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向内在：线索与方法

治史者多依兴趣之不同而偏重北宋或南宋。例如，研究北宋政治的论著多于南宋，而研究南宋经济和艺术的超过北宋。研究哲学的论著，大量集中于南宋的领军人物朱熹（1130—1200），有时还将这位正统新儒家的集大成者和开山鼻祖比拟为托玛斯·阿奎那。美中不足的是，这些论著很少明确注意到11、12世纪之交所发生的变化。对于变化的原因，一般论著的看法虽有欠深入，但却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寻根究底。^[14]

第一个观点是政治地理学的：相对于大金，南宋版图萎缩，沦落为次等国家，士大夫的眼光和视野因而变得短浅低下。这理论看似合理但并不充分。北宋的领土比大唐要小得多，但其士大夫却从未受到类似的限制。事实上，南宋的地理面积也不容低估。它开发西南，拓展其内陆领土；它改善交通手段，成果几乎遍及全境，让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地远行。人们可以通过旅行来扩展视野，但参与者中士大夫为数寥寥。同样，随着海上交通线的开辟，人们可以到越南、泰国经商、游览以至定居，但参与其事的士大夫屈指可数。事实如此——虽然南宋的军事和外交相对软弱，但其文化的优越地位和优越感并未受到挑战。

第二个观点与第一个相关联：为抵抗外族威胁所消耗的巨额军费，奢侈腐朽的统治，导致文化发展资源不足。军事耗竭了资源，这是事实。但是，可供资源这一因素在文化发展中究竟是否具有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仍然值得质疑。再说，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考虑：士大夫在自己的财产之外，是否还曾经力图从国家和地方集团中调动更多的资源用于他们所热衷的文化事业？

第三个观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思路：财富集中在地主或土地所有者阶级手中，他们沉溺于舒适享乐和奢侈品，既不为经济发展进行再投资，也不支持文化进步。但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统治阶级兼文化精英是由作为经济集团的地主阶级和士大夫重叠而成的。因此，只能说：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统治阶级的利益与被统治阶级，甚至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相违背。如果是这样，那又怎么解释社会结构与南宋相同的北宋所取得的辉煌文化成就？

第四个观点来自典型的中国传统历史观：皇帝没能听从儒家的好建议，作了坏决定。当皇帝在其位而不亲其政，将权力托付给代理人时，后者蠹政祸国，情况会变得更糟。这个观点基本正确，但还不足以回答我们的问题。毫无疑问，代理人可以决定政策和政局。但是，坏的政策和政局是如何影响知识分子的文化取向的呢？这中间是否存在一个被忽略的环节？

上述观点是解决问题的有益线索，不可置之不理。比如，南宋士大夫的见识确实呈现出受地域限制的特点，但这不是因为帝国的范围比以前小，而是因为他们居住得彼此太过靠近。出于对政治利益的考量，他们希望尽可能久居首都临安地区。他们在邻近首都的地域购置私人住宅和地产，比如杭州湾沿岸、长江三角洲或浙江东部。事实上，同故都开封相比，杭州的景色和气候都更加宜人。^[15]再说，长江三角洲和浙江的太湖流域早已成为中国的文化中心，这一点可以从中国文化史比如绘画史中得到了解。因此，当开封不再是首都，构成大多数中国城市的最重要因素——官僚退场之后，开封便退化成为不起眼的地方性城市。相比之下，临安则不同，即使不再是政治上的首都，它的自然环境，它作为港口城市的商业便利，以及它处于两大文化走廊结合点的位置，都使临安得以继续它的繁荣。与之相矛盾的是，生活上的不假远求于门槛之外，却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南宋士大夫视野的狭窄。

强调资金耗于军事或者地主阶级奢侈生活的观点，启发我们联想到儒家内部的不同派别。王安石变法时期，北宋曾经采取激烈措施推进行政改革，寻求天下之财的生长之道，限制税收体制中的误收、滥收，大刀阔斧地推行各种机构改革。^[16]改革措施的废除不只是一桩经济事件。正如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用经济原因解释历史的理论通常所宣称的，它是一项关系到整个地主统治阶级的政治决策。当然，决策的制定还取决于官僚集团当权派的思想派别以及当时盛行的思想取向。

由此导向第四个即传统观点。除了判断皇帝或其代理人德行的善恶之外，现代政治学希望寻找进一步的解释：他们究竟握有多大权力，和别人分享的权力有多少。这就需要我们对权力结构加以检视。当宫廷和官僚能够有效地控制军队和各级地方政府，我们说中央控制（the central control）是坚强的；当皇帝或其代理人独立行使中央控制权——无论是出于个人意志还是制度使然，而官僚只能例行公事地从旁赞助，我们称之为宫廷的集权（concentration of power at court）；当决策由皇帝或其代理人独断或二者共谋，而官僚基本上无所折冲于其间时，我们称之为专制（autocracy）。专制是君主政体的一种独特运行模式。(www.xing528.com)

在专制政体下，官僚分享行政权力但极少参与决策。当专制君主或其出身高官的代理人大权独揽，对反对意见采取不容忍甚至压制态度——不论这反对意见来自其他官僚、在野知识分子还是信仰坚诚的民间学者——专制便上升为独裁（absolutism）。独裁是君主政体的另一种运行模式，其本质，不仅意味着对决策权的任何分享都不复存在，还意味着对官方意识形态（例如儒家思想）权威的否定和游离。但独裁尚非暴政（despotic），因为它还颁布法律并有序运行。当然，权力构架的实际运行往往叠合了多种模式，中央控制、集权、专制、独裁等概念只可作为参照而已。

在宋朝，皇帝及其代理人之下是普通官僚层级。他们拥有自己的行政权限，可以通过官方或私人渠道表达个人观点，以此来扮演其政治角色。统治阶级中的这一群体，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士大夫”。有趣的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斥责他们，传统和现代的中国学者批评他们，但都没有具体分析其政治角色，更谈不上将其知识分子角色从政治中剥离出来独立分析，而忽略这一活跃的历史因素必将使我们错过大段的历史或曰事实。

那么，宋朝的士大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他们是受过儒家经典及相关知识教育的无数个人，因此有时又被称为“士”。通过荐举或科举考试，他们成为文官集团中的终身成员或曰职业官僚。如此这般，他们构成统治阶级。他们拥有土地，但是一般而言，以中国社会结构的价值标准衡量，这一点对他们来说远不如权柄、官阶、学术声望来得重要。士大夫兼学者与官僚于一身，故此，下文将着重考察其学术和政治两方面的活动是如何交织结合在一起的。

在宋朝，随着财富的增长和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书籍付诸印刷，科举考试的吸引力大大提高，知名学者、成功士大夫的地位也在不断抬升。但是，本文无意对其全体作出研究，而要把注意力集中于几位最杰出的知识分子。

在这里，知识分子指的是什么？它不是诸如学者、作家、有学问的人、院士、教师，甚至有学问的官僚或明智的政治家等等宽泛名词的同义语。知识分子是具有精英地位的杰出学者，有着公认的学术成就，通常拥有官职或曾经在政府中供职；他关怀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利益，并能与他人分享其关怀，通过分享影响或试图影响思想和公共事务的发展趋势。这个定义将大多数普通文人，即“布衣”排除出外。丝织品是拥有官阶或功名的精英的社会标志，普通文人则无权穿用，故称“布衣”，其社会地位低于精英。的确，不少“布衣”以其卓越的学识成为杰出的民间学者，获得了一些显要士大夫的尊敬与庇护，并能在地方教育或其他社区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他们通常缺少权力，其社会地位与精英并不平等。因此，严格说来，此类民间学者，除非曾经影响一时之思想文化—政治走势，不可目为知识分子。同样标准适用于对功名持有者和士大夫的考量。其中的某些人确实比别人更有学问，并以其渊博的学识或其他成就受到侪辈的尊崇，又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他们称为知识分子。

宋代知识分子共同珍视的价值观念集中在国家事务和社会福利两大领域^[17]，他们通过对此类价值观念的探询追索寻求真理。真理即儒家所谓的“道”，其含义超越各种特定学术专业的狭隘范畴。^[18]尽管一般而言，一个知识分子总要通过科举成为官员，但是，对“道”的最高追求始终要重于他对官僚生涯的渴望。^[19]他是一个官员，却从不把自己局限在衙门的日常争讼中，而是保持着广泛的兴趣，关心国家政策、道德水准、精英行为、哲学倾向、社会福利和教育。一句话，他关怀儒家的理想生活之道。当与现行政策相忤时，不管在位还是遭罢免或主动辞职去位之后，他都会保持着同样的关怀而成为反对派精英的一分子。不管情势如何，他始终有一份同他人沟通的强烈欲望；因为他知道，单人独马绝不足以实现这些公共利益，必须说服其他人与自己朝着同一方向努力。简言之，知识分子是政治—思想文化舞台上的领衔主演。

这个定义不独适用于宋代中国。对国家事务的关怀和强烈的积极沟通意识对于其他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同样适用，比如法国大革命前夜（那是“知识分子”一词最早出现的时代）和俄国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当然，现代的革命语境与宋代无关，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儒家信仰从不主张用暴力改变社会秩序。^[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