。改革纲领的前提是一个积极而不断循环的、带有通货膨胀效果的不断扩张的经济。政府和那些勤劳而积极参与经济活动者的腰包都将变得鼓胀。政府取消了征发劳役的做法，改为服役人向政府纳税，政府灵活使用税钱雇用劳力完成所需服务。政府还将农民组织为自我警戒的单位，又分派部分家庭养马以助边防。后来，王安石又改革科举考试制度，下令举人入太学接受训练和测验，重视国家事务问题的研习。他还为专习法律的举人建立了专门的考试科目。在道德保守主义者和其他改革反对派看来，这一切更像是法家而非儒家。为了反驳，王安石引用儒经来支持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道德价值观不能脱离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

王安石是真正的儒家，还是误入歧途者？他对制度的重视究竟算不算儒家真谛？这些复杂问题，这里毋庸讨论。我们要提到的是如下事实：在王安石变法的余波中，灾难降临了。1069—1085年最初的变法之后，保守派接掌政权，恢复旧制，大开倒车。到了1093—1125年，就在北宋大厦倾覆的前夜，保守派失势，大部分变法措施重新付诸实施，这就是恢复变法时期，又称后变法时期。丧失了王安石的理想主义初衷，改革精神化为乌有，道德上毫无顾忌，贪赃枉法肆意公行，拒绝革除任何改革体制的弊端，对那些继续反对改革的保守派进行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皇帝好大喜功、奢侈无度，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所有这些，使得恢复变法时期聚集了一批声名狼藉之辈。结果，政府漫不经心地向边境派出了远征军，最后却招来了女真人的入侵和王朝的崩溃。

1127年年中，南宋朝廷在矛盾重重的政治氛围中建立。改革计划、措施宣告破产，声名扫地。没有人敢再公开鼓吹改革。然而，大多数官员都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职业官僚，已经习惯了改革体制下的路数，也不会太欢迎那些来自其他儒家派别的反对意见。但是，最初的保守反对派、其他幸存下来的批评者以及他们新生代的追随者，特别是一个或当称之为“道德保守主义者”的集团——这些人却要求政府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抨击各项改革措施毫无价值、不合时宜、不道德，应当加以唾弃；并坚定不移地认为，既然王朝灭顶之灾的近因存在于恢复变法时期之中，那么，潜在的麻烦就来自于最初的变法本身。王安石将他所鼓吹的功利主义置于道德之上，又将国家置于社会之前，本末倒置，就像是让车去拉马一样。保守主义者主张，当务之急是旗帜鲜明地弘扬儒家正统道德原则。

但是，在南宋的头几十年中，保守派并未取得政权。原因多种多样，其一是当政官僚的抵制；其二是皇帝的矛盾心理；其三是保守派自身的弱点：第一，他们几乎拿不出具体的替代性政策措施。第二，他们中极少富有才干、技巧和经验的行政官员，来应付风雨飘摇中的王朝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和危机。第三，在危机时期，政治上的暂时妥协是必要的；然而，多数保守派却认为妥协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一无可取之处。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保守派自身的分帮结派。

保守派分帮结派的原因有三：第一，许多保守派的学术倾向狭隘而僵化，基于对儒家原则的不同解释，其内部通常不能达成一致。第二，在朝廷上，他们又分为具有小集团倾向的地缘或乡土群体：洛党（来自黄河下游）、朔党（来自黄河上游的高原地区）和蜀党（来自长江上游自给自足的四川盆地）。褊狭的乡土心理与学术上的僵化纠缠在一起，引起分歧和倾轧。第三，保守派的首领之间存在着单纯的个性冲突。说保守派的事业严重缺乏政治领导，绝非有失公平。

保守派的政治哲学虽然千差万别，但一般都缺乏创造性、长远眼光和震撼力。直到12世纪，一股全新的思想浪潮空前地壮大了主流思想，它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将儒家哲学提升到空前绝后的高度；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它将整个儒家遗产融入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当中。^[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