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两宋之际的转折，必须聚焦于从女真入侵到高宗（在位期间1127—1162）中兴、在南方再造宋朝的时期。此期既有表面上的大变动，其间所发生的一系列关键事件更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以往的研究却大多围绕着几个战争英雄以及南宋朝廷所接受的屈辱和平。事实上，古代的史学家为我们研究此期的朝廷政治和思想文化氛围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其主干包括《宋史》、《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以及相当数量的士大夫文集和各类笔记小说等。[21]
两位历史学家在事后迅速而敏锐地意识到，此期正是帝国的存亡之秋，他们各自完成一部有关此期历史的宝贵著作。第一部《三朝北盟会编》[22]，是一部资料汇编。经过筛选的资料按编年顺序附录在每一重大事件之下，此事与彼事之间的联系往往显得不甚清楚。汇编者既没有打算组织这些信息，也不打算评价它们，但却搜集了196件原始史料和其他散见的士大夫记载中透露出来的信息，我们应当为此感谢他。
第二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堪称典范，著者为史学名家李心传。[23]建炎是中兴之主的第一个年号，因此，该书又或可称为《南宋建立以来的要事编年》。举世公认，李心传是一位能以最小的偏见最大限度地传递信息的学者。这种品质施之于一段多事之秋的历史的写作，更显弥足珍贵。1800年左右，中国传统史学正处于实证研究的巅峰时期，几位著名历史学家通力合作著成不朽巨著《续资治通鉴》，其中大量引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其著者只在其中少数记载中发现有细小的错误。[24]
然而，宋亡之后，在蒙古人统治时期，《系年要录》却从政府和大图书馆中消失了踪影。令人不免惊讶和遗憾的是，官修《宋史》的编辑者从未看到过这部书。还好，到了明朝初期，这部书又悄无声息地重现人世，与大批书籍一同被编入15世纪早期的巨型百科全书《永乐大典》，而当时的历史学家还没有注意到它。只有到了1773年，它才被“重新发现”并整理恢复成为一部独立行世的著作。这就使我们比那些主要依靠正史的前辈研究者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实际上，本书的主要资料正来自这部《系年要录》。
仔细研究《系年要录》便会发现，在这个大转折的时期，存在着三个互有重叠而又各具主题的不同阶段。第一阶段，女真入侵和北宋悲剧性的灭亡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震荡与屈辱。最让知识分子们感到震惊的，是那些他们熟识或曾闻其名的众多士大夫的无耻行径。显然，已有的儒家学说，不管其内容多么丰富多彩，在那些令人震惊的恶行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这个粗暴的警示鞭策那些幻灭的知识分子要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他们相信儒家遗产亟须重建和加强。因此，第一阶段的主题便是震荡和反应。
第二阶段大致起于1132年杭州被选为朝廷的临时行在，止于1138年正式定都杭州，其主题是知识分子从关注制度转向道德关怀。南宋初期，不论是否出以公心，许多知识分子将帝国的衰亡归咎于1069—1085年间武断的变法，以及这场变法在1093—1125年的再版。中兴之主赞同这种观点，并由此关闭了通向全面改革或任何机构变革的大门。富于怀旧色彩的王朝复兴观念引发了保守思潮，人们梦想回到太祖皇帝的黄金时代或至少变法之前的美好旧时光。一些知识分子怀着对变法及其恶果的强烈反感，不仅支持保守主义，而且身体力行，在对儒家遗产的解读中极力强调道德，坚信道德的方法是惟一出路，主张国家和社会都必须遵守道德，本书因此将他们称为道德保守主义者（moralistic conservatives）。
第三阶段持续时间相当长，从1139年与女真人进行和平谈判开始，一直到1162年中兴之主选择退位。这一阶段见证了道德保守主义者的儒家理想被现实权力政治轧为齑粉的事实。与其愿望相左，知识分子们发现朝廷变得专制，有时甚至是独裁。出于战争的需要和国内国际双重的安全考虑，皇帝更倾向于大权独揽，在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头等大事上自己单独拍板定案。当务之急有两项，一是让女真人停止侵略，二是将权力从那些不够忠诚听话的大将手中收回来。1141年，他决定以屈辱的条件接受和平，并将权力托付给一位代理人以便平息反对意见。接着便出现了一连串反应，反对和议的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数是从道德标准出发的保守主义者，不断以非官方手段表达批评。在皇帝的支持授意下，其代理人、权相秦桧（1090—1155）将打击和议反对派的行动扩大成为压制不同思想、政见的一般性政策。[25]压制的后果便是专制上升为独裁。这位权相死于1155年，之后，皇帝改变了一些极端的做法，但无意放弃压制政策，更谈不上改弦更张了，令人窒息的氛围仍然存在。(www.xing528.com)
在错综复杂的整个转变过程中，思想文化的多元性几乎从未得到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生命力在消退，首先是从政治领域，然后是从思想文化领域，接下来，这种受压抑之后的谨小慎微的情绪向精英文化的其他领域弥散开去。知识分子首先发生变化，其他士大夫先是观望，而后跟进。整个统治阶级也随着精英的转向而转向，其影响逐渐波及到整个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由此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
中兴之主统治的结束宣告了三个转型阶段的终结。其后，思想文化—政治氛围曾经出现显著改善，允许出现批评的声音和不同政见。开放的氛围持续了30年，直到1190年代。在12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中，出现了严重的皇位继承危机。第四任皇帝宁宗（在位期间1195—1224）基本不管事，又一个权相韩侂胄（1152—1207）崛起了。为了驱逐、压制批评者，这位危险好斗的权相正式禁绝了新儒家，而后者正是道德保守主义者的传人和朱熹的追随者。
对新儒家的迫害使政治和思想文化氛围更加黑暗。韩侂胄率军对女真人开战，战争以错误筹划肇始，以失败告终，韩被处死。此后，情形缓慢好转，一些新儒家的追随者在朝廷上取得显赫地位。但是，他们既未能打破因循，也没能扩大知识分子的眼界，却力图将自己的信仰奉为儒家正统，希望藉此将粗暴的独裁从专制政体中抹去。国家最终将他们所鼓吹的理论确认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然而，这胜利却得不偿失，因为专制政体从未真心诚意地要把新儒家理念转化为现实政策。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新正统本身反而成了专制政体的一种新的附和依从，压抑了成长的动力和多元化的发展。
好也罢，坏也罢，新儒家却持久地渗入了整个社会。直至1898年，在西方的冲击和日本战胜的影响下，中国方才出现近代化改革的迫切要求。在接连几代知识分子对变革的思考与辩争中，传统中国解体了。
为了从深度和广度两方面进行观察，有必要变换镜头和角度。以上，我们对儒家的不同派别作了一番笼统考察，并特别谈到了强调道德的保守派；下面，我们要把镜头转过来，看看保守主义者是如何随着专制皇帝和他所任命的宰相的关系的变化而发展的。为深入了解皇帝和宰相的关系，需要对一位宰相的政治生涯作显微式的观察；而后回归宏观视野，来观察其后果——国家正统思想的出现。最后，我们会再次换上望远镜头观察这一切与现代生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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