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机构只有十到十二人时，会计工作相对而言很容易，要计算的数目和金钱数量都不大。随着大量增援人手的到来和新工作站的开设，会计工作越发繁忙，特别是对本已负担过重的人来说。为了缓解这种情况，克劳其于1908年被派来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经过短暂的中文学习后，全面接管了机构的会计工作。
会计的职责不仅仅只是记账。他对成都和整个机构来讲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要为全体干事发薪水，并把支票送到上海去换成可流通的银圆。我们干事的数量比开始时已经增加了15人。1915～1916年年间，机构在职干事67人，另有16人在度假。同年在各工作站之间有2278次资金周转、汇票或支票往来，上海兑现资金的支票数额共有172738加元。从表8－10里可以看出收支的发展。
表8－10 历年收支情况
机构早期的银圆主要来自当地钱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机构财政信誉的增强，我们赢得了大量有信用的支票和偏爱与当地钱庄进行交易的顾客。中国人把钱寄到各地和全世界。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但随着两家加拿大银行在四川开设，当地人对银行的信任加深了，并且银行已从中得到部分生意。我们在失去部分顾客的同时又从加拿大国内机构中获得了稳定增长的客源。
辛亥革命期间，多次纸币的发行扰乱了货币市场。每位执政者都发行自己的军票，在当时民众被迫接受这些。为应付这种情况，商人提高了商品价格，并且当辛亥革命第一波浪潮退却之后，军票就成了市场上的毒药，直到这些被赎回之后市场才得以稳定。二次革命[9]同样扰乱了市场。这次再没有新发行的票据了，但是银行遭到了抢劫，而且用于流通的票据被大大延期了。自从票据被抢之后，银行便拒绝承认这些票据。我们也只好等着新的解决方法出台。二次革命爆发后，政府宣布国家银行延期偿付，这样就不可能马上从这里获得任何银圆。令人担忧的是，被派来平乱的士兵抢走大量的银圆，在市场得到相应银圆补充之前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以前用作支付手段的白银和现在全省各地使用的货币有很大不同。中国正在迅速制定全国性的货币和通行的标准。过去，用来交换的只有银锭或银块、铜钱。前者在每次交换时都要称重量看成色，许多诡计因此诞生，即用银皮包裹铁块来冒充银块，或在里面掺杂质以降低成色。现在，银锭已成历史，十进制的银圆和纸币很快取代了银锭的位置。这里有这国家和省级的纸币。长久以来，各省的钱只在本省流通，但去年各个省的货币在四川也开始合法使用了。各个省内辅助硬币与纸币之间的关系是不断变化的，而在四川则是依据其票面价值……尽管一些铸币厂经理有能力通过减少重量来铸币，人们发现四川省内每价值一百元的钱要比通行的“袁大头”轻3盎司（约85克）。
铜钱也发生了变化，中心的方孔形状让我们想起祖先使用的一文钱，正快速退出市场。它由10、20、50、100和200面额的硬币所代替。白银的短缺加速了这一过程。事实上，一千枚一文铜钱的重量相当于4400枚10分面额的硬币，以及10000枚5毛硬币，以此类推。这又是缺钱的政府改头换面来赚钱的另一个方法。
有统一利率、运行良好的邮政系统，相对运行良好的电报设施的机构也在中国的财政系统中成绩斐然。
纸币流通的另一个结果简化了机构的会计工作。机构的汇票是用金圆或加拿大元做出来并在上海兑现。银行先把它们换成白银，这在名义上相当于一盎司银子，但事实上只是一个记账术语，并让银行有机会赚取额外利润。四川省内各城之间银两的价值不同，并且从一个工作站到另一个所支付的白银必须考虑不同的重量，从中你可以了解到交易中错综复杂的情形。但随着纸币的到来，记账的单位由银两改成了元，工作也轻松了许多。四川纸币与上海墨西哥元之间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上海与四川的白银之间仍有差异，但在省内银圆与纸币的交换利率是固定的，七钱一分银子等于一元纸币。
由于国内董事会捐助的钱都是金圆或加拿大元，这样的话，金圆与墨西哥元之间的兑换对工作而言就是至关重要了。在战争之前和头一年中，交换利率对我们有利。每一金圆相当于这里的2.5墨西哥元。但随着全世界金银相对价值上涨，现在利率升至1.80元兑换一金圆，或墨西哥元升值37.5%。这意味着我们拨款减少了1／3，严重性凸显无遗。后来，付款以铜钱计算，在银圆和铜钱之间交换利率较高，而铜钱在过去两年当中升值了28%，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我们的损失。这样的升值并没有太大的帮助。由于辛亥革命，我们所有的支付都以银圆为基础，以此来补偿高得多的生活开销……
1911年，理事会指派布林格先生到重庆作为药剂师。同年，理事会通过任命及解决方案，标志着重庆商业代理的开始。
对这项任命的需求是双重的。一方面，地区的扩大使机构认识到派人专门管理商业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由于我们各个医院和药房大量使用药品，在重庆推动建立一个医药供应站是明智的选择。
到达重庆后，布林格开始着手建立华西药品站，并组建国内商业圈。国内代理处是为经过重庆的成员休闲服务用的，这项工作很自然地落在本省商业代理人妻子的肩上了。这确实迎合了真正的需求，在过去的一年当中（1915～1916年）这里接待了四十多名客人。
商业代理人的主要任务是转发机构和员工的货物。员工吃穿、药品和工具以及建筑所需的大量物品都要依赖加拿大提供。蒸汽船会将货物运到宜昌，但从宜昌到重庆，从重庆到各个工作站则必须用当地的舢板来运输。在重庆接收货物，转交到各个工作站由商业代理人负责。
在商业代理点开设之前，货物是被运到宜昌后一直等到度假回来的干事经过那里，再由他把货物集中起来过海关，把货物装到船上，再尽可能把它们分发到各个工作站去。这类事情通常让干事在宜昌滞留好几个月。
从去年（1915年）理事会的情况可以多少看出商业发展的程度。在重庆大约从五十二条舢板和蒸汽船中卸下了一千一百多包货物。有超过一千四百多包货物被送到各个工作站。
布林格先生于1911年3月到达重庆。当年秋天，所有的干事都被要求到边境去。然而，布林格去上海后到1912年秋这段时间里，做了大量工作，与那里的公司建立商业联系，并安排重新开设代理处。(www.xing528.com)
回到重庆后，布林格先生继续从事工作直到1915年5月外出度假。其间他于1913年1月访问了在成都的理事会，正如后来所看到的，1913年的理事会通过了对商业代理产生深远影响的决议。在布林格度假时，现在的代理人接管了这项工作，他是由1915年理事会所指派的。
1913年的理事会授权建立建筑供应部和家庭供应部。机构资助了建筑供应部。不幸的是，送到国内的预算被忽略了。1914年理事会又一次通过了两千金圆的预算，但战争的爆发让理事会不可能提供这笔钱。因此，建筑供应部到目前为止只在理论上存在。然而，对此的需求却逐年增长，所以我们希望当拨款最终到位时，这个部门能为机构提供很大的帮助。
同一个理事会通过了另一笔三千金圆的预算来发展药品部。不幸的事又发生了，这项拨款与建筑供应部所筹措资金面临了相同的命运。然而，药品部（现在是医疗供应部）对医生是有用的，尽管作用有限，但这是因为库存很少。
1913年理事会授权建立了家庭供应部。每位成员都捐赠了十五元（当地货币）。尽管资金有限（共计约一千三百元），在布林格的有效管理下仍取得巨大发展。事实上，它的发展如此快，以至于必须对此进行重组。1915～1916年理事会对重组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三名成员组成委员会，在1916年1月向理事会提交报告，随后由会议通过。重组的计划包括了整个的商业代理，但主要是关于家庭供应部。成员以向这个部门捐赠货物的方式提供资助。最少的金额为一百元。干事们对家庭供应部的信任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理事会采用改组计划六个月后，全部的订货额已达到一万元（当地货币）。尽管要确定这些还为时尚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供应部会变得越来越有用。现在，成员向上海或国外发出日用品订单。几年后家庭供应部就会让成员们不必发出这些订单。因为它的库存会越来越多，这样的话对成员来讲会很方便。几年后，我们是否能为好几个机构服务？到时候，不仅是家庭供应部，商业代理部的所有资源都能为其他机构服务，对此我们是否期望了太多呢？
从开始到现在，商业代理都租房办公，还要经常搬迁。1913年，理事会为购买商业代理地址和建立仓库划拨了七千金圆……1915年夏，机构为建房划拨了款项，在1916年春真正的建造工作开始了。叶溶清为此精心制订了计划，我们希望几个月后商业代理点会有自己的新房子，并能以比现在更高的效率服务机构……
（谢道坚）
【注释】
[1]译者注，原文如此，估计是说写不出方言。
[2]译者注，后文省略2000多字。
[3]译者注，杜荣易系英国著名建筑家，他设计了华西协合大学的志德堂，现为成都市最重要的文化建筑、教育建筑之一。
[4]译者注，前者为胡景伊，后者为陈宦。作者在注音时，将“胡”写作“Fu”，为四川方言发音。
[5]译者注，文焕章之子，长期致力于中加和平事业，1956年被《人民日报》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65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8页。
[6]译者注，作者在此没有写全名。
[7]译者注，该部分内容的作者是林则医生。
[8]译者注，这部分作者为魏斯特（S.P.West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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