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差异：古代与晚近中国的关键分割

现代历史学家大多倾向于按照中国史料传统，以朝代划分中国历史。然而，将宋朝——北宋和南宋——视为一个历史时期却可能是一个陷阱。千真万确，当女真人控制了北宋首都开封和令人魂牵梦萦的中原之后，继起于南方的王室和政府都将自己视为宋王朝的合法延续。然而，此际的中国却经历着巨变。就在北宋灭亡以前，经济重心已经在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后来，南宋在那里建立了首都临安（今杭州）。^[1]经济而外，还有文化和政治的转折，而后者正是本书的研究主题。毫无疑问，南宋初期发生了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使南宋呈现出与北宋迥然不同的面貌，而且塑造了此后若干世纪中中国的形象。

现代历史学家常常忽略两宋的差异，而更重视唐宋之际的巨大分野，即古代中国和晚近中国的分野。其中更有人在宋代观察到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洪流，因为宋代生活的许多特征都与几个世纪以后近代欧洲的发展相类似。^[2]

举例而言，在政府方面，宋代继承并发展了唐代的官僚行政体制。^[3]皇帝之下，是庞大的集权制行政机构，其成员为士大夫，其中的大多数通过公平的书面考试入仕，通过资历、德行评定和荐举循资迁转。他们遵循特定的律、令、格、式和编敕处理行政事务。这些官僚并非拥有封建领地的世袭贵族，因而需要在城市里置办永久性居所。在宋代中国，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有两打之多。当威尼斯和巴黎还只有10万居民时^[4]，北宋首都开封就已经拥有100万人口，而南宋首都临安的城市人口则达到150万。更重要的是，开封、临安以及其他大城市是活跃而开放的^[5]，商业、手工业和娱乐业欣欣向荣，儒、释、道三教的活动和节日并存，纸币在流通^[6]，印刷术（尽管还不是活字印刷）使书籍变得容易获得和相对便宜。生活优裕的士大夫与劳动阶层比邻而居，朝夕相对。官员、商人、香客和流浪艺人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旅行，将市民文化传播到乡村，返乡过节的工人则把最新的流行带回家乡。尽管只有少数商品已经形成全国性市场，多环节的供应渠道却已经使得大米、茶、丝等商品形成了地区间和地区性的贸易市场。

与市民生活同等重要的是农村生活，宋代经济的基础是农业，是当时世界上最高产、技术最发达的农业。^[7]早熟水稻良种的推广使得同一地块上的一年两熟制成为可能，而与此同时，欧洲却仍然盛行着落后的二田制或三田制，每年都有一半或1/3的可耕地处于抛荒状态。灌溉用水车以及水动的给水、排水、脱粒、碾磨机械的发明使中国的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加之大约人均两英亩的可耕地，所有这些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农业国。制造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瓷器等优质商品的制造方面，许多工序是在拥有500名雇工的工厂里完成的，这些工人按照一定的劳动分工工作。^[8]

所有这些关于宋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听起来的确相当“摩登”，因此，此期有时又被贴上中国近代初期的标签。^[9]然而，这种观点却不无漏洞：宋代中国之后，既没有持续的近代化进程接踵而至，以后也没有出现近代化的发展。近代化的外表之下，却自相矛盾地生长出顽固的传统。那些可以被描述为近代特征的东西，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它们继续发展，但不是扩展成为新的思想和技术，而是不断地自我完善。举例言之，尽管出现了商业主义的抬头和经济的不断扩展，士大夫们却仍然瞧不起商业和制造业，而更愿意追求经典教育和仕途。首先是政府作为团体，其次是官僚作为个人，构成了商品的最基本消费者，而两者都无意推动商业的发展。11世纪中叶王安石变法之后，他们甚至对政府计划经济也兴趣全无。相反，当时势艰难时，他们强调节俭，重申儒家对于父系家族集团的重视，以此来促进人际互助。^[10]族规家范重新强调祖先崇拜的礼仪和儒家关于家庭的实际责任，其理由正和数百年前这些观念被首度表述出来时相仿佛，那时处于贵族社会中的人们渴望通过建立人际纽带寻求安全感。^[11]从以上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方面来看，宋代中国特别是南宋，是顾后的，是内向的。许多原本趋向洪阔的外向的进步，却转向了一连串混杂交织的、内向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强化，这中间必有缘故。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解释这一系列奇特的转变？

如果抛开二者表面上的相似性，不再生拉硬拽地将宋代中国的变化同近代欧洲相类比，那么，事情也许就不再那么令人困惑了。^[12]造就宋代中国种种变化的，与促使欧洲最终迈入近代化的，是全然不同的环境和力量。宋代中国既有新的创造，也有对既定观念的革新；既有对新领域的开拓，也有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所有这一切都以独一无二的中国道路行进。宋代以后的中国或可称为新传统主义的，因为它重新发展了中国文化，在旧的基础之上萌生新的变化，新的变化又融会为悠久传统的一部分。而这传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不断经历修正、更新、丰富、完善的有机体。(www.xing528.com)

打个比方，宋代中国就像是一棵茂盛的老树，它爆发出令人称奇的生命力，长得比从前更高更大，新枝嫩叶覆盖着树身，树干下古老的根须在伸展。而后，一个风暴的季节损耗了它机体内部的活力。残存的生命力转变成自我保护的功能。老树尽可能顽强地继续生长，而它的大小和形状却保持不变。那么，什么是它机体内部的致命变化？

仔细考察两宋之际的中国，给历史学家们留下印象更为深刻的往往是11世纪即北宋中期的多姿多彩的发展进步，而不是这些进步在12世纪即南宋所发生的转变。然而，更深入的研究却将使我们的观察更为敏锐。事实上，就在12世纪持续发展的表象之下，质变已经出现。

抓住两个世纪之间质的区别的最便捷的办法，是强调彼此间的显著差异。这在方法论上是可行的，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差异并非全部事实。它们只是我们从自己的角度观察所得的镜像，正如我们在特殊光线下透过放大镜所看到的那样。

11世纪是文化在精英中传播的时代。它开辟新的方向，开启新的、充满希望的道路，乐观而生机勃发。与之相比，在12世纪，精英文化将注意力转向巩固自身地位和在整个社会中扩展其影响。它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怀旧和内省，态度温和，语气审慎，有时甚至是悲观。一句话，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

延续、综合、提炼的趋势并不意味着12世纪的精英文化走向保守。“保守”一词的字面意思无法揭示12世纪文化的真实意涵，事实上，它从未停止发展。相反，它向着比过去更深刻、更纯正，有时甚至是更高明的境界发展。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最重要的是，深深地植入了全体中国人的寻常日用之中。这一点，特别要归功于新的儒家哲学流派即通称新儒家的努力，他们致力于教育和社会的重建。新儒家兴功之巨，惠人之众，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是绝无仅有的。^[13]但是，他们的努力绝大多数遵循固有轨道，极少试图探寻新的方向。简言之，精英文化在发展，但其发展限定在固有的范围之内，其创造力遭到了抑制。正是在此意义上，本书认为，从12世纪起，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转向了内向化。当然，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又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